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像，这大概是某种红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但这一切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威胁性的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
各个国家的和各种牌号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公开对卡尔?马克思敬而远之，诚然，感恩戴德并非政治范畴。“谁也不是这种神”，不会变成相信进步的循规蹈矩的布尔乔亚。它和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区别仅在于：它有股息可剪，也有自己的工资。于是人们向它告别时，就像向一座纪念碑告别一样。纪念碑并未被推倒，可大家已决定不再去维护它。党的办事处解除和陵园的合约，陵园是受托照管纪念碑的，对陵园的银行付款委托也随之撤消。
资本家们冷笑。有朝一日在遭受蔑视的纪念碑前献上花环的也许是他们；从他们的感情来说，从他们的布尔乔亚的传统来看，他们有时会倾向于骑士风度；看到他们的幽默。卡尔?马克思失败了，被遗弃和被忘记了，“马克思这一章已经结束”。卡尔?马克思所指的、至今依然存在的传统的资本家在这种意义上是不会忘恩负义的；他对马克思的了解也许不仅胜过那些将他称之为“资本家”的人，他甚至还同意马克思这样的论点：经济状况决定历史和社会。但他描述经济状况时却不是依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他把无产者当作市民消费者，他一贯以实利的态度行事。他不驳斥马克思，宁可证实马克思的正确；正像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一下”一样，他将马克思翻了一个个儿。无庸置疑，他是用让马克思愤怒的方式来证实马克思的。因为对如此幸运的无产者是谈不上唤起其觉悟的，宁可让无产者幸运下去。马克思如在今天不会再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会说，消费是人民的鸦片，因而消费也就是宗教。吃喝这种消费是否有益于健康，尚不能肯定。对如此令人欣喜若狂的经济景气之类一定要刹车，对消费——这样富有积极意义的事物，对向往已久的福利一定要加以调节，以企业家一定要公开要求“牟利不可过分”，这肯定会使一个毫无定见的人惊诧莫名。展现在非国民经济学家，非马克思主义者，非唯物主义者——我声明我就是这种人——面前的是深渊。怪物在深渊中窥伺，然而深渊周围没有人能指名道姓地喊叫怪物。也许卡尔?马克思能做到这一点。“牟利不可过分”，这一客气的要求对每一位为这种利润作出贡献的人来说，尽管他们只是为孩子买了几双鞋，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儿平淡无奇，一位慈父在礼拜天的下午对孩子也会发出类似的喊叫的：孩子们在园子里玩橡皮管，声音稍响了一点儿——孩子们的嬉闹可能会吵醒正打瞌睡的邻人。
“睡着的狗不应去唤醒它”，这在所有的讨论中已变成一句令人喜爱的、无可争议的俗语。不过我要问一句，睡着的狗还有什么用场；难道它不该至少也偶尔醒来，打打哈欠，摇摇尾巴——再重新躺下？
在西方世界，从其声明来看，应作这样的理解：消费是新的鸦片（为了防止人们觉悟过来，马克思正是为这种觉悟而奋斗，看来鸦片还是需要的），而在东方世界，从其声明来看，则应作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自身则变成了鸦片。将马克思神圣化，将他的1850至1880年间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宣称列宁和斯大林为马克思的化身，这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歪曲更具恶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东方世界为革命、为清洗、为镇压对马克思的反抗、为将他化身为偶像而付出了血腥的代价。在东方世界的德国部分，培育出“马克思主义”的最糟糕的谬种。工人变成了吞食鸦片的市民，知识分子——自愿或非自愿地——被关进了象牙之塔，要么是监牢，要么是豪华的宾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形式缺少建立在真正革命基础上的最最起码的迹象。在一种后果不堪设想的、盲目跟从的德意志的倾向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将历史物质析离出来，于是便产生出卑躬屈膝、彻底顺从的德意志奇迹，这会引起列宁的狂笑，会使得马克思轻蔑地吐口唾沫。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似乎马克思都在被论证为是荒唐的。打着他的旗号的为数众多的派别，对其学说的数不清的篡改，使得他的名字成为激进派淑女聚会时的谈资，抑或成为绅士们的玩物——这些绅士们就像知道普鲁斯特一样知道马克思。