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大概自1879年[1]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命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解决内忧外患？这个问题长期萦绕于孙中山的头脑之中。他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至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至国家者也，其故何也？”他的回答是：“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2]既然如此，如何使中国摆脱“一盘散沙”[3]的状况而应付时下之问题？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频频向其听众或读者呼吁应“同心协力”。“同心协力”的说法，在今天来看已经非常平常。但是，基于孙中山所生活的时代，它究竟寄托了哪些关怀以及反映了哪些问题呢？

1.“同心协力”的范围

尽管孙中山没有给“同心协力”明确的界定[4]，但是它存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大而言之，分为国内与国际。就国内来看，“同心协力”具有不同层次：

有时是对农民说的，“根本上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这个思想，然后大家才能够联络起来。”[5]有时是就士兵（或军人）说的，“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如果变成了革命军，便可替革命主义去牺牲，以一当百，百当万，同心协力去定中国”[6]。有时是就学生说的，“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7]。有时是就国民与军人关系说的，“诸君要除去因为军队不能开学的困难，便要大家担负责任，人民与军队一体，同心协力，让军队赶快出发”[8]。有时是就国民与百官关系而言的，“期尔百官人民共体此意，戮力同心”[9]。有时是就国民与国民党说的，“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10]。有时是就国民党内部关系说的，“从前本党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么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由于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党因此失败。我们以后便要团结一致，都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像这样做去才可以成功”[11]。有时是就党际关系说的，“今五党合并，兄弟切望诸君同心合志，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合五党之力量、气魄以促民国之进行，是中华民国前途之无量幸福。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决不宜为鹬蚌之争。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12]。有时是就国民与政府的关系说的，“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13]。有时是就“文”与“武”的结合说的，“彼时以对待陈炯明者对待不肯裁兵之军阀，枪炮与笔墨同力合作，以广东之时为例，此事必易成功”[14]。有时是就汉人内部而言的，“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15]。有时就满汉关系而论的，“满人忌汉人之深如此矣，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时艰哉”[16]！有时是就五大民族关系来讲的，“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17]。而很多时候是对全国国民说的，“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18]。

就国际而言，也具有不同的层次：

有时是就中日关系而发的，“愿今后两国人民披沥诚心，相互疏通意见，以亚洲作自己的家，而中日两国间首先要增进情谊，同心协力，以此保障东方和平，这就是我热切的愿望”[19]。有时是对中外工人说的，“现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作战，所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敌人，所以中外的工人应该联成一气”[20]。有时是就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而论的，“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21]。有时就是对全世界讲的，“然使文明日进，智识日高，则必能推广其博爱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亦未可定”[22]。

综合来看，孙中山倡导的“同心协力”的最小范围是限于一个职业群体或组织，该群体或组织最好能同心同德和群策群力；最大范围是全世界，理想的状况就是“大同之世”。

2.“同心协力”的形式

“同心协力”如果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呼吁、宣传上，就无以显示民众的力量。孙中山对此非常清楚：“现在农民何以最艰难和最痛苦呢？因为在满清的时候，政府不准农民有团结，如果结成团体，便有抄家灭族的危险，所以农民向来没有联络，像一片散沙一样。就是到今日，还是不知道联络，还是没有团体。”[23]他对前来参加农民联欢会的人说：“你们到这个会的人知道了办法，回去乡村之后，第一步奋斗的工夫是要大家联络，结成真团体。大家做到第一步的工夫，有了好团体之后，才可以做第二步的工夫。第二步的工夫是什么呢？就是为农民争利益。”[24]农民要改变自己的痛苦命运，享有合法权益，就必须团结起来，通过组织即“会”的形式把大家联络起来，“多数农民如果能够结成大团体，就有力量可以讲话。”[25]

他在广州欢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代表时说：“中国人的人格堕落已极，像那些官僚武人只知道升官发财，自私自利，什么国事都不管，人格是不是堕落呢！我们要救国，必先要除去他们。要除去他们，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不可专靠个人去救国，必须要大多数同心协力去做，这就是应该以青年会的团体去救国。”[26]孙中山还以青年会为例顺便指出国民党的问题：“如果国民党有青年会的完全组织，到处宣传革命的道理，使人民十分了解，人民自然欢迎我们的主义来建设民国，民国老早成功了。”[27]

