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字政治学的历史情境与现实内涵
目前，主流学术界通常将四次工业革命概括为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亦即智能革命，在技术层面主要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基础。因此，人类社会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过渡的阶段。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占据技术的核心地位，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其对医疗、教育、法律、交通金融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且，智能革命还与物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其他数字技术紧密相关。
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正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活动范围逐渐由物理世界拓展至数字世界，并更多地将数字世界描述为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首先，大数据在优化资源和构建数字世界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使得人类的日常生活高度数据化，而且也极有可能成为国家必要的战略资源。并且，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方面，大数据的运用将会丰富公众的个性化服务和政治参与感。这些转变都依赖大数据在破除社交阻碍、提升信息透明度、协商意愿聚合等方面的积极应用。其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计算机的程序设定以及机器人的劳动介入实现人类劳动力的解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场生产力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革命性还体现在为共同富裕、全球小康以及协商民主的达成提供技术基础。最后，区块链通过更好地组织并协同个体，将在社会革命和价值革命两个维度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因此，区块链的本质实际是制度和技术的复合体。具言之，区块链以多中心治理和智能合约的机制促成社会合作，且其中心化记账可以很好地以公众监督的方式解决权力集中的问题，而区块链中的加密技术则能够为公众隐私提供充分保护。此外，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数字孪生技术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世界中体验的沉浸度，而虚拟生物在社会交往中的参与也将导致社交对象和社交关系逐渐转向数字化。最终，数字世界很有可能呈现出一种人机共生的生态环境。
然而，由于数字世界的生成主要以一系列的数字技术为基础，因此，数字世界会在价值伦理和公共道德等方面存在诸多异化问题。具体而言，第一大数据技术存在数据权利的鸿沟以及数据失重的问题。相较于在数据使用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企业而言，个人在接受数据服务时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尤其当个人拒绝数据服务时，就极有可能与社会脱节并丧失与时代深入交往的机会。这种企业与个人在掌控和使用数据方面的巨大差异，就表现为“数据权利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人在一段时间后可能意识到数据对自身的复杂影响，并试图利用数据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社会也依然难以避免“数据失重”问题的产生。第二，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就业失重发达国家技术霸权的进一步巩固以及人类独特性的消失等负面影响。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将是全面性的，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全面失业可能会产生一种离心机制，迫使失业人群产生失重感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发达国家通过构筑技术壁垒，会不断减少发展中国家学习技术和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可能性。并且，如果人工智能逐渐具备情感思维，人类可能会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产生迷茫。第三，区块链的去中心或多中心组织形态可能导致权力的过度分散。此外，区块链的不成熟应用仍然在传统法律的使用方面存在诸多疑问，且其中的比特币也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作洗钱和犯罪的工具。第四，元宇宙的虚拟形态及其数字架构容易在国家主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传统经济安全和人口安全等方面出现隐患，特别是数字主权对国家主权独立性的威胁、数字历史虚无主义对国家主体性的颠覆性冲击、数字民粹主义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人口代际鸿沟导致边缘群体产生数字剥夺感等问题，都意味着元宇宙仍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社会风险及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从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形势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此前，社会特征一般基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而形成，因此，其仍然保留着诸多传统色彩。然而，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方位影响，人类文明、社会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延伸出的政治学知识都有可能发生全面变化。特别是数字技术与政治文明的关系将成为政治学界探究的关键问题。在近代思想史上，马克思对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有过重要论述。马克思以一种辩证法思维揭露了资本力量对科技应用的支撑并以激烈批判的态度指出：“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与此同时，马克思关注到了科学技术在社会革命方面的巨大潜能。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应当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诞生，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质意义。
