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宿派及其邻人们
一个由诗歌、人肉和廓大的城墙搭建起来的圣城后来变得单调、乏味、愚不可及；一个勤劳、勇敢、充满智慧的种族之根后来溃烂、化脓并臭不可闻；一个曾经被盛大的气象所感动，吐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帝都后来变得狭隘、自私并敌视所有异质的事物。这是有朋自远方来，对我所寄居的城市作出的普遍看法。
然而我们都无法成为陶潜。我和我的朋友们曾多次策划过逃亡或者隐居，然而最终都告流灭。在这座集合了种族专制和奴隶气息的腐朽城邦里，唯一能做的不是弄文学，而是晒太阳、抹鼻涕。
坐在房檐下我还时常回想我们的祖先。梦见周文王炭火烧龟、追问推翻暴政的策略；梦见西楚项羽头戴金盔、目光如电，伸手处剑气冲天、人头落地；我还梦见张杨队伍里的好汉们马蹄得得一路向东，一个叫蒋介石的党魁急走如兔、小便失禁；我还梦见我所喜爱的李白，微启门缝，偷看贵妃出浴，被警察发现，带到临潼派出所等等。
这些梦起初散漫无章，以后慢慢集中于一个叫“贵族气”的东西。这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种高贵的、凛然不可侵犯的精神曾经支撑着一个种族的优秀分子，可随后就在一场有关阶级的战争中陷落，杀死它的是一群打着绑腿、头戴五星帽的农民——那时，他们正被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感召，口里喃喃地喊着“打土豪、分田地”。形同梦呓。
而历史的可笑性在于那些已经盛装入殓的尸首如不被钉死棺椁则随时都会借尸还魂。我在一个种族整个的文学复古主义潮流中，目击到了以下一个事实：当年杀死贵族的凶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溜进贵族的停尸房，从一个老式的箱底摸出一件沾满虫蚁的燕尾服，摘下墙上的钝剑，掸掉灰尘，外加一双白手套，俨然走进了一个个主要由名士组成的文学阵营。
他们吃茶喝酒，谈诗论道，练气打拳，题词送画。偶尔创办沙龙，但不谈艺术，主要是讲黄段子；当然也写文章，但很少说人话，主要是扯一些“花鸟虫鱼，石头瓦块”的淡。
这些讲文明、讲礼貌的“乡绅”进城，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却引起上世纪末文坛的一阵骚乱。一场文学的仿古运动在我所寄居的城市里向世人展示了它最经典的形貌。贾平凹披蓑戴笠，独钓寒江，一些利禄之鱼纷纷上钩。目的是吃尽诱饵，以便在某个适当的时刻游走或逃亡。
“闲人”的大规模丛生就这样成了不可避免。他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相互打探隐私，唱和不绝于耳。比如帮主放屁，弟子们先是相互不语，继而摸黑回家，连夜赶制的稿子便是第二天副刊的最佳文章：“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渲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兰麝之气”，编辑的拈须吟唱，使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小品文发生了又一次的焦虑。
这种嚼饭喂人、顺口接屁的架势，使我想起了金庸的《天龙八部》。星宿老仙是江湖一怪，每遇一战，弟子们便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而全部的秘密却被包不同说穿。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真贵族却在一个蒹葭苍茫的黎明乘舟远遁。那时一个诗人就是一座凛然独尊的佛。它高贵而坚韧的批判性曾使东汉太学生横议朝政，明代东林党人舍身请命，甚至先秦百家的自由心灵、魏晋诸贤的抗暴精神也由此而出。
而贾平凹却注定做不了李白。一个意志坍塌的小说家不可能接近一颗散发弄舟、笑傲王侯的伟大诗魂。他甚至不是李贺，不是李商隐——那些曾在盛世的明亮过后，仍坚执地相信春蚕、相信蜡炬、相信杜鹃啼血的痛楚心灵。司马相如的无行、东方朔的滑稽，才是一个被我命名为“星宿派”的文人集团所特有的二重性格。