由此可见，孙中山十分偏向于“用大团体表示来救国”[28]，因而对富于江湖帮派色彩的洪门也表示出特别的期待：“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29]。当然，从正式投身革命始，他就积极组“会”。在他发动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章程中这样写道：“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轻侮百姓，其鱼[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远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愦愦，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倖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屡世代衣冠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除责乎？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30]就当时的环境而论，很难说“四方贤才志士”都来入会，不过已表明用大团体来救国的意向。其实，规模相对小的组织在革命初期要有效运行就相当不易。若非如此，孙中山不会要求入会者当众举手盟誓：“联盟革命人ＯＯＯ，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如有异心，任众罪罚。”[31]一个超大规模的组织又当如何呢？在他晚年发起的改造国民党运动，大概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团结精神。自根本上讲起来，革命事业是大家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既是大家的事，必要大家同心协力才可以实行；如果不能同心协力，便永远不能实行。”[32]

合而言之，“同心协力”在现实中必须要有凭借，主要的形式就是建“会”组“党”。孙中山一生屡屡组党，正是深谙此道。

3.“同心协力”的纽带

“同心协力”有了有形的组织依凭，又如何使品性不一的人发挥影响力呢？孙中山于此多有思虑。

在兴中会章程中虽没有明确列出约束会员的条规，但已意识到对会员必须有所约束：“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具忠义，有爱戴中国为其父母之邦，肯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有董事带其入会。”[33]显然，品德如何为入会与否的根本条件。然而，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各处设立的分会日渐增多，难免品性杂陈，影响其战斗力。在革命遭受挤压的特殊环境中，有人愿意投身革命已属可贵，又怎能苛责于德？这一点在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前的反省中得到印证：“曩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34]造成革命团体“摧败”的原因是成员的品德吗？孙中山否认了这一点：“此无他，当时立党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殊不知党员之于一党，非如国民之于政府，动辄可争平等自由，设一党中人人争平等自由，则举世无有能自存之党。盖党员之于一党，犹官吏之于国家。官吏为国民之公仆，必须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绝对服从国家，以为人民谋自由平等。惟党亦然。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则当先牺牲一己之自由平等，为国民谋自由平等，故对于党魁则当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当牺牲一己之权利。”[35]

由上看来，品德与“自由平等之说”并非“同心协力”的可靠纽带。既然这样，究竟以什么来凝聚会众呢？孙中山很自然的想到了他信奉和经常鼓吹的“三民主义”。他说：“须知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36]“政党中最紧要的事，是各位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37]这种“主义”或“精神”就体现为“三民主义”。当他发现革命为旧思想所挫时便说：“今天要诸君来打破旧思想，究竟用什么做标准呢？大略讲，便是拿一种主义做标准。我们如果信仰一种主义，服从一种主义，总是照那种主义向前做去，那么打破旧思想的事业便可成功。……信仰中的道理，用单简的话说出来，便是主义。我们做标准的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便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民主义。”[38]

为了形成革命大团体，他认为必须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在对广西的国民党员演说时指出：“望大家乘目下陆、谭（指当时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谭浩明——引注）初被推翻之际，赶紧分赴各乡各县努力宣传三民主义，使人皆知此主义为天经地义，结合团体，实行自治，使广西几百万人民悉同一心，无论有何武力侵逼，皆不能推翻了。”[39]孙中山还提出招人非议的“以党治国”主张，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40]。如何才能使“党的主义治国”？他认为必须特别重视长期的、广泛而又深入的宣传：“宣传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现在广东的人民号称三千万，本党党员有三十万，如果一个人能够宣传十个人，在一年之后便可以得到三百万人的同志，在三年之后便可以得一千五百万人的同志。……再用一千五百万做基本，推广到各省去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到了四万万人都受过本党的宣传，四万万人的心理便要归化本党；到了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国。”[41]

尽管孙中山一再号召国民党员要以“三民主义”为“精神结合”，但是收效并非尽如人意。如果说，“品德”、“主义”是“同心协力”的软性约束纽带的话，那么，作为刚性约束纽带的“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在他对以往革命奋斗的反思中已意识到了，“这种奋斗，所谓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42]。真正引起他对“纪律”的足够重视，大概还是由于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他说：“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43]“中国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44]后来，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45]孙中山在哀悼列宁的演说中指出：“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46]“同心协力”要确实“有力量”，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这深深地影响了晚年孙中山。这也部分解释了他为什么倾向于“党魁制”。