此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到政治学在讨论数字技术发展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逐渐成为政治学知识在实践应用层面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在于，一是具备较为宏观的研究思维能够较为全面和整体地把握问题，其不仅关心国家与社会关系，而且关心科技对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企关系等问题的意义。二是政治实践表明，围绕数字技术的博弈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问题之一。例如，中美贸易以及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都反映着科技对政治的特殊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科技与政治这二者的相互作用及其时代意蕴。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希望探索一种数字政治学的现实展开，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形态，这对于数字技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数据、数据失重与公众的数字感
大数据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将导致人类生活在数据之中。此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以其“数是万物的本原”的思想，将数据上升到本体论高度。从本质上来讲，这预示且证实了人们的日常将高度依赖数据，同时也表明，数据将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此外，大数据将在资源优化和虚拟世界的构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大数据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常生活数据化。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人们向全面的数字化生活又迈进了一步，在日常生活中，数据要素的占有率逐渐增高，生活的点滴都变得与数据有关。例如，“滴滴出行”会通过大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为顾客选定一条最优路径，最大限度地排除堵车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的出行障碍。然而，智能革命产生的副作用是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以老年人群体为代表的特殊人群不仅没有享受到大数据带来的时代红利，反而可能愈发感受到出行、购物和就医的困难，逐渐成为数字生活中的“边缘人”这一现象的本质乃是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的差距，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弥合数字鸿沟，很有可能出现阶层断裂和社会分化的状况。
第二，社交场景数据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数字李生技术通过模拟各种现实场景，将人们的社交行为、社交关系、社交内容都平移到数字世界之中，从而使得人们在模拟场景中感受到相似的现实体验。例如，新浪微博和抖音作为当前典型的社交媒体，都各有一套成熟的社交场景及完善的社交体系。而这些社交媒体的构建普遍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和媒介内容的交换，这导致尽管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情感是真实的，但人们对不同介质数据流的依赖将会日益增高。由此，社交从原来面对面的直接性沟通转变为远程的数据性符号化交流。换言之，人们在数字世界中获得的社交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数据建模基础之上。
第三，政治参与数据化。智能革命时代的到来催生公众参与出现新渠道新形式和新内容。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数据参与，成为政治参与新的可能路径。数据参与在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上，引导公众通过移动客户端等电子设备，获得个性化政治参与的方式。同时，信息透明开放了政务数据平台，使得企业和公众都能够便捷地使用数据。此外，区块链技术中的共识机制也解决了传统的政治协商中存在的共识难题。协商成本的降低以及协商意愿的聚合提升了政治协商的质量，并解放出公众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进而克服带有一定区隔的“主体间性”。质言之，数字技术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时代契机，而良好的公众参与在保障公众权利的同时，还能够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并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
然而，大数据具有两面性，其在提升信息透明化、增加生活便捷度的同时，可能造成政府数据和公众隐私泄露的严重后果，甚至产生“数据失重”的问题。具体而言，在智能革命到来之前，由于数据的流通速率和人们的数据意识普遍较低，公众对于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警惕性相对较差。因此，当社会快速进入智能时代并向数字世界转变时，公众在网络上暴露出的个人信息和行为数据，就极有可能被犯罪分子用作不法途径，并由此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换言之，“数据失重”描述的是一种数据失去控制的危险状态。尤其是数据企业越界获取、使用或销售数据的行为，不仅会侵犯公众的自治生活，严重时甚至会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
