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国工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位协商模式。在二十世纪末期之前，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协商关系主要表现为工党与工会的协商关系。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并经过整个三十年代的波动后，在1940年之后最终稳定下来。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从两者发展顺序、工党自身结构和外部政治结构等三点因素来解释。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工党逐渐从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转向与社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这一变化蕴含了某种不确定因素，即在新的环境下工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向政党优位协商转变的可能。

关键词：英国工党;工会;协商民主;等位协商

英国工党是西方国家中最有影响的左翼政党之一。本文将重点关注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笔者尝试将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总结为等位协商模式。笔者首先对英国工党的发展简史作了历史分期式的梳理，然后对等位协商模式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之后还将讨论这一模式出现的新变化，并在最后对这一模式的优势以及不足进行简要评析。

一、英国工党的发展简史

在研究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之前，笔者首先对英国工党的发展史作简要的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工党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第一，政党初创时期(1900-1924)。1900年，由一些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劳工代表委员会。此时，劳工代表委员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唯一宗旨就是使更多的工人代表被选举进议会，从而扩大工人在议会中的立法权。1906年，劳工代表委员会在议会中获得29个议席，组成了独立的议会党团，之后改名为英国工党[1](p45)。工党一开始只接受工会集体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党于1918年进行了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Sidney

Webb)起草的新党章[2](p159)，并开始吸收个人党员。在完成了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之后，英国工党在议会中的选举绩效明显上升。1922年大选中，工党议员数量超过自由党，从此工党便取代自由党成为英国议会中第二大党。

第二，不完全执政时期(1924－1945)。1923年大选中，工党获得191席，自由党获得159席，保守党获得258席。虽然保守党仍是第一大党，但由于不能拥有过半的席位，所以由工党与自由党联合执政。1924年1月，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工党成立第一届工党政府[3](p85)。在1929年大选中，工党利用人们对当时经济状况的不满，击败保守党再次组阁，并首次以288席获得多数党的地位(尽管还不是绝对多数党)。然而，工党执政后不久，经济危机爆发，因工党无力应对国内的危机形势，所以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在1931年8月组建了与保守党的联合政府。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麦克唐纳开除出党，之后工党出现了大分裂(1932年独立工党脱离工党)，并造成了工党此后一段较长时间的在野[4](P55-64)。二战期间，工党参加了保守党领导的战时联合政府。工党新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作为副首相协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处理国内事务，这在某种程度也增加了工党的执政经验。工党在二战期间对战后英国重建和社会福利的规划对其1945年选举有重要的影响。之所以称为“不完全执政时期”，是因为该时期工党虽然出现了组阁(1929年还出现了以多数党身份组阁)，但是工党的执政仍然是较为脆弱和不稳定的，因而很容易被外来因素(如经济危机)所打断。

第三，共识政治时期(1945－1983)。在1945年大选中，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大获全胜，首次成为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政党，并组成第三届工党政府。工党在执政后在经济部门国有化、增加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51年工党意外败选。之后，工党内出现了左翼、右翼以及修正主义的争论。左翼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国有化，右翼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而修正主义则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信条提出了批评。整个1950年代，工党就在这一争论当中度过，并连续导致了三次失败。1959年大选失败后，工党新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过