总结而言，“同心协力”的纽带是品德、主义与纪律[47]。孙中山在不同的场合对其中之一有所强调，但总体上看，他长期重视的是“主义”，后期则突出“纪律”。

4.“同心协力”的目的

“同心协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孙中山总是不忘利用各种时机向其听众或读者说明这个问题。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说：“今天我希望国民党员的，是要诸君立志，于十年之内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只要诸君有了志愿，方法是很多的。……但诸君须先有这项志愿。自己有了这项志愿，还要去宣传自己的志愿，推到四万万人都有这项志愿。如果人人都有了相同的志愿，便能够学蚂蚁和蜜蜂，合群策群力去行。”[48]

要“把中国变成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应是“同心协力”的高远目的。实现这个目的的前提是，首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同心协力”的目的在当时最直接的就是革命立国。而革命立国实际就是救难：“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49]“凡国之所以能存者，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50]中国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宗旨最能体现此意：“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51]“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52]建国以后依然需要“同心协力”：“现在民国要做的事情是狠多狠多，只要大家同心协力做下去，就可以做地球上第一等强国。”[53]“破坏之事虽已告终，而建设之事方始，仍请诸君同胞同心协力去做。建设之事可分为两大端：一兴利，一除害。”[54]“诸君今天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所要求诸君的，是望诸君提起精神来，一齐同心协力建设这个新世界的新中国！”[55]“从今天起，如果大家同心协力，十年以内中国可以为世界最强的国家。”[56]“怎么样去图国家的富强？我们要图国家富强，必须要自己振作精神，大家团结起来，公[共]同向前去奋斗。”[57]

在宣传“同心协力”的目的时，孙中山很多时候以“幸福”为号召。他说：“吾新中国之民，今得生息休养于开明政治之下，凡千百年所受之专制之压力皆已扫除净尽。用敢一言以告白：此后吾人自当同享幸福，其要点在戮力同心而已。”[58]“彼时我中华民国国民，自然就可以永远享真正自由、文明、幸福。”[59]“须知此后国为民有，应人人负担义务。目前之同心协力，即将来同享幸福。”[60]“盖自由、平等、博爱乃公众之幸福，人心之所同向，无可压迫者也。”[61]“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变为平等。革命党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即以此也。”[62]“皆同心合力，无论如何强大的武力都不能推翻，我们便有机会以图大众之公益与幸福。”[63]有的时候，他又说“万众一心”为的是奠定“立国基础”：“国家要怎么样才可以改造好呢？要有立国基础，才可以造好。立国基础就是万众一心，欢迎民国。到了人人欢迎民国，不反对民国，民国便可以永远不摇动。”[64]如何巩固这个基础呢？“就是在把三民主义的道理注射到人民心内，要人人的心理上都倾向共和。人人的心理上都倾向共和，中国才再不发生皇帝，中国才可以富强。”[65]当他发现“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66]时，“同心协力”的目的又转向“革命立国”了，正如他在北伐宣言开头即说的：“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专制政体暨满洲征服阶级，本已得所藉手，以从事于目的之贯彻。假使吾党当时能根据于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以肃清反革命势力，则十三年来政治根本当已确定，国民经济、教育荦荦诸端当已积极进行。革命之目的纵未能完全达到，然不失正鹄，以日跻于光明，则有断然者。”[67]当列强干扰北伐时，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通过革命，在中国改变所有的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我们深信，革命必将成功，中国定会统一，定会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68]

概而言之，“同心协力”的目的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奋斗”。分而言之，近期奋斗是革命立国，长期奋斗是改造国家。从民众的角度而言，则是孙中山汲汲所求的“幸福”。

5.“同心协力”的限度

从上可以看出，孙中山吁请“同心协力”总是系于中国问题之解决。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同心协力”的有效性如何？

