阎守诚教授撰写的《阎宗临传》，今年初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传主和作者是父子关系，又是史学同行。此传依托了丰富的文献，且带着体温和亲情。儿子写父亲，容易产生子为父隐的偏向，偏离学术的中立性。作者对此有所警惕，力求以事实说话，议论不多，分寸得当，并无过头的溢美之词。在当今的学人传记中，当属上乘之作。

阎宗临1904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北京重华书院、朝阳大学，因经济困难而退学，同年参加狂飚社，由高长虹介绍认识鲁迅。1925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打工数年，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开始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当时罗曼罗兰有了解鲁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这个认识鲁迅的中国青年。这就使阎宗临成为罗曼罗兰的忘年交和中文译介者。他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博士。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赴国难，他与新婚妻子梁佩云辞别瑞士，启程回国。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阎宗临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任教，进入一生学术的高峰期。二战激烈进行的年代，他所擅长的欧洲历史文化，正是观察战争的深层原因的重要视角。他逐一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从中寻找战争的动因，分析战争的趋势，阐发中国抗战的前景和日本必败的理由，其学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阅读了大量欧洲文献，兼有欧洲生活和实地考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欧洲的历史文化的体系认识。他的讲稿，印成《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稿》等书，当时处于中国人认识欧洲历史文化的最前沿。他不但见地独特，而且文笔精彩。不妨体会一下他的行文风格：

“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去过罗马七次，看地孛河疲倦缓慢的水势，深感到他的回忆太多。在罗马，无处不表现这种丰富，使人感到迷离。丰富是生的别名，每块石头上，都有他不朽的生命，容十万人的斗兽场;二十二万四千平方公尺的澡堂，破瓦颓垣的政议场，无处不表现他的容量，为此，他成了欧洲一切的根源，而今欧洲的形势，也许从罗马史中发现他们的缺陷。罗马史在告诉我他一个真理：奋斗者生。但是奋斗必须以正义为目的，以群众的福利为皈依，倘使一切的行为完全以自己为主，恃强凌弱，必然要淘汰的。罗马的伟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

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定于一尊，马恩列斯毛的唯物史观成为不二法门。阎宗临先生原先熟悉的是伏尔泰、布克哈特一脉的文化史观，由此出发审视中西历史已经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这时已经被判定为唯心论，他只好从头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对象也从遥远的欧洲，回归本乡本土的古籍整理。他学术成果的数量，“以1949年为界，从1936年开始至1949年的13年间，有46万字，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的29年间有26万字”。除了注释几部古籍，发表几篇论文，仅在商务印书书馆出版了一本5万字的小册子《巴斯加尔传略》，还是在早年旧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晚年的学术，完全失去先前自由的思想和活泼的神采。加上辟处山西，耳目闭塞，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极少。他曾感慨，“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

他四十年代在撤退到云南蒙山的无锡国专兼课期间，结识了同事饶宗颐，比他年轻十几岁。饶对他学识赞扬备至，说“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大陆江山易主之后，饶宗颐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成就堪称辉煌。而阎宗临“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当然，这不是阎宗临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共同的命运。50年代以后，只有陈寅恪等极个别的史家拒绝宗奉马列，顾准等极少数的思想家在私下另辟蹊径，留下卓尔不群之音。在高等院校的史学讲坛上，大陆史学研究的公开平台上，几乎没有人可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就个人的命运而言，阎宗临教授并非最不幸者。除了文革期间，他和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其他时段在政治上、生活上还是得到了官方的礼遇。但他晚年对史学已经伤透了了心。他有六个儿女，从50年代到70年代都上了大学，分别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体育专业，后来都成为教授。因他极力反对，儿女报考大学时没有一个选择史学专业。阎守诚报考的是地质专业。后来地质系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他才改入历史系，成为子承父业的惟一传人，在阎宗临生后整理出版了他的遗著，如今又写成这部厚重的传记。

我和阎宗临教授有一层师生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8年春入校，系主任的阎宗临先生身体已经很衰弱，我虽然去他家和他见过面，但仅仅寒喧而已，学术上未得亲授。那年秋天，他与世长辞。当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各门课程，无不恪守五阶段论的历史框架，教师口中间或提及阎宗临先生，但从不曾介绍他早年的史学成就。我是到了90年代研究顾准，才挣脱了如来佛手的手掌心。2007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让我忽然醒悟，一位曾经近在眼前的学者，早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学天地，一个大师在我的求学之旅上遗憾地擦身而过。这是我有眼无珠，还是时代的宿命使然?

我和阎守诚先生是老熟人。他和我曾经两度同事。1974年初，举国批林批孔。山西也成立了写作组，由调研室副主任张恩慈主其事。当时虽然舆论环境很左，但张恩慈毕竟是一位有学术眼光的学者，从全省网罗了一批具有学术潜质的青年才俊，在苛岚县教中学的守诚兄也在其中。当时我在调研室工作，由此认识了他。后来写作组结束，守诚兄留在省委调研室，和我成了文教处的同事。他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君子，比我年长9岁，却和我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无意于仕途，先后离开官场，80年代到山西社会科学院又成了同事。后来他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书，又介绍我的连襟魏光奇调去，和他成了同事。他的弟弟阎守扶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体育系，和我有同学之谊。守诚托我和妻子关心他弟弟的终身大事。妻子有一女学生颇有文化气质，毕业后在另一高校教书，介绍她与守扶相识、恋爱，结成美满婚姻。近日，守诚让守扶夫妇将新出的《阎宗临传》赠我一阅。我阅读之后，感慨不已，写下了上述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