Gaitskell)提出对工党党章第四条进行修改。盖茨克尔认为，第四条使选民对工党产生了误解(即选民会认为工党要对英国经济的全部或大部分实行公有制)，所以建议要修改第四条[3](p86)。盖茨尔克的改革表明了工党的政策趋向保守党。与此同时，保守党在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的主导下也进行了改革，并逐渐承认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和充分就业的原则。这样，工党和保守党在战后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共识政治”[5](p380-391)。在1963年盖茨克尔突然病逝之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被选为新的工党领袖。威尔逊的“专家治国的集体主义”是共识政治的延续。之后，工党在1964～1970年执政。在1970年大选中，工党出人意料地败北。然而在1970年代英国经济恶化之后，威尔逊组成少数派政府于1974～1976年再次执政。继威尔逊之后的新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Jamesd　Callaghan)则于1976～1979年执政。1979年大选失败后，英国工党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这一趋势导致工党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分裂，部分右翼从工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第四，新工党时期(1983年至今)。1983年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成为工党的新领袖，并开始推动盖茨克尔在50年代提出的“现代化”改革努力。1992年大选工党再次失利后，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开始担任工党领袖，并继续推动金诺克的改革。1994年史密斯心脏病猝死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接任领袖，并进一步提出“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布莱尔的新中间道路无疑推动了工党的转型和发展，并使得工党在1997～2010年实现了长达13年的执政。2010年，工党在选举中失利，之后保守党执政。

二、等位协商模式：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英国工党与社会的互动模式。在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中，英国工党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工党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会不满足于之前与自由党的合作，而希望通过一种选举联盟使得更多的工人成为议员。工会在工党创建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长期以来，工会一直是工党人数最多的集体党员，工会交纳的党费和提供的捐助一直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工会的会员一直是工党选民的主要来源。总之，与工会的关系是工党社会关系最重要的部分。正如英国学者比尔·考克瑟等所指出的：“对工党早期的资金和全体党员至关重要的是工会。因此，用工会领袖和后来成为工党大臣的厄内斯特·贝文的话说，工党诞生于‘工会运动之中’。”[6](P192)

笔者认为，英国工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等位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末期(布莱尔改革)之前主要表现为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等位协商就是政党与社会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协商。与等位协商相对应的是政党优位协商和社会优位协商。政党优位协商和社会优位协商分别指政党和社会在协商中处于较为优势的地位。这三种模式分类的标准是政党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即力量对比和行为方式)。

英国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关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并经过整个三十年代的波动后，在1940年之后最终稳定下来。在1918年之前，工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个人党员，所以工党只能完全依赖于工会。在1918年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改造之后，工党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加。随着在议会中地位的提升和执政机会的显现，工党逐渐具备了与工会谈判的筹码，这时等位协商模式开始形成。全国联合理事会在1921年的建立便是此时两者间等位协商最明显的标志。全国联合理事会是工党和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职工大会为了加强联系和沟通而成立的协商性机构。在这一机构中，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和工党全国执委会三方代表人数均等。之后，全国联合理事会在劳工运动方面逐渐开始发挥重要的沟通作用。在1924年执政之后，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将工人运动的意愿转化为政策的能力，同时，由于执政也带来了一些政府职位上的机会，这些都促使工党的独立性不断增强。

然而，1931年工党的分裂使得工党多年积累的自主性受到严重挫伤。而此时，职工大会介入并主导了工党的发展，并改组了全国联合理事会(之后改名为全国劳工理事会)。改组后，这一结构的组成由原来的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和工直党全国执委会三方代表数量均等变成三方代表比例为7∶3∶3[7](P12)。这一改组使得工党与工会间的这一协商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由工会控制的机构。职工大会对工党事务的介入与当时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的强势出现有密切的关系。贝文利用工会的集团投票优势和个人影响力对工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使得当时的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雷(George Lansbury)认为自己都不再是党的领袖，而只是党的发言人而已[8](P70)。在艾德礼继任工党领袖之后，由于艾德礼与贝文的关系相对亲密，贝文较少挑战和干预艾德礼的政策，所以工党的自主性又在逐步上升。1940年，工党加入保守党领导的战时联合内阁，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增强了工党的独立性[7](p46-49)。同时，随着贝文在1940年作为工党议员担任劳工大臣之后，工会对工党的挑战和干预也明显下降。1941年，全国劳工理事会又进行改组，参与的三方由职工大会总理事会、议会工党和工党全国执委会改为职工大会、工党和合作社组织，三方享有同等的代表权[8](P82)。此后，全国劳工理事会重新恢复为工党与工会之间的协商和沟通机构。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之后便稳定下来。