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饥饿，这个世界还在散发着被剥削者的汗酸气，它似乎不再需要马克思。有可能，一百年之后，在今天世界上饥饿的地区，也不得不遏止消费，也不得不对经济增长刹车——要求企业家“牟利不可过分”，也许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邻人还在打瞌睡，狗还在睡觉，抑或说邻人已被吵醒，狗已被唤醒？历史的物质业已齐备，二十世纪的马克思竟告阕如。西方世界——它此外也在宣布信奉基督教——至今还像马克思提出他的理论一百年前一样，除了乐善好施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外还没有别的回答。在一个大多数人渴望吃饱的世界上，有人为了吃得过饱而发愁。这个世界——当然是在理论上——取消了贫穷；贫穷这一字眼对这个世界不再具有神秘的意义。贫穷一词已被无社会能力所取代——该词词义不断变化，多种意思混合在一起——是疾病，犯罪，不卫生的混合体。世界从此在唯物主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对马克思来说，贫穷一词所具有的也只是社会意义，一百年之久基督徒才算以此和马克思有了个了结，这是一种有道理的结果。贫穷原是基督和其所有圣徒的神秘的故乡，有着完全不同于社会意义的意义，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从而也掩盖了剥削，剥削才是贫穷的原因——基督和其圣徒有时是伪善者——，剥削将神秘的黄金变成了硬币。面对世界上的被剥削者，而今基督和其圣徒又陷于何等样的境地呢？看来他们的境况似乎间极其辩证的：他们为饥饿者带来乐善好施，带来福音。这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具有历史特色的福音——因为在基督诞生之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努力关心到穷人——向穷人宣告这种福音；他们带来了圣弗兰茨①和机器。他们向他们的孩子宣布卡尔?马克思为反基督者，难道他们能够完全放弃这样的马克思吗？抑制经济增长，调节福利，以及“牟利不可过分”这样美丽的话语正如阶级斗争那种严肃而又阴暗的字眼一样，很少是基督教的词汇。阶级斗争明确无误地意味着革命，而革命意味着流血。流血也在战争中发生，在为阻止革命而开始的战争中发生。卡尔?马克思不是政治家，他是思想家。他到处受到政客的讨嫌，一旦他和他们打交道。像拉萨尔这样重要而又亲密的同事那种煽惑人心的能力使他感到疑心。马克思能够甚至对失败进行辩证的解释，从而正视失败。“我从《莱茵报》被查封一事看到了政治觉悟的某些进步，因此我决定不干了”，二十五岁的马克思在不得不离开科隆之后写道，“而且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屈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以查封《莱茵报》的方式）。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9-440页，人民出版社，1972）
我可以想像，一个在德累斯顿的年轻的共产党编辑，一位比如说在杜塞尔多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应强调也是二十五岁——只要作必要的修正，就会在1960年给他的朋友写出一封这种字句几乎完全一样的信来。
马克思期望革命，希望革命，他知道他希望、他期望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社会所面临的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我坚信”，时年二十四岁的马克思写道，“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他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么，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们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56）
这是他二十四岁时写的，从那时到去世，他就一直献身于他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同时代的人认识到他的伟大，种种遗留下来的材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一点。莫塞斯?赫斯在给他的朋友奥伊尔巴赫的信中曾谈到写上述文字的青年马克思：“在这里结识一位男子，你将会感到高兴，他也属于我们的朋友，虽则他住在波恩，在那里他不久便会讲授哲学。你对此要有思想准备，也许你是在结识一位唯一在世的哲学家。他很快便会在公众中崭露头角（以其著作，登上讲坛），他将把全德国的眼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我的偶像名为马克思博士，他还是一个青年（不超过二十四岁），可他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一击；他将最深刻的哲学严肃和最辛辣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想想看，他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乱混在一起。这就是你所有的马克思博士。”