“同心协力”的范围的多层次性与形式的多样性，可能同他对西方社会的观察有关：“盍观泰西士庶，忠君爱上，好义急公，无论一技一能，皆献于朝而公于众，以立民生富强之基。故民间讲求学问之会，无地不有，智者出其才能，愚者遵其指授，群策群力，精益求精，物产于以丰盈，国脉因之巩固。”[69]“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70]孙中山希望各种群体都组织起来联络为一体，自然是意识到力量产生于组织，意识到了“人类从事工作的领域中没有一个不寻求组织，或不寻求扩大和完善其组织”[71]，但是主要依靠国民党员还是不够的。此外，政治性组织不必局限于政党，正如郭嵩焘所见：“西洋考求政治民俗事宜，皆设立公会，互相讨论。自顷十馀年，考求益精，公会亦益多”[72]。黄遵宪的考察也表明，西方“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习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虽然，此亦一会，彼亦一会；此亦一党，彼亦一党；则又各树其联合之力，相激而相争。”[73]值得注意的是，“扩大和完善其组织”未必是要“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

即便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组织又如何有效运行呢？事实上，很难形成那样一个组织，他本人也意识到了：“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海外同志的力量。但是本党在辛亥年革命，能够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何以十二年以来，不能一气呵成，建设民国呢？就是因为国内大多数人民，还不明白民国的道理，不了解本党的主义。”[74]“本党自成立以来，在国内进步很慢，在海外进步很快，但是到民国以后就是海外进步也不很快。”[75]“自民国成立以前，本党时有进步，民国成立以后反日见退步，此无可讳言。”[76]究竟是哪些原因使势力本就有限的国民党“日见退步”呢？孙中山“检讨”时认为有“三端”：“（一）党中缺乏组织”、“（二）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和“（三）本党之基础未固”。为什么“缺乏组织”？由于“自由平等之见深入脑中，以为党员当绝对自由，一切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谬说”造成什么结果？使本党“革命精神遂以消失”；党的基础何以“未固”？是因为在军队宣传不力。[77]其实造成孙中山所列“三端”的原因都与思想觉悟有关。正因为这样，今后“为党员者，须一意办党，不可贪图做官，并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78]。

然而，期望党员们都秉持“谋公众之自由”、“图大众之公益与幸福”之“同心”谈何容易！而达到“同心”的手段，孙中山又主要依靠“宣传”。所宣传的内容不外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迟迟不得实现。尽管三民主义是产生“协力”的动力，“太平盛世，人人安居乐业”对于“协力”具有莫大的诱惑，但是不要忘了到底是哪些人加入了革命大团体，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尤其是当下需要什么。孟子说过“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79]的话，对于“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80]的孙中山应该不会陌生。他曾这样说：“当时欧洲人民听了自由这个名词容易明白的情形，好象中国人听‘发财’这个名词一样，大家的心理都以为是很贵重的。现在对中国人说要他去争自由，他们便不明白，不情愿附和；但是对他要说请他去发财，便有很多人要跟上来。……中国人听到说发财就很欢迎的缘故，因为中国现在到了民穷财尽的时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贫穷；因为发财是救穷独一无二的方法，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很欢迎。”[81]既然如此，说“盖革命为非常事业，苟获成功，其所贻留于后世者，远出钜万金钞之上”[82]又怎能促使泛泛之众“协力”革命呢？

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多数人不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83]，而是“无恒产”则“无恒心”的“民”，因此令他们“同心协力”的内驱力除了“主义（信仰）”、美好的愿景外，最好是再让他们生存有保障，活着并保有希望。应该说，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非常具有针对性，遗憾的是，它们在当时常沦为动人的“讲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革命团体面临着外部“竞争”。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应随时提醒自己：“我们为什么和为谁而竞争？”、“我们怎样竞争？”[84]。

总而言之，孙中山渴望全国国民“同心协力”以使中国问题真解决，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当他寻找到新三民主义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协力”于国民革命时，“命运”又使他必须放下“未竟之业”[85]。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刊发时有删节

[1] 根据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时写给香山籍清退休官员郑藻如的书信。书信题名“兴利除害以为天下倡”，内称“某留心经济之学拾有余年矣”。写此信时间约为1889年，故说孙中山大抵自1879就关心中国时局之发展。全文参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序”，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3] 关于“一盘散沙”的问题，参阅拙文：“孙中山‘一片散沙’说析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4] 他对与之相近的另一个词“众志成城”倒有浅显的解释：“有一种志气，是大家公共的志，众人都向此做去便容易成功，所谓‘众志成城’。”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65页。

[5] “农民要结成团体实行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06页。

[6] “要用三民主义打破旧思想恢复革命朝气”，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35页。

[7]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并合乎中国国情”，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53页。

[8] “知难行易”，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147页。

[9] “出师北伐通告”，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153页。

[10] “国民党改组依靠党员奋斗并以人民心力为基础”，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14页。