在艾德礼政府时期，工党与工会的关系进入了较为亲密的等位协商状态。这一关系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1)工会支持工党的主要工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和亲美抗苏等内外政策；(2)工会在涉及劳工核心利益的工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克制；(3)工党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和福利国家建设计划带有明显的工会考虑；(4)工党政府十分重视维护和提高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9](p11-13)。到1950年代末期，工党与工会之间仍然是等位协商关系，然而这种等位协商关系却变得相对疏远。其根本性原因是共识政治的形成。如前所述，共识政治就是工党和保守党都出现了向中间运动的趋势。所以，共识政治对工党意味着要与工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是盖茨克尔修改工党党章第4条的根本用意。同时，保守党对工党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的接受对于工会则意味着，工会不必完全依赖于工党。此时这种相对疏远的等位协商的表现在于：工会在工党政府执政时期也频繁进行罢工，甚至在工党年会上谴责工党政府或否决工党政府的政策。而执政的工党政府在一些利益的考虑上也尽量超越工会的利益，譬如威尔逊政府在1969年发表了《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对工会加以限制和规范[10](p117)。

为了改善这种相对疏远的等位协商关系，工党与职工大会在1972年成立了由工党议会党团、全国执委会和工会领袖各6人代表组成的“联络委员会”，其目的是为工党和工会高层提供一种联系和协商的制度化渠道。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双方相对疏远的关系。1973年的职工大会年会文件和工党年会文件都盖有联络委员会的章，这象征着工党和工会关系的改善和密切[11](p140-141)。1973年，联络委员会发表一份名为《经济政策和生活费用》的文件，这份文件被称为是工党与工会之间新的“社会契约”。在这份文件中，工党承诺上台后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广大劳工的经济社会政策，而职工大会则表示将大力支持和帮助工党参与竞选。这一“社会契约”表明工党与工会间的疏远关系正在逐渐改善。这一“社会契约”促使了卡拉汉领导的工党重新执政，但由于卡拉汉的不当政策激发了工会的强烈反对，最终工会以1979年的大规模的罢工行为宣布了“社会契约”的结束。

在金诺克时期，工党与工会之间的协商关系更为常态化。尽管金诺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弱工会在工党内的权力，但是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仍然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势头。譬如，1980年代中期，撒切尔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手段为工会向工党提供政治基金设置障碍，而工会则成立了一个名为“工会联络委员会”的机构，划拨专门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宣传活动，以反制撒切尔政府的政策[12](p282-283)。从金诺克时期开始，工党便不再由议会工党党团来产生工党领袖，而改为选举团制度。刚开始时，工会、选区政党、议会工党分别获得40％、30％、30％的选票。在1993年工党全国大会后，选举团调整为工会、选区政党、议会工党各占三分之一的名额[6](p200)。

整体来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英国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逐步形成并不断地制度化。具体来看，这种等位协商可以从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从协商结构来看，工党与工会的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同时两者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活动。工党主要在政治领域活动，主要的行为方式是议会斗争和执政实践，而工会则主要在社会领域活动，主要的行为方式是社会抗争和选举参与。工会为工党提供选举资金和选民支持，而工党则在执政后为工会提供政策倾斜和政府职位。

第二，从协商形式来看，出现了组织内协商、组织间协商和组织外协商等多种类型。组织内协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会作为工党集体党员在年会上参与决策的审议并提出相关意见，二是工会领袖参与工党政府并作为内阁成员进行高层的决策协商。组织间协商包括正式的制度性协商和非正式的沟通性协商。制度性组织间协商的最佳例证就是全国联合理事会(全国劳工理事会)和联络委员会。组织外协商主要是指非常态的、非合作性的逆向行为机制，譬如工会通过工党执政期间的罢工、选举期间的拒绝投票或投票给保守党等非合作性形式向工党传递某种协商的信号。简言之，在工党与工会之间的等位协商中，这些协商形式都有充分的体现。