而人对他和他的弟子们所保有的“优雅”风度的误读，在于他们拥有了一种贵族生活的外表：题词品茗、采石篆刻、阴阳八卦、装神弄鬼，在这里，优雅是一个空洞的姿势，是一场从中心向外抛离本质的运动。在这条光亮如洗的抛物线上，稻草人悬置着自己。也就是说从摆脱本质的那一刻起，人除了不是他自己而外，他可以成为任何他所不是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个存在的幻觉，却导致了一场种族的神经错乱：说这个人是优雅的，因而他是自由的。这个误读使得“优雅”一夜间上升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星宿派的门下也由此爬满了各式各样的文学香客：驼背青年、神经官能病患者、退伍军人、大谈顺生的学者、脖子上挂着铃铛的教授等等。面对极度严酷的生存境遇，他们说：我是贵族中的贵族，因而是优雅的。这就是说，在所有腐朽的趣味中，他属于那种腐朽透顶的。
但文学不是大出丧，不管有多少人敲锣打鼓、烧钱化纸，过后仍是一条空街。时间之王，法轮常转，一万本的《鬼才贾平凹》都经不住收废纸的老汉一锥子地扎下去。
鲁迅说，开国的时候，文人们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而末世偏运来临的时候，皇帝无事，文臣们便谈谈女人，谈谈石头，谈谈用三寸金莲盛满酒喝时的无上妙境。前者叫帮忙，后者称帮闲。我不想说星宿派及其众邻人的努力是在完成一种谶言。
解构的神话
和星宿派及其众邻人相比，中国还原主义的作家们，杀死了贵族，但没有冒充贵族。因为“优雅”从根本上讲，是一场灵魂出窍的演出，它使演员们总是处于持续的紧张和被揭露的恐惧之中。看来干什么也不容易。小资产者的文学革命从一开始就敌视这种文学的矫饰感。他们用粗鄙反抗优雅，用生活经验取代艺术经验，用小市民的惯常眼光嘲弄一些伪崇高下面藏着的无耻和卑下。
王朔的小说无疑是凸出的例证。他大模模的语词动乱曾使中国文坛的红色打手们发生了一次次真正的慌乱，但令他们安心的是，王朔不是金圣叹，组织人马在一个没落种族的文庙前放声恸哭，这注定不会打动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飞檐走壁，身手不凡，一双小而眯缝的眼睛，看见道德神父正以神圣的名义与尼姑交欢。于是，挤眉弄眼，咳嗽扬声，尼姑翻墙，嫖客远遁——存在主义的王朔俏皮而深邃。
同样，我们也不用理睬一些二、三流批评家对伊沙的诗歌作出的“猥亵主义”指控。《饿死诗人》拿到北师大的出版社被指认为“有流氓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福音。他说明在最初道德家的眼睛里，避孕套是秘不示人的。
但这是否就是中国文学向后现代主义的一次紧张推进呢？由于这些先锋作家的语词外貌与西方某些半生不熟的嬉皮诗人的相似性，导致了一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大误读。在我看来，一场人类对后工业文明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反叛运动不可能诞生于一个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东方大国。恰恰相反，某些“反权威、反中心”的“后现代”因素出自一个古老帝国的游戏传统。
进入游戏，是中国文化真正值得纪念的事件。他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庄周的漆园吏。而它最初的功能是用来欺骗老婆、欺骗暴君、欺骗暴君手下各式各样的文化暗探。当然，同时它也用来守护自己内心严正的反叛性。
这样一来，王朔就成了一个可笑的人。他的小说不断地出示给我们一些从事假游戏的标识：文本开头的插科打诨不过是玩弄一帮没头脑的观众，小说结尾无一例外的悲剧性才是一个从事荒诞写作的人对生命本体的真正追问。
急没有用。在一场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杯大赛中，中国没有参赛资格。一厢情愿式的自制球场、自订裁判规则，除了显示一个第三世界的穷国赶英超美的热情以外，不能说明别的。因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肠道寄生虫，而现代主义在中国从来没有落地生根，那种民主的、平等的自由精神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根性格格不入。伤痕文学是“诉苦”和“哭鼻”的艺术称谓。在那个时代不过是扎着羊角小辫的孩子向一个严厉的君父请求糖吃。反思文学是中国古代“公案戏”的延续。忠而被谤、谏而受诛，替天行道、只反贪官。皇帝不会错，更没有人敢从信仰的高度问一句，一个古老的种族怎么会突然抽疯？改革文学是中国古代“清官戏”的继承者，他只是显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权力膜拜。寻根即撒娇，就是被严厉的现实君父赶出乐园之后的文化下乡运动。目的是走回根部，认出生母，然后倒在她的怀里放声恸哭。