这位被描述的青年已经进行了引人注目的研究，有了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宏篇巨制般的论文：《论民主派的和伊壁鸠鲁的自然观的差异》，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有一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就已唤起了希望，焕发出伟大而又令人敬畏的光辉，这从同时代人所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人怕他，有人敬他，可大家都一样觉得他伟大。
正如莫塞斯?赫斯急不可待地将马克思看成是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的人物一样，年长几岁的马克思给英国人海恩德曼留下的印象是：不乏伟大的哲学家：
“我们离开了马克思的家，陪同者问我，我对马克思有何想法。我说，我想他是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话刚一出口，我就已觉得这个比方不妥。首先无法想像的是他会是亚历山大大帝陛下的廷臣。此外，他决不会为了能够以冷峻枯燥的方式去把握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脱离人类的直接利益，而这正是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特点。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包围着他的剥削和雇佣制度的憎恨并非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哲学家的憎恨，而且也是一种强烈的有着个人色彩的憎恨。”
如果把这位同时代人的说法当真，那么要问，马克思的憎恨怎么会是个人色彩的憎恨呢？从其出身，从其成长道路来看，他没有理由为了个人的缘故而去憎恨周围的充满着剥削的世界。
这位十九世纪最遭忌恨和最受尊敬的德国人不是出生在德国的中心地带，而是出自于一个僻静的角落特里尔，这一事实颇使人感到惊讶。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在特里尔，直到1835年他还就读于弗里德利希－威廉文科中学。特里尔是个宁静的城市，可对于普鲁士当局来说并非没有问题，普鲁士在这里尚未完全站稳。特里尔从1798年到1814年长达十六年之久一直是法国萨尔行政区的首府。大多数莱茵兰的青年人——正如青年时代的哥雷斯②一样——是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卡尔?马克思诞生时，特里尔归属于普鲁士才只有四年的时光，该城的形势和气氛要不断地上报柏林。其中有一篇报告措辞极为审慎，该报告撰写于卡尔?马克思十二岁的光景，那时他就读于弗里德利希－威廉文科中学四五年级，报告原文如下：
“政府管辖区特里尔的公众情绪也只能是如此。效果也总是引起这种效果原因的必然结果。因而对此加以责难的人士并无道理。不得不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居民的思想是法兰西式的，对普鲁士政府反感并加以抱怨。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官员，对该地区并不了解，对居民的思考方式也不理解，其中还有人企图通过这种不忠的对立得到好处，他们所作的这种判断是不明智的，这是一种令人愤慨的诬蔑。凡是能思考、能比较、并能加以判断的人都知道，公众情绪的转变必须有个过渡时期，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假以时日。在周围一片骚乱、动乱和叛乱之中，尽管有不满的苗子，莱茵省还是保持了公共秩序和安宁。怀着对国王陛下正义和睿智的信任，我们正平静地等待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如若减轻已变得不堪负担的税收压力，我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所有正直之士和我本人能够保证，莱茵兰人，特别是特里尔人都会怀着对国王陛下的敬爱之情，对政府的耿耿忠心和拥护之忱团结一致，对其不渝的忠诚，无限之拥戴是可以期待的。”