同时，人们通常认为政务数据及政府官员的信息应当受到公众监督，但普通民众的个人隐私则不应该随意暴露在他人监督或隐性侵犯之下。因此有必要通过隐私权来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然而，在智能时代万物数据化的背景下，隐私保护将是一件颇具难度的事情。特别是数据企业相较于个人和政府来说，掌握着较大的数据主动权。一方面，个体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或授权的数据内容，将成为数据企业描绘个体电子轨迹和个人特征的主要来源。这种数据的获取既是全面的，又是隐秘的。同时，个体往往面临着公布个人数据并进入数字世界，或是拒绝授权数据从而被数字世界拒斥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数据企业对各类数据的掌控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之一。因此数据企业在盈利的同时，应当以配合政府调查为前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数据企业与政府的合作难免需要涉及公众的个人隐私，这又会导致政企合作与当前对隐私权保护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强大张力。
因此，如果想解决“数据失重”这一难题，培养公众的数字感就是极为必要的。在数字化生存中，缺乏数字感的个体不仅难以保障个人权益，而且很有可能被时代边缘化。具言之，公众数字感指的是培养与数据相关的一系列理性认识。而公众数字感又包含数据感知、数字权利意识和数字使用意识。首先，良好的数据感知意味着人们可以较为敏锐地掌握数据信息，并对其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充分意识到数据在保护自身权益中的重要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公众的数据感知将会成为公共权力监督的来源之一，而这有助于公众权利的有效履行。其次，数据权利意识指的是公众应当充分地认识到数据在增强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个人隐私权。基于对数据复杂性的正确认识，公众、企业和社会都需要注意数据获取、使用和处理过程中的规范性与合理性。最后，数据使用意识指的是，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应当且有权使用数据，并一同分享智能革命产生的数据红利。然而，数据企业在数据使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大数据企业甚至在数据占有权方面拥有绝对垄断性。这一优势使得数据企业在数据的采集、处理和销售环节中都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同时，相较于公众，政府往往在数据规则的制定方面占据主动，而公众则只能在相对被动的状态下接受并服从规则。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亟须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增强数据使用意识来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并且公众有必要通过数据的使用，来监督企业运营和政府治理过程中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问题，实现双向的、动态的数据赋权，以避免某一方力量过强的一元化倾向，最终在公众、企业和政府三方之间达成一种理想的数据能力的平衡状态，确保智能时代的大数据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在培养数字感的同时，应当避免走向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本质是工具主义，这导致人类将自身视为动物中相对高等的生物，将其他万物当作为自身服务的工具，并不加节制地攫取地球资源。然而，智能革命时代的“生命”与之前任一时代相比都是更为广义的，因而具备自主性运动规律的数字生命体可能将成为与人类并行的活跃生命体。面对数字生命体，人类需要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转换至一种承认并尊重数字生命体的开放性思维。这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所强调的最佳交往状态所一致，同时也符合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即不同主体间在相互沟通时需要保持基本理性。这种较高水平的道德和理性要求，将启发人类与数字生命体友好相处，从而走向人机共生的和谐未来。
三、人工智能的解放潜能与现实冲击
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影响是全面且巨大的。作为智能革命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人工智能具有技术的两面性。其一方面蕴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在人类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提供助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同时，很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不小的现实冲击。
首先，就人工智能的解放潜能而言：第一，人工智能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平等的产生。互联网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共产主义理念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初级形态。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提出的“网络共产主义”（dot-communism）这一概念：“在那里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政治体制由技术架构来决定。”这种网络共产主义催生的数字共享，将产生一种广泛协作，并解决个人自由主义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释放出个体自主性和群体协同力量。