第三，从协商效果来看，工党与工会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且距离适当的协商关系。在不同时期，工党与工会关系的亲密程度是不同的。譬如，在艾德礼时期，工党与工会的关系总体呈亲密的态势，而在威尔逊和卡拉汉时期，工党与工会的关系相对疏远。尽管存在这些关系亲疏的变化，但是整体来看，工党与工会的协商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譬如，工会在工党年会中的意见表达和投票始终是两者沟通的重要渠道。再如，在两者关系走向相对疏远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某些制度或行为来调和这一关系，有时甚至会反转这一疏远的趋势，这一点在1970年代的联络委员会案例中有明显的表现。

三、等位协商模式的形成原因

英国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一模式的形成可以从两者发展顺序、工党自身结构和外部政治结构三点来解释。

第一，工会的发展早于工党，这一点使得工会从一开始就对工党有决定性的影响。工会在工党出现之前就已经活动了一个多世纪[13](p112-124)。1868年成立的职工大会最开始与自由党形成了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关系在19世纪末开始瓦解。由于自由党在与工会相关联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等问题上缺乏积极行动，所以工会最后采取了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形成竞选联盟的策略。换言之，在发现代言人无法为自己代言时，工会从“寻找代言人”转向了“培育自己的代言人”。正是工会的这一策略转变导致了工党的出现。同时，工会的策略转变也导致了自由党的衰落，而这一衰落又促成了工党的迅速崛起。同时，这种初始性影响还通过组织结构和资金结构转化为结构性影响。在1918年之前，工党没有个体党员。之后，个体党员有了发展，但其数量仅仅占到总数中非常小的部分，如在1970年代时工党党员有680万，其中集体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就占到610万。同时，在资金结构上，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在布莱尔改革之前，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14](p65-66)。

第二，作为成熟意义的群众型政党，工党自身的自主性使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工会的结构性影响之外。精英型政党(elite0party)和群众型政党(massparty)是政党发展的两个阶段。正如理查德·卡茨(RichardKatz)和彼得·梅尔(PeterMair)所总结的，精英型政党是政党出现的早期形态，其特征如下：政党组织的规模较小，政党成员精英化程度高；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政党成员的私人关系；政党运作的特点是政治精英的局部社会动员；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标是分配特权。群众型政党是在大众普选推广之后形成的政党模式，其特征如下：政党组织规模较大，政党成员的社会普及程度较高；某种意识形态是构筑该类型政党认同的基础；政党资源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党费或捐赠；政党运作的特点是人力密集型的整体社会动员；政党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是推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革[15](p18)。工党非常符合群众型政党的一系列特征：工党是在英国大众普选之后形成的；工党形成了中央执委会、议会工党、选区工党等不同层级和功能的、较为庞大的政党组织，工党成员的社会普及程度非常高；社会民主主义是工党政治认同的基础；工党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党费和个人捐赠；工党的政治动员是整体性的社会动员；工党在执政后致力于推动福利国家和国有化等大规模社会改革。这些特征使得工党具有非常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如比尔·考克瑟等指出的：“事实上，工党从未努力单独迎合其工会和工人阶级基础的兴趣。工党在1945年获得压倒性胜利，依靠的是赢得议会中的席位，而绝不是对于工业心脏地带的掌控。”[6](p192-193)