这是1830年由特里尔市长以外交辞令撰写的报告，如果将其套话全部删去，就不难看出，特里尔的气氛非常糟糕，普鲁士人根本不受欢迎，再加上官员骄横，他们就更加令人厌恶了。城市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这使得城市的气氛没有好转，反而恶化。警监和市长每月都要向柏林递呈报告。报告中谈到，商业几乎完全停业，被迫拍卖和盗窃案件有增无减。另一位同时代人，特里尔地方法院顾问约翰?亨利希?施林克曾这样来描述卡尔?马克思度过青年时代的特里尔：“展望未来，不寒而栗。开辟新的收入来源迫在眉睫般的必要。这期间赤贫现象愈演愈烈，以致有时险象环生，最终不得不对无产阶级今后的扩大限定一个界限。”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环境不能比上述的描写更糟的了。那个时期，亦即卡尔?马克思读初中和高中的时期，撰写的所有报告都以极为审慎的语言急切要求采取措施来改变经济状况。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反动一词用到普鲁士国王和他的政府身上再贴切也没有了。对经济革命的恐惧使得德意志的公侯们滑到封建主义的境地，与这些拿破仑的对手相比较，使得拿破仑必然以自由英雄的气慨出现。
这位青年有志要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预言家，尽管有时许多人只是勉强承认他。他与荷尔德林、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理查德?瓦格纳是同时代人，对特里尔经济上的困苦亲身感受的并不多。毫无疑问，他是属于这样一个极小的阶层：没受到被迫拍卖家产的威胁，从没有落到将残余家财送进当铺的境地。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一位拉比的儿子，生于萨尔劳特恩。在德国和法国动荡的历史中，它一会儿叫萨尔路易斯，一会儿叫萨尔劳特恩。亨利希?马克思是律师，属于莱茵流域小城都称为上流社会的圈子，他还是普及和促进教育协会的会员。他的儿子卡尔虽似乎不是教师的得意门生，但毫无疑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以致大家“都期待他干出伟大的事业”。何等样的伟大当时无人得知。即使卡尔?马克思本人也是心中无数，后来他曾以这种伟大使他的家庭惊骇不已。他像那时进步的莱茵兰人一样，坚决反对普鲁士。1835年，在他十七岁时，他便束装就道，首先赴波恩大学攻读。这一年，波恩大学沉浸于葡萄美酒——莱茵欢庆的气氛之中，那时的大学生歌曲集曾向我们描述了这一点。那时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正在广为传播，它已吹进革命的氛围之中。
卡尔·马克思并不愤世骇俗，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压力和困苦。在他心中没有滋长或者出现过仇恨，这种仇恨夹杂于业已存在的东西之中，夹杂于业已存在的运动之中，某一思想之中，仇恨会将运动和思想吞噬。他精神活跃，这种活跃的精神加以一种纯粹的智慧称呼之则等于说他是令人屈尊的愚蠢。他和父亲志同道合，钱足够用，享受着他的大学生活，并且写诗。在他十九岁时，便和特里尔市府顾问路特维希?冯?魏斯法仑的女儿，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市府顾问正是他自己父亲的补充。路特维希?冯?魏斯法仑的是普鲁士官员一类的人物，他使得普鲁士加诸莱茵各州的枷锁暂时尚可忍受。这个时期的柏林已是克莱斯特、黑格尔的柏林，它吸引着英才和鬼怪，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城市，它较之莱茵地区更自由一些。当局惧怕莱茵地区的法国的和革命的倾向，警察的压力也相应增大。卡尔?马克思对他自己有教养、极其慈爱、并十分眷顾他的父亲非常尊重，可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和路特维希?冯?魏斯法仑的结识，和他一起进行的数不清的交谈与散步，才使他在这个宁静的、遥远的普鲁士的角落特里尔第一次接触到世界。
他父亲般朋友的女儿——约翰娜?贝尔塔?尤丽叶?燕妮?冯?魏斯法仑（JOhanna Bertha Jenny von Westfalen）于1843年6月在克劳依次拿赫民政局一位官员面前成了他的妻子——燕妮?马克思。她是遭到德国历史和文学令人感到羞耻地忽视的19世纪的女性之一。
熟识卡尔·马克思的人都坚信，年方26岁的马克思博士，他在官方的文件上被称为“文学家”，和他年轻美丽的妻子有着远大的前程。人们不由自主地将马克思想像在一位求教者盈门的年轻的教授，一位年轻进步的部长。在一幅有着比德麦耶尔派③风格的油画上，可看到衣着华贵的马克思阁下胸前的勋章琳琅满目，妻子在旁，儿女绕膝——这是一幅德国全家福。
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波恩的博物馆里都可看到这幅可爱的油画。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们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24岁的马克思所写的，用于40、50岁的马克思身上，听起来有点像神秘的预言，预言已经应验；°接连不断的惊怖中，这预言发挥着旧约的作用。在西方的思想史上，为追求纯粹，不仅使自身，也使全家像受到诅咒一般蒙受匮乏和困苦，牺牲自己的儿女，也只有那么几个人物：意大利的女神秘学家安格拉?冯?福丽科诺④，法国作家列奥恩?布洛伊⑤，再就是卡尔?马克思博士。在伦敦的公墓里，躺着三个宝贵的、纯洁的见证人——古多?弗兰西斯卡和埃德加尔?马克思。只要卡尔?马克思对现实作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得到拯救。可马克思也像安格拉?冯?福丽科诺和列奥恩?布洛伊一样，相信的是一个与时代流行的现实格格不入的现实。马克思也像他那个世纪另外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⑥、荷尔德林⑦、和尼采一样，不知道什么叫妥协。克莱斯特开枪自裁，荷尔德林和尼采都发了疯。马克思是完全清醒地走向他生存的悲剧。他的第三个孩子夭折之后，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杰出的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28卷，第626页）
