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针对西方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美国教授潘琳认为，人权通过共同体规范的建立而实现，故而，权利并非先天的或者先于共同体的成员资格。
▲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可及对其发展前景的乐观。他们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
▲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密切关注国际政治思潮的这些新变化，同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在增强我国的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制度的新思想
美国杜克大学布鲁斯·W·詹特森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史蒂芬·韦伯教授在《美国的硬推销》 一文中指出，过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和平比战争好；霸权比均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民主比专制好；西方文化比其它所有文化好。但是，当今，这五大理念不再像过去一样掷地有声、引领潮流，除“和平比战争好”外，其余四大理念正在发生变化。
事实上，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制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的批评不断增加、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国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严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斯蒂格利茨说：一方面，它为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行为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追求私利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它为监管者和决策者提供“理论根据”，使他们相信，解除或放松监管会促进私人部门繁荣，使大家都能从中获益。克鲁格曼教授在这场危机爆发后，对“里根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在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时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萨缪尔森在这场危机中指责“那些完全指望市场力量的人”，并力主政府干预经济：既要在微观经济领域“对企业进行规范”，又要在宏观经济领域“稳定经济” 。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在接受巴西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危机，他说：当前危机是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历的第四次结构性危机。前三次危机分别是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1929年危机、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此次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
■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人权的新观点
人权即人的权利，也就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针对西方宣扬的“天赋人权”与“人权大于主权”，美国东北大学教授、原康涅狄格大学哲学系与人权研究所助理教授潘琳（Serena Parekh）博士近年来通过研究阿伦特的人权思想后认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 但是，“我们不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人不属于任何共同体，“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就是零，即“失去民族权利就等于失去了人权”， “一旦某个人没有国籍，……这种情况中的人完全没有权利”，因为“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
为什么说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潘琳教授认为：“人权是同一民族的权利，20世纪表明，当一个人失去了他的民族，也就失去了他的权利。”
潘琳教授在书中指出，阿伦特人权研究的起点是，她发现了20世纪西方人权的新形式与新状况：无权利的是人，他们因为经济和社会的压力成为多余者，同时因为政治运动而失去了国籍。阿伦特所选择的“无权利”一词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了20世纪西方人权的一个主要矛盾：一旦某个人没有国籍，并且任何政治实体都拒绝保护他，那么，这个人只能被迫依靠他与生俱来的人权。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刻，即一个人只是人的时候，人权是最脆弱的：“在抽象的、赤裸裸的人类身上，这个世界没有发现任何神圣的东西”。所以说，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比人权本身更重要。
“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借保护人权干涉别国主权，将战火烧到哪里，哪里就混乱取代秩序：萨达姆死了，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伊拉克天天爆炸、袭击、教派冲突，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人权何在？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享受到了更好的人权吗？今天，利比亚遍地废墟，重建遥遥无期。穆巴拉克下台了，带来了埃及的民主、自由与和谐吗? 当今，那里日日血流成河，示威游行不断。这难道就是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文明的进步?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拥有一个真正普遍的人权观念：他们不可能依赖于普遍的人类团结。辛格（Beth J.Singer）也指出：人权通过共同体规范的建立而实现，故而，权利并非先天的或者先于共同体的成员资格。这是因为，为了权利的有效性，即使权利存在，也必须使之在共同体中制度化；因此说权利先于社会是定义的错误。
■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论断
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趣日浓，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新形式。如在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一书中，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可及对其发展前景的乐观。他们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将会同普通民众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治体制。英国诺丁汉大学的郑永年强调，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同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中国要积极努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即中国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他强调“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
中国农村村民直接选举也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指出：“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将乡村作为它进行初级阶段的差额选举的学校。这种处于雏形期而且非常纯朴的选举与美国那种需要金钱资助、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有着天壤之别。” 中国农村村民的直接选举制赋予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政治权利，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人权、民主被西方奉为有史以来最优越的制度与价值，但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更引起了西方对不同制度、人权与民主的深刻反思。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都应符合自身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权与民主政治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显然都是得不偿失。
我们要高度重视国际政治思潮的新变化，努力摆脱西方在人权与民主等领域的话语禁锢。要破解西方强加的“极权、专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验和理论价值，不断增强政治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