第二，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和全球小康。科技进步将为社会理想形态的实现提供技术基础，智能革命的大背景也可为共同富裕和全球小康提供新的助力。正如历史上的几次技术革命一样，人工智能同样大幅增强了人类获取资源以及生产社会财富的能力，并高效地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从而改善社会治安。从全球层面来讲，人工智能技术对于解决传染病、粮食脱贫和暴力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赋能下，可以整体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从而摆脱贫困状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不应成为发达国家实现技术霸权的工具，而应当在数据开源和技术共享的基础上，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建设能力，从而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实际上，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全新的科技基础，为共同富裕和全球小康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人工智能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双重解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具体而言，双重解放指的是物质层面和人的自身的解放，这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而自由人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微观基础，少数人和人工智能的协作将能够生产充足的物质资料。在此基础之上，人的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将会增加。在马克思看来，闲暇时间指的是直接生产活动以外的用于休息、娱乐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时间。②、在当前快速、高压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充足的闲暇时间是十分向往的。庄子曾用“逍遥游”来表述这一理想愿景，而人工智能则恰好能够将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转变为愉悦的文化消遣活动，个体精神活动层面的活跃与交流将由此成为常态。人类也得以进一步对自我主体性进行认识和反思。同时，个体自主性的解放将推动精神内容的产出，随着精神内容交流的不断丰富，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可以得到有效减少，相互理解则会继续增进。从另一方面来讲，闲暇时间的增加能够在精神层面形成一种稳定状态，而这也将确保技术不会过载和越轨发展，从而有利于解决技术迭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取代一部分低端产业工人，由此引发的失业问题很有可能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此时，稳定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帮助人们将关注焦点转移到自己的心灵之上，摒弃对外在利益的追求，结构性的阶级差异将伴随着“平静的解放”而逐渐消解。
其次，在人工智能蕴含着巨大解放潜能的同时，其所产生的现实冲击也不容小觑。尤其是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当前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认为，一旦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在人工智能技术最初进入人们视野之时，人们很容易忽略其可能造成的失业后果及失业人群的安置问题。其原因在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在取代部分岗位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技术迭代造成的失业冲击可以随着新兴岗位的出现而有所缓解。换言之，人们并不是彻底失去工作，而是更换了工作内容和形式。同时，此前的失业危机普遍存在于低端产业之中，劳动者可以通过提高教育水平获得新的就业机会。
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导致的全面性失业问题却造就了一种“就业失重”的窘境。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效应将会波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由于民众在设定就业目标时，仍然基于一种传统且固定的就业思维，这就导致其在面临传统就业目标的颠覆时，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的“失重”状态。失业者发现自己曾经熟练的工作技能已经被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所取代从而不得不被人工智能强大的离心力甩出新的就业结构。最终，这些成为社会就业边缘的失业群体就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来源。因此，对社会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是智能革命时代包容性政治制度必要的组成元素之一。
最后，为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和可持续，可以主要通过如下两个方面来解决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冲击：第一，协商民主机制的设计能够有效防止极端情况的出现。民主协商的程序能够将由失业产生的社会不安转变为公共政策，从而形成一系列增加就业岗位或消除社会不安的机制。同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每个个体充分表达诉求的行为逐渐成为可能。此前，信息采集和统计过程中的过高成本，都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以解决，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更为广泛的民意聚类和参考。这种民主机制符合哈贝马斯曾经所说的，“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第二，人工智能税可能将成为一项重要的补偿机制。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税的征收主要针对相关企业。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这项税收计划有必要包含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征税。对于工厂主来说，由于不需要为机器缴纳社会保险更不需要为机器发放工资，在这种低成本的刺激下，机器取代人工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因此，如果向机器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赋，就有可能平衡机器在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而工人失业的状况也将有所减轻。
