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不是一个新词，但一直是个热词。7月中旬，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公布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判，8月4日、5日、6日、7日，《人民日报》连续四天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系列评论，“新常态”一词再次陡然升温。评论概括“新常态”有四个主要特征：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这个概括是一个认识，一个判断，一个政策信号，表明了最高决策层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态度，也是对此前各种政策呼声的回应。
“四个特征”的核心是增长模式转换，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
比如增速换挡，关键是“底在何处”，换到哪一个档算是中高速，是否做得到、受得了、有必要？这个底还没有探明。这需要时间，一两年、两三年或三四年，很难说清楚。但无论如何，只有探底，找到中高速的均衡点，才能形成“新常态”。
日本战后的情况是，1950—1972年GDP年均增速9．7％，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1973年前后受石油危机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影响第一次减速换挡，1973—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26％；1991年前后受房地产泡沫破灭重创，1991—2012年期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年均0．86％。韩国的情况是，1961—1996年是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前后遭受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高负债率的重创，1997—2012年期间增速显著回落到年均增长4．07％。
比如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讲要优化结构、动力升级，但实际进展远不如人意。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旧常态”，主要是靠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拼投资、拼资源、拼劳动力。积重难返，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旧常态”转向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新常态”需要脱胎换骨，不容易。
最头疼的是前期刺激政策埋下的隐患和风险如何消化？畸高离谱的房价、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及其连带的金融风险、产能严重过剩、巨大的贫富差距等这些包袱，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化？宏观政策能否顶住多年来经济运行的惯性和强刺激依赖的压力，不走回头路？
上面说的增长模式转换过程的种种不确定性和艰辛痛苦，概括地说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现在面临的考验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阶段性特征差不多，无非是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产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区间甚至倒退。教训大概有这样几条：缺乏创新，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金融体系脆弱拖累实体经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政府效率低，腐败蔓延。
相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无非是成功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科技立国，提升产业竞争力；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抑制腐败。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抓手是什么？大而化之地说，就是“少刺激，多改革”，常说的“向改革要动力”。
“少刺激”的一个理由是，增速放缓是增长的合理回归，是无法回避的。很多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和风险，掩盖在高速增长的光环里，需要“水落石出”，显露出来，才可能更好地解决，不能再靠刺激进一步放大。市场经济中，没有长生不死的企业，优胜劣汰是必然的。没有这个竞争淘汰过程就不可能形成新的结构再平衡。浴火重生，危机是强制性平衡的一个途径。当然这里有一个限度，不可能是完全的“放任自流”，风险也好，危机也好，要可控。另一个理由是，不当的、过多的“宏观调控”给一些特殊既得利益者提供了“设租”的机会，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五花八门的政府投资，多年来成为腐败的温床，争项目，争资金，拿回扣，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跟政府投资有瓜葛？恐怕谁都说不清。腐败是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典型特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改革千头万绪，最重要的、前提性的、也是目标性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增长模式转换”这个核心来看，亟须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分配制度改革，即如何更好地“分蛋糕”的问题，应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与政府相比，劳动者拿得少，政府拿得过多，是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投资推动型经济模式的资源配置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收入跑不过政府收入，消费就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增长的“新常态”就不可能出现。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过剩、投资效益递减、影响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甚至环境污染，更是大起大落波动的根源。只有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的增长才算是回归本意。所以，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的问题应该排在改革前面。
第二个层次是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贫富差距过大在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影响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引起宏观供求失衡，累积经济危机；二是低收入者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长期增长；三是促使财政再分配，扭曲作用减少一些人的工作努力和创业精神；四是促使操纵、犯罪、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这也是目前亟须改革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理解，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标志性指标，“新常态”应该是一个要即将进入的目标，即增长速度“换挡探底”后相对稳定的状态。目前正在“换挡期”，正在调整和“寻找”，正在进入“新常态”的路上。这个过程，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跨过去了就进入了“新常态”。这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期。老百姓对分享发展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合理分配的呼声越来越高，解决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