第三，议会内阁制的政治制度又使得工党非常依赖于这种与工会合作的组织性动员方式。英国是议会内阁制国家。议会内阁制的实质是一种一元权力，即代议权与行政权的统一，或称为“议行合一”。政党要赢得行政权力，必须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而议会中席位的获得既依赖于该党议员在每个选区中的竞争，又依赖于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动员。而这两点对工党则意味着需要与工会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最佳结果。英国的议会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内阁制有明显的区别。在美国，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分离的，同时，行政权更是占据主导。因此，在美国的政党竞争中，最具意义的是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而对于美国的总统选举而言，政党仅仅发挥一种提名选举人的标签功能。对于赢得美国的总统选举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政党组织，而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和竞选资金。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的竞选团队通过竞选广告、电视演说等形式在候选人与选民个体之间建立了某种直接的、扁平式的选举联系，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党和社团(包括工会等)的组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架空了。与美国的这种动员形式完全不同，英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工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非常依赖传统的、与工会合作的动员方式。

在前述三点因素中，第一点是过程性因素，意味着事物出现的顺序在其中是关键性的。如果政党早于工会或与工会同时出现，那么就很可能导致政党对工会的优势地位。这一特征是许多后发国家政党社会关系的典型案例。后两点则是结构性因素。当然，这两点结构因素也有区别。第二点是政党内部结构因素，而第三点则是宏观的外部政治结构。英国工党与工会等位协商模式的形成是以上三点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后面的因素又对前面的因素进行了平衡。譬如，第一点保证了工会对工党的重要影响，然而，这一因素又可能导致工会对工党的支配性结果，而第二点的出现则保证了工党的自主性，以对第一点形成平衡效果。第二点又容易导致工党独立性的过度，即形成对工会的支配性或抛弃工会，而第三点的出现又保障了工党与工会的合作性。

四、从“与工会的等位协商”到“与社会的等位协商”

如前所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工党逐渐形成了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因为工人运动对工党政治动员的特殊贡献，所以这种协商关系几乎构成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全部。然而，这种关系在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变化。工党逐渐从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转向与社会的等位协商模式。换言之，等位协商模式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对象发生了变化。同时，工党与工会的等位协商模式仍然存在，只是工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工党与社会等位协商的一部分。

这种变化的苗头最早出现在盖茨克尔对工党党章第四条的修改之中，然而盖茨克尔改革的失败也部分证明了这种变化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完全出现。然而，因应这一趋势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接近保守党，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投票从1964年的55％下降到1979年的42％。同时期，工人阶级对保守党的投票却从24％增加到29％[16](p28)。在1979年大选中，大约有11％的熟练体力工人和7％的工会会员移向了保守党[17](p35)。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如发展“企业社会”和创立“民众资本主义”等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分化，也削弱了工党的社会基础[18](p210)。这些社会结构以及选举倾向的变化促使金诺克对工党进行改革。在1983年选举失败之后，金诺克启动了工党的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保持工党与工会的距离[19](p86-92)。史密斯任工党领袖后，取消了工会在工党决策中的集体投票制，而开始推行一人一票制。

但真正意义的变化则出现在布莱尔的改革之中。1994年，布莱尔提出建设“新工党”和“新英国”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重新界定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社会和个人的责任，削弱国家职能和减少政府干预等。布莱尔提出要改变工党的工人阶级属性，使其变成“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代表所有英国人民”的政党[20](p72)。为此，工党采取一系列弱化与工会联系的措施：第一，将工会在党内的投票权由原来的70％减至50％，以增强工党决策的自主性。第二，大力发展个人党员，使个人党员的数量从1992年的27.9万发展到1997年的42万。第三，积极吸收社会捐款，摆脱对工会资金的依赖，使工会集体党费占工党资金来源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90％下降到30％。第四，向企业界靠拢，并吸收其捐款。布莱尔多次公开表示新工党代表企业界的利益[21](p360)。对于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布莱尔表示说，“现在工会的意见当然要听取，雇主们的意见也一样。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左右工党及其政策”[20](p160)。从布莱尔的表态中可以发现，新工党已经将工会置于与企业界平等的地位。