无疑的，北岛的诗、马原的小说是当代文学的异数。它说明在一个混合着君主专制和奴隶气息的国土上，仍然可以植出迫近“现代”的奇树。
就是这样。真正的现代主义在中国从未成为事实。当代作家几十年的努力不过是在推进着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薄迦丘时代的中世纪意识仍然是今天每一个有良知作家的最大敌人。
老鼠的乐园
在这里，我不想对严酷的政治箝制作过多的指责，实际上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乎所有的文学命案都不过是“乌台诗案”、“明代党锢”式的烂货。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老鼠来说，真正新鲜的恐怕是另一类夹子，即商业主义的温情夹子，当然有时它也可能是粘鼠板。
这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集团，以“致富”为旗，吸引一些头脑简单、意志薄弱的傻×自投罗网。而在一个种族整个的商业主义抽疯运动中，我满意地看到中国作家多快好省、勤劳勇敢的背影。
市民作家无一例外地嘲笑崇高，放弃一切与严肃有关的精神事务。他们浑噩麻木地在世，只是为货币或像货币一样的东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也写作，但全部目的已遭到猪肉和房子的有力侵蚀；他们有思想，但除了与女人、与股票有关的一切想象都遭到了残酷放逐。最后，他们只能在市民敬畏的眼神里，快乐幸福，像一条搂在富婆被窝里的狗。
文学的颓废就这样成了不可避免。它注定要向小奸商下跪，注定要向政客权贵浅斟低眉，注定在广阔的天地里无所作为。
我承认，市民作家有过激动人心的时分。他们曾是《国风》的口头传述者，他们曾滋养了自己的作家冯梦龙及其荡气回肠的经典文本《三言》《二拍》，他们曾经和下列辉煌姓氏紧密相连：关汉卿、王实甫、徐文长、汤显祖、李温陵……甚至《肉蒲园》之类的黄色小说也是社会开放、人民业余生活极大丰富的象征。
而不幸的是“贤士”远去，“谗人”丛生，弓折弦断，瓦釜雷鸣。《废都》中的方框使我们恶心，《土街》中的性畸恋又使我们发生长时间的胃痉挛。他们也写吃，但不是《巨人传》中的卡冈都亚“喝上一万七千多匹母牛的奶”是肯定现世，赞美人文未来；他们也写性，但不是薄迦丘，他们不敢把矛头指向权贵和僧侣；当然更不是劳伦斯，他们不知道现代文明已经式微，性本能必然要用来救赎或补偏。小市民的眼睛、小流氓的手段共同演绎着当代市民文学的二重卑贱。
不用跟我玩“隐私”。什么“小女人散文”、“市民自白小说”、“新生代新闻体”，你不过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裸露癖”的典型病例，渴望在新闻记者的镁光灯下剥得一丝不挂，而后遭致大众眼光的轮番强奸。你离揭示市民意识或潜意识深层中的冷漠、无情、自私、残暴和被奴役的疮伤还差得远。
到这里，兄弟们，我已大致说出了我对市民作家的全部厌恶和鄙夷。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中国市民是在乡村移民的基础上培植起来的，它既保留了乡村妇女干涉邻居私密的习性，又带有权力中心和等级制度培养起来的冷酷、虚伪和势利。它们本身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平等和自由心境。因而，远离市民在中国就要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素质来反复申述。
终极关怀者
置身于一个终极信仰缺失的时代，价值迷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要么被各种简单信仰（西方文明、儒家伦理、英雄主义、土地、生活、人民、艺术、主旋律等等）撕扯得粉碎，要么迅速逃回到低极信仰（母爱、食、色等）的巢穴之中，并在那里幸福地翻转、打滚、做体操。我不相信神在别处，每天我只要能自由地吃食性交，这就够了，此外没有什么能打动我。
狮子的暴怒就是从此开始的。他决计用尖利的爪子、坚硬的壳、白厉厉的牙齿向一切假想中的敌人宣战。他固执地相信种族（主要是蒙古族）、相信人民（主要是回民）、相信君父的仁爱。并向一切不信者发出恫吓的“呜呜”声。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承志是一个天真的婴儿。他头发浓密、毛孔粗大、喜欢舞枪弄棒、爱看英雄连环画。他把自己假想成了壮士荆轲，强迫回族农民马志强穿上燕太子丹的古代服装，却找不到暴君秦始皇。于是跨上瘦马、告别喂猪的贵妇人，向公爵的镇上走去。堂吉诃德的意义十分重大。