这就是马克思，他每天要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度过10个小时，为写作《资本论》而进行研读；他作为理论家，诅咒没有尊严的乞讨现象，可他对乞讨的孩子却无法抗拒。卡尔?李卜克内西曾这样描述他：“马克思像所有坚强健康的人一样，特别喜欢孩子。他是一个最最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和他的孩子一玩就是几个小时，自己也成了孩子。不仅如此，那些陌生的、陷于困苦之中的、特别无助的孩子如若向他走来，他就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在穿过贫民区时，会突然离开特产我们，走向坐在门槛之上的衣衫褴褛的孩子，抚摸他的头发，并将一个或半个便士塞进他们的小手之中。他对于乞丐则疑虑重重，因为乞讨在伦敦已变成有利可图的行当，并且成了金饭碗，尽管讨到的是铜币。可是如果一个男乞丐或一个女乞丐领着一个抽泣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那么马克思就会无可救药地输掉，尽管在乞丐的脸上还明显地看出他（或她）是在欺诈。马克思无法抗拒孩子乞求的目光。”
同一个马克思渴望经济危机，渴望饥荒到来，他在理论上要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及其家庭陷入目前业已陷入的更大的困苦，为的是期望革命到来。他赞成巴黎公社的残酷，这使得他不为人们所喜欢，就像那个赞成956年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赫鲁晓夫不为人们所喜欢一样。同一个马克思却无法抗拒乞讨的孩子。将当代独裁者用得已经令人发呕的陈腔滥调用到马克思的身上是极为荒唐的，马克思并非温柔，而是有同情心，只有伟大杰出的人物才不为自己有同情心感到羞愧。马克思以足够的自尊来接受朋友的馈赠。
在格奥尔格·维尔特为数众多的信中，在这位老友给弗里德利希?恩格斯的许多信中，曾谈到马克思家中经济拮据的情况，他甚至担心马克思对这样的日子忍受不了几年。这位维尔特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品文的首创者（他在马克思所主持的科隆《莱茵报》的下方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写作方式发表一种才华横溢，生动活泼的闲适性文章）。
“亲爱的恩格斯：
不久前我给马克思夫人寄了二个英镑，如有可能我今天还要再寄。可我的收入业已超支，另外还要扣除五个英镑，这些钱是我今年春天寄给马克思的，或者是我让人从这里代寄的”——他这样写道，只是在两天前他还这样写：
“亲爱的恩格斯：
太遗憾了，我最近不能来，我可是双倍地想来，因为马克思的情况似乎很糟，因为我想为提高他的情绪作点什么。他现在怎么样，他的经济情况又是如何呢？你要是比较了解，就请你告诉我。情况即使再糟，我也不喜欢担忧害怕。再者我不明白，这样下去如何是好。”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可其残酷的程度远逊于我们的世纪，找到了一个较之我们的世纪温和一些的反抗形式。一个二十世纪的马克思没有可能度过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十九世纪在恐怖、剥削和压迫方面，在进行冷酷地、有计划地杀戮方面也逊于我们的世纪。社会和社会主义者对着干，马克思肯定是对这种对抗感到是一种光荣，因为它认同了他。争吵、妒忌、权力斗争层出不穷，锋芒毕露而又固执的马克思也不无过错。如果是与斯大林历次清洗的那种冷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于事业毫无意义的残暴和杀戮相比，与即使是逃至国外也不得不生活于胆战心惊之中的那种恐惧相比，这些马克思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敌意是不足挂齿的。如果是将十九世纪的监狱和二十世纪的强制劳改营相比，将十九世纪的警察恐怖和二十世纪的社会恐怖相比，那就几乎没有人敢于持有这样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是多余的。他人和马克思斗，马克思和他人斗，在论战的文字中、在报刊文章中、在讨论会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容情。