从政党类型学上来看，到布莱尔时期，工党已经基本上从群众型政党转向全方位政党(catch-all工party)。美国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Kirchheimer)最早对全方位政党的特征进行过描述：“一、政党意识形态包袱的急剧减少；二、高层领导群体的地位巩固与否，不再以其是否能实现政党的目标为依据，而是看其是否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三、个体成员所起作用的降低；四、淡化自身的阶级属性，淡化自己的特定社会阶层或宗教派别的出身，鼓励从各种人群中尽可能多地吸收拥护者；五、确保与各种不同利益集团都有往来，并通过这些利益集团来争取选举上的支持。”[22](p190)以上五条特征都可以从布莱尔之后的英国工党中找到印证。全方位转向意味着工党的自主性进一步加强。

在完成其全方位转向之后，工党与社会的全面协商主要体现在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联合政策委员会等协商平台的建构上。1990年代初，工党成立了全国政策论坛，该论坛由175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的各个部分。全国政策论坛下设多个政策委员会。政策委员会负责就各个领域的政策事务，按照两年一个周期的滚动计划提供政策建议：第一年审查现行政策，就应当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广泛征求党内外各种团体组织及个人的意见；第二年提出有关政策文件草案，经由全国政策论坛讨论后提交联合政策委员会。联合政策委员会由全国执委会成员8人、内阁成员(或前座议员)8人、全国政策论坛代表3人组成，并由党的领袖主持[23](p50)。联合政策委员会形成最初的计划，供全国政策论坛参考，个人党员也有机会向政策委员会和全国政策论坛提出自己的建议，而政策文件可以在这些机构之间来回酝酿、协商、反馈和筛选。在经过这一过程后，这些政策文件最后在党代会上进行表决并形成决议[24](p204)。

工党还利用网络、电视等传媒手段直接与民众展开对话。譬如，在工党执政期间，工党网站面向社会开通首相和各大臣的电子邮箱，民众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直接通过电子邮箱提出建议或问题。另如，2003年12月，工党推出了一项名为“大对话”(Big政Conversation)的与社会协商的活动，围绕如何加强与人民的联系、英国在欧洲地位的改善等13个大问题倾听民众的意愿。布莱尔邀请党内外各界人士利用各种媒体，在2004年3月之前向工党的协商机构“全国政策论坛”提出自己的建议[25]。再如，2004年1月19日，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2台的“新闻之夜”(News出Night)节目特别播出了布莱尔同25名公众代表就“高等教育法案”中的“附加学费”问题举行的对话。一位评论者指出：“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公开、平等和民主的讨论……人们从总体上感觉到，布莱尔在讨论中为政府计划所作的辩护是有说服力的。”[26]

结语

英国工党与社会的等位协商模式是国外政党与社会关系中一种重要的类型。这种模式的优点如下：第一，从政党角度来看，政党既可以稳定地获得社会支持，同时又保持了某种相对的自主性。这种等位协商模式也是工党在近年来完成政党转型的积极促进因素。第二，从社会角度来看，社会及其团体既可以制度性地向政党表达意愿，又可以保障其自身不会被政党所左右。因此，将两点结合起来理解，等位协商实际上是对联结性和自主性的一种折衷。在等位协商中，既可以保持双方的稳定联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相对自主性。然而，这种模式也并不是绝对完美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位协商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即这种状态在理论上很容易描述，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准确地加以测量与评估，并且这一模式会一直面临变动的压力。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讲，与其他各国相比，英国模式更接近于这种等位协商状态。同时，英国的等位协商模式也处在变动的压力之中。譬如，英国工党从与工会的协商转向与社会的协商，这一点有两层内涵：首先，从两者的结构来看，工党的自主性进一步得到增强，而工会则面临被工党抛弃或弱化联系的压力；其次，从协商的对象来看，社会方面协商的主体变得更为广泛，同时因为多元社会群体的组织性比一元社会群体要差，所以，工党的优势地位则进一步凸显。因此，以上两点意味着在新的环境下工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向政党优位协商转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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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