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的从天而降，无疑给最近几年本已渐渐沉寂下来的文明冲突论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对此说的讨论重又活跃起来，仿佛死灰复燃一样。也难怪，此次的恐怖主义悲剧就好象有意要为亨廷顿的那本薄薄小书加上个又黑又重的注脚，让文明冲突的笃信者们感受到德尔福预言应验般的惊喜——来自伊斯兰文明这个西方最危险敌人的进攻终于开始了，文明冲突论的价值从此被发掘和证明了。
没错，文明冲突论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非常具有欺骗性的理论，然而却是顺应着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以“九一一”事件为里程碑，美国会进一步发现文明冲突论对美国自身的“合理性”而自觉地全盘将其作为美国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而这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都将是危险而可悲的。
一、“九一一”事件中的“文明冲突”
“九一一”事件的本身及其余波，看起来像极了一次激化的“文明冲突”。事件发生没几天，美国就宣布在据说是劫机嫌疑犯使用过的车里发现了阿拉伯语的飞行训练手册和古兰经。而随着对本拉登是主犯的认定，美国掀起了“伊斯兰恐慌症”。阿拉伯人在美国国内屡遭袭击不说，就连在瑞典机场，两名阿拉伯人也被客气地“请”下了飞机，而机场完全提供不出合理的解释。布什在几次讲话中提到这次恐怖袭击是对美国“自由民主”的进攻；其阁员更有意无意地提到“十字军东征”。而拉登方面毫不示弱，通过电台电视台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发动对美国的“圣战”；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众也都举行了反美游行（与其他国家的反战游行完全不同），巴基斯坦的极端穆斯林甚至要组织援助塔利班的志愿军，今天还有一家英国媒体报道耶路撒冷有十六名基督徒被杀。看起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一时间如箭在弦上。
然而，真正的危险还并不在于诸如阿拉伯裔美国人的加油站被重机枪扫射、两个长得象阿拉伯人的男子乘公共汽车被警察用枪指着头、阿拉伯妇女被路人强行摘去面纱等等“小事”，也不在于几百名中东人作为嫌疑犯被抓却没有证据对其进行指控，毕竟布什也在多个场合对阿拉伯人进行了抚慰。对未来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国家可以归咎责任，恐怖主义的标签被无法挽回地贴在伊斯兰身上。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中，国家的权利被忽视了——阿富汗毁掉了可以重建，以塔利班为首的激进原教旨主义组织必须根除，不管它是不是一国的政府，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应该为恐怖主义负责。尽管美国舆论小心翼翼地避免将矛头直接指向伊斯兰，但美国人的仇恨仍在——这仇恨总要有个宣泄的对象，恐怖主义太抽象，恐怖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太复杂，伊斯兰原教旨组织的反美言论却十分刺耳，在加上对94年世贸爆炸案、洛克比空难、伊朗人质事件等等的回忆，在美国人心目中建立起“恐怖主义=伊斯兰=美国的威胁”的反射模式简直是必然的。
二、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的“合理性”
亨廷顿在他的书中宣称要为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范式”（paradigm），他认为：“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然而世界真的是“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吗？亦或这只是美国规划其世界战略时的需要？国际关系的悖论就在这里：一方面，国际社会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减轻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混乱，在各国的潜意识里是希望在国际规则遭到破坏时能有一个力量来主持公正的；但另一方面，当这个任务落到一个国家肩上时，其他国家就别想指望得到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调处了，因为那个国家总会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从美国成为世界的主宰那一刻起，各国利益就成了美国利益，国际政治就成了美国政治。美国不需要理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每一次冲突，也没有精力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矛盾的来龙去脉搞得那么清楚，它只需要按照它的利益去解决就可以了。
那么，美国面对整个广大的世界，面对几乎都远离它本土的其他所有国家，到底应该怎样划定它的利益呢？如果说一国通常都是从现实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作为首要国家利益的安全利益，那么这个标准对美国来说就远远不够用了。对此亨廷顿有一番堪称精彩的论述：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以“文明”来界定利益，这对美国的意义恐怕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世界上又有那个国家的触角伸展得那么广阔和遥远，以致于要用抽象的文化来判断朋友和敌人呢？
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的确是困难的。它时刻提防着俄罗斯，又不时地敲打几下中国；时而通过联合国打击异己，时而独断专行。由于没有明确的敌人，这个世界警察当得让美国自己都觉得尴尬。但现在，“迷茫”时期终于过去了。“九一一”使美国以受害者和制裁者的双重身份名正言顺地操起对全世界的领导权，明确利益所在、明确敌我差别的时刻也就到了。所谓的反恐怖主义国际联盟必定是转瞬即逝的，那么阿富汗战争后，文明冲突论不就成了最适合不过的理论工具了吗？
三、文明冲突论的欺骗性和危险性