[11] “代表大会的宗旨是改组国民党与改造国家”，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85页。

[12] “应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并正确理解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09页。

[13] “拟著《十年国防计划》一书纲目”，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9页。

[14] “宜以笔墨之力专作裁军鼓吹”，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05-206页。

[15]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85-186页。

[16]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28页。

[17] “五族一家与世界大同”，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12-313页。

[18] “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宣言”，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4页。

[19] “中日合作与协力保障亚洲和平”，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97页。

[20] “中国工人要结成大团体打破外国经济压迫”，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64页。

[21] “通过宣言后要担负彻底革命的责任”，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00页。

[22] “五族一家与世界大同”，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13页。

[23] “农民要结成团体实行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05-506页。

[24] “农民要结成团体实行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09页。

[25] “农民要结成团体实行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07页。

[26] “人格救国与地方自治”，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94页。

[27] “人格救国与地方自治”，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95页。

[28] “人格救国与地方自治”，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88页。

[29] “《洪门筹饷局缘起》与《革命军筹饷约章》”，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227页。

[30] “兴中会章程”，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8页。

[31] “复某君述平均地权主张并告在檀香山肃清保皇流毒情形函”，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34页。

[32] “全党要为实行本党主义与政纲而一致奋斗”，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19页。

[33] “兴中会章程”，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8页。

[34] “为创立中华革命党致南洋同志书”，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425页。

[35] “为创立中华革命党致南洋同志书”，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425-426页。

[36] “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95页。

[37] “代表大会的宗旨是改组国民党与改造国家”，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85页。

[38] “要用三民主义打破旧思想恢复革命朝气”，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26页。

[39]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77页。

[40] “党员要人格高尚并注重宣传才得人心”，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67页。

[41] “党员要人格高尚并注重宣传才得人心”，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70-271页。

[42] “代表大会的宗旨是改组国民党与改造国家”，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83页。

[43] “要取法俄国注重党的纪律”，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22页。

[44] “要取法俄国注重党的纪律”，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24页。

[45] “要革命成功必须先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79页。

[46] “哀悼列宁逝世”，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01页。

[47] 孙中山有时还提到“感情”的作用：“党之能够团结发达，必要有二个作用，一是感情作用，二是主义作用。”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58页。实际上，他所谓的“感情作用”是指党人的心理。党人的心理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主要受“三民主义”、“共和”的影响。

[48] “注重宣传以造成群力”，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75-376页。

[49] “兴中会章程”，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8-19页。

[50] “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28页。

[51] “中国同盟会总章”，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158页。

[52] “《洪门筹饷局缘起》与《革命军筹饷约章》”，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227页。

[53] “尽国民义务与倡造道路”，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66页。

[54] “兴利除害与实行开放政策”，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71页。

[55] “三民主义是使中国造成新世界的工具”，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91页。

[56] “全国学生要担当革命的重任”，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62页。

[57]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并合乎中国国情”，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359页。

[58] “中国铁路计画与社会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34页。

[59] “兴利除害与实行开放政策”，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74页。

[60] “民生主义有四大纲”，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81页。

[61]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76页。

[62]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76页。

[63] “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77-78页。

[64]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53-454页。

[65] “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456页。

[66]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第673页。

[67] “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52页。

[68] “中国革命虽遭列强阻挠但必能成功”，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567页。

[69] “创立农学会倡言”，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21页。

[70] “应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并正确理解民生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310页。

[71]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72] 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从书》，岳麓书社1984年11月版，第647页。

[73]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从书》，岳麓书社1985年3月版，第591页。

[74] “党员要人格高尚并注重宣传才得人心”，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65-266页。

[75] “党员要人格高尚并注重宣传才得人心”，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68页。

[76] “检讨党务不振之因欲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73页。

[77] “检讨党务不振之因欲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74-275页。

[78] “检讨党务不振之因欲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76页。

[79] 《孟子·滕文公上》。

[80] “自传”，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第25页。

[81] “三民主义”，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第504页。

[82] “检讨党务不振之因欲效法俄人以党治国”，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275页。

[83] 《孟子·梁惠王上》。

[84] 有论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它们是为争取支持者而竞争”，“通过许诺给它们的追随者以利益和好处进行竞争”。[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159页。

[85] “致苏联遗书”，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第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