可是没人会想到论事之外对人进行斗争。格奥尔格?维尔特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不妥协的反对者，可他又是一个活泼有趣的小伙子，一位忠实的朋友。他擅长撰写风趣的消遣性的文章，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感到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甚至感到低人一等。这种格奥尔格?维尔特现象在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团体中是不可想像的。在这样的团体中库尔特?图霍尔斯基⑧和格奥尔格?维尔特有某种可比性，不过图霍尔斯基远比处于浪漫和多愁善感时代进行写作的格奥尔格?维尔特要浪漫和多愁善感得多。
那时人们情感丰富，但很少多愁善感。在这样的气候下友谊得以发展；那是一个写信的时代，而今写信已被打电话所取代。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友谊关系从未被书面文字固定下来，因而在后代失去记载而遗憾。在这个马克思生活和思考的斗争时代，产生了浩若烟海的书信，对这些信件进行比较、分析，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考证，便会从每一个同时代人那里得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来。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拉萨尔写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写维尔特的信，李卜克内西写给大家的信，写到关于大家，海涅又写给大家的信，写到关于大家，每个人写到其他任何一个人，写给其他任何一个人。在这些尚未分析利用的句子中（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其价值和意义），那位妇女的形象也被隐没，德国似乎令人丢脸地忘记了她：燕妮?马克思。她富有牺牲精神，有着高尚的情操，并且忠诚不渝，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丝毫不逊于普鲁士王后路易丝⑨，后者是十九世纪德国市民阶级理想妇女的形象。燕妮?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工人阶级的“路易丝王后”。这样一位资产者女性不仅坚定不移地跟随马克思，并且一直在事业中鼓励他，而他从事的事业似乎比普鲁士军队战胜拿破仑更加没有希望。
对思想运动及其后果加以推断，连最后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或者是对它们加以表达，这可能是想像力极具吸引力的工作，不过也可能是想像力的无用功。人们想像，如果没有某一位杰出人物，比如马克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简直是难以想像。在拉萨尔、蒲鲁东和在争夺国际社会主义领导权斗争中最后一位可能的竞争者巴枯宁死后，卡尔?马克思无可争议地成了国际的首领。马克思对上述的对手曾激烈地斗争过，有时刻骨地仇恨过。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取代了他的位置，从此真正斗争的时代，直接政治斗争的时代才算开始。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后代人享受这些社会进步心安理得，想也不去想一想。马克思的事业，马克思的生活，没有他的妻子是无法想像的。可是没有显示任何的迹象，向她偿还感激之情，或者是关注她，人们对一代值得尊敬妇女——封建的或者是有着封建表现的欧洲的最后一代的妇女代表（或者已经又是每一代了）关注得太少。毫无批判地崇尚毫无意义的东西是对浑浑噩噩的渴望，这不仅是忘恩负义的表现，而且也是愚蠢和无知的表现，对有关人士的忽视。约翰娜?贝尔塔?尤丽叶?燕妮?冯?魏斯法仑男爵小姐，她和一个马克思博士结了婚，后者在官方文件上是以“文学家”的名号登记的，她的画像本来可在女售货员的床的上方有一席之地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是不可想像的，而马克思没有他的妻子又是不可想像的。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力而斗争。