比较政治学大师阿尔蒙德讨论过不同的政治文化对各国政治过程的重要影响；中国问题专家韩德（Micael Hunt）也阐述过文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他们说的正是亨廷顿想说而又不愿说明白的。亨廷顿说：“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与其揪住这个模糊、似是而非的概念，还不如说文明所孕育出的政治文化，即一个社会在政治上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它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而其他社会所看到的，就是这个“文明”的人们具有与自己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念——对于同一问题，理解得不同，处理得也不同。这正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是文明冲突论的欺骗性所在。多元的政治文化被武断地简化为“七八个文明”，而目的就是为了使美国“易于理解”和“易于把握”现在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九一一”后文明冲突论的作用在美国制定对外战略时可能重新凸显出来呢？韩德在他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说：“美国从未受过社会革命的大震动，也未受到过外国的入侵或占领，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她享受到很大程度的政治社会稳定。所以，毫不奇怪，伴随着体制结构以及社会与政治的价值观的延续而来的是外交政策领域中意识形态的长期延续，这在近代世界性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延续性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意识形态的存在缺乏自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美国人来说一直是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冷战时的反共情绪正是这种潜在意识形态的外化）。美国需要有外界对其政治社会造成巨大震动才有可能反向觉察到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一直在起着多么深刻的作用。“九一一”也许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机会。许多时政的关注者不是已经纷纷撰文讨论了这次恐怖主义惨剧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重大打击吗？高枕无忧的安全感在二十分钟内粉碎了，美国社会从此时时刻刻处于对外界的警惕状态中，“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句口号在冷战中从没有象此时此刻对美国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意义——苏联的威胁毕竟从未涉及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幕后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将会苏醒。这并不是说“九一一”突然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别人多么不同，而是出于寻求安全这一最原始的需要，美国人会紧密地汇聚向自己的社会与文化，站在能够包容自己的群体里不敢走出来。“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此刻以及长久的未来里将成为最有凝聚力的旗帜，这就是“九一一”对美国人心理的最重要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一一”决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转折点，而是里程碑。它大大强化了美国运用文明冲突理论来看待世界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从“九一一”到现在，美国始终看重的只是盟国对它的支持和实质性援助——出钱出人，至于其他国家，只要争取它们不强烈反对就行了。其实亨廷顿洋洋洒洒说了那么多，想建议的不也就这么简单吗？他的理论与冷战时的两极理论没什么实质区别，只是敌人从一个变成了多个。而解决方法呢？还是要加强所谓的“西方阵营”。既然如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期待美国对外战略会有什么重大调整了，如果有，那也是通过“西方盟友”将它在全世界的触角伸得更长探得更深。美国本土的安全利益已经放在首位了，但威胁却可能来自世界任何地方，这就使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各地盟友的合作。而被美国现在视为头号敌人的恐怖主义又与阿拉伯国家多有联系，因此可以想象美国将加大对中东和中亚的控制力量，顺带再遏制一下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看来，此刻文明冲突的理论解释与其现实利益的规划真是紧密吻合在一起了。
然而，这种对文明冲突论的自觉运用无疑是更加危险的。对美国来说，它使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可悲地简单化了。首先，做为世界领导，它无力对国际政治中的每一个问题就事论事，只好以所谓的“文明的框架”作为指导，问题可能还没发生就被定性了，并有相关的解决方式在等着。其次，对“自己”阵营的强调无形中就把“其他”阵营放在了对立面，美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将把“其他文明”都做为潜在的敌手（除了亨廷顿认为可以拉拢的如拉美、日本等有限几个“文明”），这会大大增加美国对世界的疑惧心理而非友善的和解。
对其他国家来说，自身利益在美国那里被以“文明”武断地“界定”了不说，更危险的倾向在于，亨廷顿所强调的对异己文明的“不可理解”和“不可信任”可能导致美国关上沟通与和解之门。相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为美国所理解和信任，他们不会在这方面设置任何障碍，毕竟这是在这个美国领导下的世界里每一国的根本利益之一。已表现出来的仇美心理只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公正对待——与文明毫无关系，与“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宗教因素有时只是斗争的旗帜和工具而已。人类文明的最可宝贵之处恰恰在于不同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共生共长，相得益彰。但作为世界领导的美国，会不会被自己对“文明的差异和冲突”的强调而蒙蔽，看不清世界的真正面目，体会不到别国的良苦用心呢？
小结
即使冷战结束了，我们也没必要处处避免谈论意识形态，它只是文明孕育出来的政治产物而已。今天美国对于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九一一”则是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理解方式一次惊人的证明和强化，这足以再次引起我们这些被排除在“西方阵营”之外国家的警觉。对此，亨廷顿说得很露骨：
“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昧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面对如此可怕而可悲的断言，我们只能祈祷奇迹的发生，祈祷美国在这条以文明为路标的意识形态之路上有所退缩——尽管目前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