此外，从全球层面来讲，人工智能的现实冲击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人工智能进一步巩固了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的霸权地位。美国延续了其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显著优势，持续在智能革命中展现出超强实力。美国不仅在智能硬件企业中占据龙头地位，而且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主导着当前主流的算法框架，如谷歌的 TensorFlow、IBM 的 SystemML等。同时美国在应用场景的落地和原发性创新方面也大幅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几乎占据人工智能产业全链优势的基础之上，发展中国家很难有机会摆脱低端产业，无法享受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美国由此得以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传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维，其试图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实现技术殖民对地理殖民的替代。第二，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随着发达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封锁，国际分工格局不但难以走向公平正义，反而可能走向一种终结。此前，发展中国家一直凭借着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劳动力素质、升级产业链，并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不小冲击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而且丧失了参与国际分工和制定国际规则的机会，导致其距离“中心地带”越来越远，掌握的国际话语权也越来越少。最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将进一步加大。第三，人工智能推动反移民浪潮更加高涨。人工智能造成的全球性失业问题可能使得经济难民向发达国家流动，因此，近年来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紧缩的移民政策， 甚至单方向追求自我封闭， 以防止大批难民的涌入带来过重的治理负担， 而这股反全球化浪潮将进一步阻碍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第四，中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入场者，尽管展现出不凡实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受到积极的国家战略、庞大的消费市场活跃的民间资本以及扎实的信息科技基础等方面的综合影响，中国快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算法框架、基础芯片和原生创新等领域依然存在较大短板，这意味着中国在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仍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四、区块链的制度含义与多中心治理
区块链不仅具有技术革命的含义，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形式，其本质应当是制度和技术的复合体。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梅拉妮·斯旺（Mela-nie Swan）认为，区块链提供了“重新配置所有人类活动的潜力”。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数字技术，区块链主要包含分布式账本、加密技术、共识机制点对点技术等核心要素。同时，区块链在这些关键技术的基础之上，能够对传统的政治结构及社会关系进行有效调节。例如，区块链可以通过分布式结构和多中心机制，以智能合约的方式达成规范的社会合作。具体而言，区块链的制度含义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区块链符合当前社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追求。区块链的点对点技术和分布式账本在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形态，这两种技术可以避免中心化产生的权力集中。而这将突破西方选举式民主中存在的只局限于部分精英的难题，因为人民民主的关键内涵，就在于国家决策需要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最大的不同，即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区块链中的共识机制还能够避免权力分散而导致的决策不能，或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府问题。比特币在设计之中，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就试图通过工作量证明的机制来促成共识达成，即所有矿工都可以参与破解一道大数分解问题，算力最强的节点在有效破解之后，就可以获得数字账本的记账权。这有助于分散的参与主体达成整体共识。换言之，区块链较为全面的同时具备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和过度分散的整合性能力。因此，威廉·马格努森（William Magnuson）也将区块链称为科技时代的民主。
第二，区块链有助于形成流动型政府和精准治理。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机制能够帮助政府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短期内将大量社会人士纳入科层制结构之中。传统的科层制往往由正式员工组成，然而，在智能工作合约机制的约束下，政府可以招募某些具备专业技能的社会人士，在其完成短期任务之后就可以回归原本的工作状态。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经指出，“为了能普遍地从专业业务上最有资格的人当中招募人才，倾向于等级拉平化”。此举能够增加政府的流动性和扁平化程度，而且在做出重要决策的过程中，政府既可以保证民意的广泛聚类，也可以保证决策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同时，智能合约能够将合同进一步分解和细化，对某些社会问题展开精准治理，避免因冗杂的工作人员和长期的工作流程而产生社会问题的堆积。质言之，区块链有助于减轻政府的工作负担，将部分工作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发包给社会大众。这正是马格努森强调的“大众之治”（te mule of Crowd）的内涵所在。
