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云南“李昌奎案件”中，被告李昌奎因杀害两人，经一审判决，其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改判为死缓，再审改判死刑。在二审后，针对社会公众对被告二审被改判死缓存在的疑问，云南省高级法院进行了相关的说明，针对二审改判理由过于简单的问题，该院某副院长表示，“这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发挥”。[1]因而判决书不应详细阐述判决理由。
诚然，该副院长所讲述的情况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客观事实，不仅在刑事判决中，在民事判决中，判决不陈述理由的现象也司空见惯。过去民事判决书不仅说理简单，而且对事实的陈述也十分简单，随着审判改革的推进，民事判决书对证据的认定和是否采信的分析和判断，相对更为详细，有的判决中对此甚至占用了数十页进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司法改革的重要成就和进步，也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民事判决还是刑事判决中，有关判决说理仍十分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官在陈述案情之后，直接援引法条作出裁判，但为什么依据该条而不是依据其他法律条文、为什么依据该条就能够得出裁判结论，则常常语焉不详。二是有的判决根本不援引具体法律规则，而只是援引法律原则，如公平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等法律原则，从而得出判决结果。此种情况俗称“戴高帽”的裁判。意思就是说，判决的依据直接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来，看起来层次很高，但实际上，这种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说适用于任何案件。也就是说，这种裁判其实根本没有说理。许多判决书，不要说当事人看不懂理由，就是一般的法学专业人士，在浏览完判决书后也是一头雾水。三是不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和依据来说理。数年前，笔者曾接待一位来自新疆的上访者，其一个普通的民事官司，经过几年的审理之后，经过终审到再审，原告仍对判决不服。我仔细阅读了当事人递过来的材料之后，发现判决的结果其实是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基本判决都没有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理由来进行回答，以至于无法说服当事人，甚至导致当事人始终认为裁判不公正。后来，我对当事人进行了分析，当事人听明白之后，最后表示不再上访了。可以说，民事判决书缺乏充分的说理论证，已经成为社会广为诟病的对象。
判决书之所以需要说理，这是判断裁判是否正确和公正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判决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说理是否符合法律逻辑，如果法官判决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才能使判决经得起检验，否则将很难使各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该判决结果。如果没有书面说理和论证过程，其是否准确适用了法律、是否真正体现了公平正义，是无从判断的。法谚有云：正义是从裁判中发声的。正义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所体现的抽象正义通常是通过具体的案件体现出来的，判决的说理性越强，其公正性越强，也能够为当事人所接受，起到案结事了的作用。在实践中，许多判例从结果上看，对当事人双方是公平合理的，但因为欠缺说理，所以一方或者双方不能相信该判决是公正的，因此，就常常出现无休止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甚至导致一方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访申诉，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判决书之所以需要说理，是保障裁判公正的重要措施。因为要求判决书具有说理论证过程，可以保证法官在进行裁判时认真听取各方当事人意见，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具体法律规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裁判的公正性。判决需要强化说理，首先就是为了说服裁判者自己。这就要求案件裁判结果必须要有正当理由的支撑，如果缺少充分的说理论证，法官连自己都无法说服，如何说服别人？法官就无法确信自己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一般来说，如果法官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就可能存在枉法裁判，就是俗话说的昧着良心判案。其次是为了说服当事人。尽管有的当事人从自己利益出发，时常固执地坚持己见，但大多数当事人还是理性的。如果法官确实在判决中讲出了充足的道理，分清了是非，辨明了曲直，且当事人无法对法官在判决中阐述的理由进行辩驳，我想大多数当事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判决书没有讲清楚理由，即便裁判结果有道理，败诉的一方也可能认为裁判对其不公正。有些案件为什么引发无止无休的上访告状，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正是裁判书中没有讲清楚相关的道理，导致当事人对判决书难以产生信服感。并由此可能给判决执行带来困难。最后，是为了说服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现在越来越强化对司法的社会监督，但监督必须依法进行，如果裁判是依法充分说理的，社会一般人都信服判决的理由，对这样的判决有什么理由进行批评和指责呢？现在很多人说领导批示过多，干预司法，这确实是需要改进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裁判确实讲出了充分的道理，我想这些领导也应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现在批示太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判决书缺乏说理论证，难以说服这些领导。所以判决书的充分说理审判公开和透明，有效地减少了对法官的质疑，能够对自由裁量形成一种有效地规范，并能够防止司法专横、肆意裁判。裁判结果不仅仅是要回应当事人的诉求，更应该经得起社会公众的检验。因而，其受众对象是广泛的。为了实现裁判的社会认同，法官应当尽可能充分地进行论证说理。越是增加“思考理性”，越是容易实现公正或者达成公正共识，从而提高司法裁判在法律共同体中的接受程度。而公正实现了，或者公正共识出现了，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同也就自然而然的不是问题了。