然而不仅是在女售货员的床的上方，而且在大学生的床的上方也悬挂着浑浑噩噩散播者的图像。对公众来说，在寻找所谓榜样的过程中，任何模式都可用而再用，都算不上低俗。公众一方面崇拜“理想的新婚夫妇”，同时也崇拜“理想的情妇”。但那位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博士和燕妮?冯?魏斯法仑所谛结的婚姻却没有希望成为坚贞不渝的样板，然而正是卡尔?马克思的这种坚贞不渝也许才使得他免遭他那个世纪受到误解的其它三个伟大的德国人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的命运：自杀或发疯。当然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尽管他们也出身于基督教，他们在马克思死后还是急切希望马克思遭到上述三人的命运；他们对那位女性不予尊重，因为她将其贞操献给了这些别有用心之人意俗将其从十九世纪一笔勾销的那个男人；他们也拒绝尊重在德国思想史上举世无双的友谊，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后者也像燕妮?冯?魏斯法仑一样，为有别于他出身的那个阶级而斗争。这三个人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和事业离开任何其他一个人都是无法想像的。年轻的马克思在以后的数十年的不倦的细小工作中，受到恩格斯的支持，为构筑他的理论收集材料，天才地加以阐发。没有年轻的马克思，没有和年轻的马克思的相遇，恩格斯即使再有天才和睿智，也有可能停留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就不会有勇气坚持下去。恩格斯在英国工业基地曼彻斯特为马克思而工作，给他以物质上的支持；在马克思流亡伦敦的整个期间恩格斯都给他以金钱上的支援，在马克思与国际内部各种思潮进行令人厌恶的长期斗争中，恩格斯总是站在马克思的一边；燕妮?马克思如果没有这个不倦的朋友肯定也会失去勇气。像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魏斯法仑之间的婚姻一样，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可谓举世无双。
26岁的马克思曾经这样来描写“金钱的万能”：“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倡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加上他可以给自己买到很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他们的人，不是比他们更有头脑吗？既然我能够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东西，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
“使这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他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他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上，第42卷，第152-153页）
上述文字并非在1850－1880年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马克思撰写的，撰写这段文字时他正是新婚燕尔，自身尚未感受过物质生活的困苦。
马克思从未出卖过自己，他与自己的家庭和他的朋友恩格斯的生活以及他所描述的金钱的魔力绝然对着干，上述的描写则可以一成不变地用于当今的社会，而不适用于某些特例，比如像其父系和母系皆出身于一个古老的犹太教经师家族的马克思。他的敌人嘲笑他，并非嘲笑他是犹太人，而是嘲笑他是一位枯燥无味、自以为是的杰出的德国教授，嘲笑他是一个德国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得不流亡国外，因为他不想委屈求全，伪装自己。
最后关于这篇关于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时代的文章定个界限。写一篇有关马克思的论文，既非我的初衷，亦与我所具有的可能性不相适合。不然我会马上进入这样一个境地：一个男子，全副装备，去考察一条像莱茵河那样一览无余的河流，可他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一条像亚马逊河那样一条河的流域。他考察的地带他以为只有布拉班特⑩和威斯特法仑那般大小，可是到头来考察的地区却有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那般大，别无他法，只得宣告考察失败，或者打道回府，去完善其装备。完善装备也者，用于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工作，这意味着一生的事业。因为“马克思和他的影响”，这是一个哲学研究的题目，一如对亚马逊河流域进行考察：不计其数的支流，分汊，三角洲，死的汊港，新的汊港，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需要大河里的水，并要求冠以大河的名字。我之对于马克思的地位并非是研究者的地位，而是像一个印地安人之对于一条洪流，他对于这条大江的认识只限于流经他的那一部分，他感觉到大江的规模，并试图描绘它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但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在这篇文章里，这本散文集原先的课题消失不见了，原先是要探讨德意志——犹太思想史，因为这样的思想史到头来表明是一种人为的东西。马克思身上所具有的犹太的东西，所具有的德意志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言说。在一个人们自我歪曲的国家，这样的问题也必然遭到歪曲。