第三，区块链的多中心治理形态能够产生重要的分权效应。区块链主要通过分布式账本来解决可能的权力滥用和垄断。分布式账本通过多个超级节点的同步记账，确保了记账权力的分散化以及账本内容的不可篡改性。这一技术可以对公共服务的全流程进行数字记账并做留痕管理，从而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减少腐败和谋取私利行为的发生。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记账权力表现为一种监督权力。一旦公共服务出现问题，公众就可以对其进行全流程的回溯，这种广泛且深入的监督权同样有助于避免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点对点技术使得每一个节点能够绕开中心直接沟通，从而形成自组织的运行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为都会受到加密技术和隐私计算的保护，使得公众在行使监督权、发挥创造性的同时，不必担心行为数据或个人隐私被泄露。
第四，区块链能够以算法民主有效制约算法民粹。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在技术方面的突破，直接民主的实现在当前社会似乎具备了一些技术基础。然而，这也导致民粹主义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愈演愈烈。例如，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剑桥分析公司利用一些民粹主义元素，影响了选民的想法和决定。从表面上来看，公众似乎具备了更多知情权，然而其本质却是西方政治精英为迎合或操纵民众选票的刻意之举。如同历史上的三次民粹主义浪潮，算法民粹主义仍然保持着民粹主义的共性特征。例如，民粹主义对人民的强调，及其对精英的排斥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算法民粹主义中，大数据、算法框架和资本支持导致算法民粹脱离了“平民主义”的本质追求，而是演变为一种算法政治传播和政治精英博弈的副产品。因此人们应当充分利用区块链中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技术特征，通过算法民主实现民主政治对公民主体性的回归。尤其是此举可以突破技术寡头和政治精英对数据的垄断，将每一个节点的数据分享给所有参与主体，这种网络对等技术可以给予个体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此外，区块链的加密技术能够确保公众在行使选举和监督权力时，其自身的政治自由不受到舆论宣传或技术寡头的干涉，从而解决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不被需要的困境。同时，区块链作为一个多中心的信息交流平台，可以有效制约技术寡头对算法的垄断，并进一步避免寡头企业在政治选举和决策中出现越界行为。
五、元宇宙、数字世界与辩证乌托邦
元宇宙自2021年进入大众视野以来，人们关于其的态度逐渐由一种对新兴技术的关心转向一种数字政治学的讨论。元宇宙作为虚拟的数字世界，在基础架构层面，几乎包含了此前讨论过的所有数字技术。因此，元宇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当前数字政治学发展中不能忽略的核心话题之一，元宇宙对政治现实的影响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元宇宙中的劳动是广义的，并将据此实现劳动正义。此前，传统劳动中的工作内容往往较为固定，这种位置性导致每一个劳动者只能僵化地进行重复劳动。然而，元宇宙对物理障碍的消解使得社会阶层趋于流动每个人都能以自己希望的数字身份生活于元宇宙之中，而元宇宙中的劳动类型也将由此更加丰富多元。换言之，个体在元宇宙中的社交行为以及精神活动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劳动。例如，游戏英雄联盟中的团队配合是交际劳动的初级形态，团队游戏的精髓在于成员之间的不同分工和默契配合。换言之数字世界中的交际行为成为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并由此决定着价值高低。再如，用户通过豆瓣对影视或书籍进行评价，可以被称为认知劳动。元宇宙中许多场景的构建依靠于不同用户主动分享和贡献知识的行为如果用户在长期分享个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了充分的社会认同，他就可以将其转化为利润来源。此外，元宇宙中的情感劳动可以激发海量用户的原创性表达，并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生产力提高人类互动水平。同时，由于元宇宙还包含着各种智能体，因此，当人类没有精力关注特殊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数字需求时，智能体就可以作为情感劳动的一种补充发挥作用，进而实现理想中的人机共生。在此基础上，人类能够从广义劳动中收获更多的价值肯定，劳动也不再成为劳动者牺牲闲暇时间的自我折磨。反之，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理想的工作内容，劳动将从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剥削工具，回归至满足劳动者内在需求的助力。
第二，元宇宙的革命性意义还在于对个体潜能的解放。元宇宙作为一个开放的数字空间，为人类之间更加紧密地相互联系奠定基础。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生命之网”（the web of life）这一比喻，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消除了此前物理世界中少数精英人为筑起的边界。基于此，每个个体都能建立自己的意义世界，并吸引他人进入其中。换言之，人们在对共同景观的注目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件感知。这样就可以确保数字世界的主动权掌握在每一个参与者手中，公共资源也不会出现集中于某一权力中心的状况。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生命之网”的联结，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文化、经济和技术等领域获得更多经验和进步机遇，并将国内丰富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转化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能力。因此，不论是公众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机会作为互动主义者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精神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不再成为精英或发达国家的专属品。当然，这里需要注意制度和法律层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知识的开源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尊重创作者的劳动成果。