判决书说理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官应尽的责任。一份判决书实际上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份判决可能就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当然，要求判决都成为学术论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是不必要的。但一份判决至少要讲出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不算过分。在封建社会，许多朝代都规定，官吏如果不能自写述职公文，应被免职。在当今社会，法官在其判决中详写理由，乃是其基本职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很难说该法官是称职的。可以说，民事、经济判决，理由说得越充分，越说明法官是忠实于法律、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凡是道理透彻的判决，也足以说明该法官是一名称职合格的法官。在前述李昌奎案件中，云南高院某副院长表示，由于在我国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所以难以写明理由。我认为，尽管这种做法尽管反映了我国司法裁判的现状，但事实上，“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根本就不存在法律依据。相反，《民事诉讼法》第152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这实际上是将有可能把判决书的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义务确定下来。由此可见，法官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判决理由，不仅是其应当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而且是其负担的一项法定义务。只有履行了这种义务，才能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判决书说理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在一个法治社会，法律规则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应当公开、明晰，内容包括行为规则内容和该规则背后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使公民对法律规范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掌握，以便有序安排自己的行为。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如果法官能够在司法判决中通过逻辑推理，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则有利于公民及时便捷地了解法官裁判的理由，如果法官充分展示了裁判理由，当事人知道究竟赢在哪里、输在何处，我相信大多数当事人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这样的判决也经得起社会的评价。更何况，在信息畅通的网络时代，每一个个案都可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可以说，人们今天对司法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此种关注当然不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单纯关注，而在于对判决背后详细理由的关注。这不仅反映了我国公民法律素养的普遍提升，也反映了公民对司法裁判活动提出的普遍要求。所以要求司法公开，最基本的就是要求法官将判决理由公开，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也难以使公民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判决书说理是验证裁判结果是否妥当的重要措施。法官要在判决书中强化说理论证，就必须指出适用于待决案件的具体法律规定，为什么要根据待决案件的事实来援引该法条而不是其他法条？该法条如何理解？该法条所确立的规范要件和法律效果是什么？该法条与案件事实的联系性如何？我国当前司法裁判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一些法官乐于在判决书中直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例如，援引《民法通则》第5条关于保护合法民事权益的原则来判案，或者根据《民法通则》第4条来直接判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因为这种做法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保障裁判的公正。由于法律原则一般是所有法律规则共同规则，如果法官仅仅援引法律原则进行裁判，实际上和没有援引任何规则来判案一样。如果仅仅根据一项原则就能判案，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这些法律所确立的具体规则呢？立法者之所以需要颁布这些具体的法律，就是要为法官提供正确的指引，同时还可以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和规范。仅仅以一般原则来判案，等于向一般条款逃逸。看起来是依法裁判，但实际上是法官在自由裁量，把法律规则抛开，以法官自己的认识来进行判案。如果法律确实存在漏洞，需要通过原则来进行填补，此时必须要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
司法裁判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引导人们正确行为的功能。社会生活关系纷繁复杂，而法律规范是有限的，在社会生活中，大量的行为并不能完全通过制定法来规范，这就需要借助法官的裁判活动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正确的引导。但是，司法要发挥此种功能，使社会公众信服司法裁判，并将其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法官在裁判中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而不能简单地给出裁判的结论。大量上访、告状行为的出现，就是因为裁判没有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以致当事人认为裁判不公。在现代社会，对裁判正义的要求，不仅表现在法官应当援引法律进行裁判，更表现在法官应当通过充分的说理论证证成裁判的正当性。总之，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我相信这种义务的履行不仅有效保证了判决书的质量，而且真正保证了依法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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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廉颖婷：“药家鑫死了，李昌奎为什么活着”，《法治周末》2011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