马克思自身直至他的生命结束两者都不再是了：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他是卡尔?马克思，一位学者，生活得像个无产者；他悲壮顽强地收集资料，以便证实他的理论。他对其理论的阐发再也达不到他青年时代的辉煌。过多的材料与其说是使其理论明朗，还不如说是晦涩。他的天才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年已老迈还去学俄语，为的是亲自了解俄国的经济情况。可他青年时代的那种创造天才他再也无法达到。
这本书的课题完完全全消解于马克思的思想中。马克思自身几乎没有经验到这一问题，作为思想家，他一贯将自己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在他那里将这一问题特别提出来，就是歪曲马克思，使我吃惊的是我在马克思身上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他坚定不移地接受他命运的安排，牺牲自己的家庭，这样的一种坚定不移你说是德国式的还是犹太式的？这样的问题肯定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在特里尔，在科隆或者波恩的博物馆里悬挂着的那幅比德麦耶尔风格的油画才是对他的小小的歪曲：部长阁下，身着高级衣料的胸前挂满了勋章，围绕着他的是容光焕发，美丽动人的妻子，与狗嬉戏的幸福的孩子，油画的背景是一所大花园，有许多树木。这是一幅颇具诱惑力的图画，清晰可辨，快乐的感性生活描绘得真是活灵活现。取代这幅图景的是：在伦敦贫民区那困苦的生活，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感到恐怖的博士，为之颤栗的幽灵。资产阶级世界为此决计保持其有钱庸人的地位，而不要成为革命的市民。
马克思逝世时，他的学说还没有在战术的意义上发挥政治作用；它还在发酵；许多东西尚未发酵充分，有些已在爆炸；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对马克思尚未回答，利用他的失误，用来掩盖他的真理。他的学说在其手中成了政治工具的那些人利用他，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和错误。马克思是革命者，是憎恨者，正是在其要成为学者的地方，他的仇恨驱使他进入失误的死胡同。他要将人从其自我异化中解脱出来，使其回归自身，可他却被人伪造成没有人性的偶像，这偶像需要无数的牺牲。西方世界以改变历史物质的方式来回答马克思，这种历史物质乃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西方世界以此耍弄花招，使其进入无可救药的唯物质主义，基督徒以无可救药的方式陷身其间而不能自拔，陷身于马克思的失误的后果之中，而并非投身于他的真理之中。
（袁志英 译 ）
注:
①圣弗兰茨（1181-1226） 是一个为穷人而托钵行乞的圣者，并创立了圣方济修道会。
②哥雷斯（1776-1848) 政论家和学者，海德堡浪漫派作家。
③比德麦耶尔派风格 1814－1848年间德国一种艺术流派，表达资产阶级脱离政治、自鸣得意的生活。
④安格拉·冯·福丽科诺（Angela von Foligno）
⑤列奥恩·布洛伊（1846-1917）
⑥克莱斯特（1777-1811） 德国伟大的作家。
⑦荷尔德林（1770-1843） 德国伟大的诗人。
⑧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 德国作家、政论家，每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战后任报刊编辑和记者。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的作品遭查禁。1935年在瑞典自杀。
⑨普鲁士王后路易丝（1776-1810）
⑩布拉班特 在荷兰和比利时之间。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ll），1917-1985，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9年入科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至二战结束。曾负过伤，当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在早期作品中，伯尔审视纳粹主义的恐怖统治，看到战争和政治力量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毫无意义的苦难；在后期作品中，他猛烈抨击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批评社会和宗教机构的专横和虚伪。代表作：《小丑之见》、《火车正点》、《亚当，你到过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