然而他的全部信念都建立在一个简单信仰的脆弱假设之上：在人之外，有一个先验的本体：英雄。人应当为它活着，并随时准备扮演他所不是的角色。
他不想也不愿知道，简单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囚室，目的在于锁住反叛者逃亡的脚、思考的头脑。“人民”的概念是一个镜像，从它里面喷出过无数的血腥和罪孽。有信仰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把它强调到不容置疑，那么它比无信仰还要可怕。欧洲的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前的烧死布鲁诺，苏联的集中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恰恰导源于有信仰。
对此，我不打算向什么人再费口舌。这根本没有必要。对着一群妄自尊大、空言救国的学术白痴，我宁愿把时间交给游戏机和黄色录像。
可历史的母亲千年不毁，她躲在时间的深处，跏趺而坐、拈指微笑，鼓励所有的孩子向她投奔。
余秋雨是第一个跪到蒲团上的人。
他用一双惯于行走的脚，遍游东方故土，古冢、墓圹、废墟、河流、山川、寺庙都留下了他辛勤逃奔的背影。
我承认，他是文化怀古的大师。在一个锅碗瓢盆、床笫秘闱充斥的散文世界里，他独立中天，犹如月亮之于黑夜。
可一双长期“看戏”的眼睛不可能看见真实的人生。学者的骄矜、教授的虚荣使他不可能脱下有产者的白手套，多少不幸、眼泪、杀戮、损伤从他的笔下溜走，法官的拖延、衙门的横征暴敛、黑幕包裹着的文化、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和无往而不在的暴力陷阱，在他，都变成了一堆拈须吟唱的材料。
东方是一个骗局，即使睿智的学人有时也会五迷三道。行走在东亚大陆的腹地，你必须学会用耳朵而不是用眼睛，才能倾听到历史墓道里的每一声啼哭。怀古的悠然不能代替历史的批判；原始罪恶层积叠嶂，即使生花妙笔，也不能渲染为子宫般的温暖。
那么跨越种族的界碑，向终极信仰的高地发起一次次的总攻就成了史铁生的使命。上帝残废了他的两条腿，也许是让他不要像余秋雨一样的瞎跑，节省下来的利比多直接用于“脑力”而不是“脚力”。
对于琴槽里的药方来说，一千根是一个骗局，一千二百根同样也是一个骗局。可是对于眼睛来说，一千根是一道朝霞，一千二百根同样也是一道朝霞。这无所谓真实不真实，重要的是老少两个瞎子必须有这样一句箴言，一个符咒，一个支撑他们翻山越岭、吹拉弹唱的信念。这就是“终极”。
《宿命》是一篇至今没有引人重视的小说。它的受冷落再度说明国人缺乏面对生命真实境地的勇气。对于一条完整的脊髓，茄子没有罪，熟人没有罪，小饭馆的包子没有罪，哑然失笑的学生没有罪，那么谁之罪？罪在上帝。“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读书至此，涕泪交集。
然而有意义的生活正是从“涕泪交集”始。不经过绝望的洗礼，人不可能成为再生的凤凰。
不错，我反复地谈论过终极信仰。可我的“终极”不是一根棍子，不会抽打朝觐别神的信客。“终极”只对我个人有意义，我主要用它来反叛历史、反叛固有文明。它只在一个无碍无待的澄明之境里接应我的灵魂飞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终极价值只具有探索的价值，我们不能确认这种价值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但有了这种虔信，我们的生命就会摆脱庸俗，我们的作品就会超越种族、超越时代，获得一种广袤壮丽的辉煌品质。
然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只有少数文本可以引为例证。茅盾的《子夜》是日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世生活的拙劣图解，浮泛叫喊、泪浪滔天的《女神》只在白话诗的起始有意义，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是由批判历史起步向终极价值的两次紧张推进。
只有鲁迅，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长子，用《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野草》等若干短篇和散文，构成了一座座硕大的精神纪念碑，供后人凭吊。可悲悯的是晚年的鲁迅被群小包围，使他不得不横站着以应付各方来的捧杀、利诱、棒喝和暗器。他死后身上覆盖的“民族魂”可以看作是一个阴险的种族对他自己天才的最后一次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