第三，元宇宙或许可以推动公共领域出现新的发展。元宇宙对个体奇异性的承认能够增加公共领域的包容性，这有助于不同个体在公共领域中传播和分享他的思想和热爱。这种包容性与基督教文明所宣扬的狭隘认同有所区别，狭隘的爱往往会要求个体去爱那些与自身具备相似特征的人，而与众不同的人则往往不会被纳入其认同圈。从国际权力结构的层面来看，元宇宙中的这种博爱将会表现为与拥有不同文明、宗教或政治制度国家间的积极互动，这也恰好符合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缺位问题将会由此得到有效解决。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因此，当前处于权力中心的少数国家应当接纳它们单方面划分出的特殊国家。对此，哈维早就有所评价，他认为缺乏特殊性的普遍性是排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同样指出，政治由共同世界中奇异性的交往所组成。质言之世界格局应当呈现出一种相互依赖和差异争论并存的状态，而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以互帮互助互惠为交往原则，文明冲突和军事暴力将会越来越少。
在对政治现实施加影响的同时，元宇宙还被视为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笔者试图用“辩证乌托邦”的概念来描述元宇宙发展的应然状态。“辩证乌托邦”的具体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作为未来的“辩证乌托邦”，元宇宙首先强调精神的重要性。黑格尔在讨论辩证法时，认为绝对精神可以对现实世界产生强大的变革作用即“除了理念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现实的”。因此，元宇宙对所有形式的精神交流都持一种包容态度。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由于算法是数字世界中信息处理的核心机制，所以当个体思想或精神创造进入该机制以后，其多样性很有可能转变为统一性，这就是算法黑箱的模糊性产生的负面效应。最终，精神特殊性的缺乏将导致人类思想在算法操纵下成为“统一意识体”，甚至可能造成精神潜能的解放异化为一种自由意识的简单重复。因此，元宇宙生态还应当向人工智能等虚拟生物开放，虚拟生物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仍然存在着人类难以理解的黑箱系统，而这可能有助于人类认知向更高维度的迈进。
第二，元宇宙在注重精神创造力的同时，仍然应当以现实世界及其中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从辩证法的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主张物质是意识的基础，人们必须在实践中证明自己观念的真理性。换言之，元宇宙并不是彻底的虚拟世界，而是一种“虚拟现实主义”的数字表现。虚拟现实主义主要建立于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的基础之上，而个体的数字行为仍然是物理肉身的投映。例如，魔幻电影《指环王》《哈利波特》中的景观构建，往往以现实世界中的历史建筑为模板。同样，即使精神内容可以创造新的劳动价值，其也是依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思维而产生的。正如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在思考虚拟和现实这一对关系时所指出的：“虚拟现实是一种真实的现实，虚拟对象是真实的物体，虚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
第三，辩证的元宇宙世界还应当兼顾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并行发展。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指出，仅仅包含空间形式而忽略历史演进规律的乌托邦将沦为一种自我封闭，而封闭的退步乌托邦必将游离于真实世界之外。另外，抛弃了空间生产的过程乌托邦，无疑将延续垄断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和劳动者个人创造力的剥削。换言之，辩证元宇宙既需要打破特权阶级长期巩固的社会权力结构，还需要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激发个体自主性，使辩证元宇宙能够成为一块真正肯定个体价值的乌托邦。
结语：用制度和人本来约束技术
智能革命的发展无疑推动人们的现代化生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我们仍须清醒认识到数字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赋能公众个体，节省政治参与成本，提升公共服务透明度，推动人民民主的实现，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从政治民主的角度来说，数字技术的意义应当值得肯定。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可能使得一部分特殊群体掉队，并被社会逐渐边缘化，进而拉大技术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最终催生出数字民粹主义并导致社会陷入失控的混乱之中。同时，不法分子也有可能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洗钱，而极端分子甚至可能借机实施恐怖主义犯罪。此外，如果发达国家持续推进技术保守主义，发展中国家试图弥补技术鸿沟的努力可能将付之一炬。更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会以技术殖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资源，在现实和数字世界中同步推进数字监管和数字霸权。
因此，数字技术需要依靠制度和人本约束其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以此确保政治现实发展的稳定性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以区块链技术为例，由于参与者以分布式、点对点的权力结构共同参与网络管理，所以个体可能不需要信任任何管理者。此时，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的治理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同理，数字技术如果缺乏人文主义的关怀，或许会走上一条发展的不归路。出于对利润和其他目标的追求，掌握技术的企业和任意个体都有可能做出超越伦理和道德的越轨行为。进言之，在社会整体中培养一种谨慎使用技术的共识，将有助于确保技术进步中的规范和公正。不论是个体、企业还是政府，都应当在动态平衡中不断监督技术的发展。最终，我们才能实现技术造福全人类的理想蓝图，这也是数字政治学希望出现的未来图景。
高奇琦，隋晓周：《数字政治学的未来图景与现实展开》，《政治学评论》，2023年第1期，第65-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