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人们还远未挣到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将政治改革、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内在逻辑判断上来加以理解和接受时代总趋势。19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手术刀却开始指向人的基本权利、民主与现代化，这些，对于向往人的基本权利、人性之美、民主与现代化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这两代人来说，无疑是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因此，本文的言说，暂且回避20世纪1980年代启蒙主义与19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这一话题。只是从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三条不同的民主与现代化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以及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视角，坚守文本、思想、事实和历史的底线，思考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历史前台的相关问题。
一
萧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开头有一句西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笔者将这句话转引过来的意蕴是，任何一个有良心又有头脑的人，他的人生必经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不同的历程。或者说，人们内心世界始终存在着浪漫、理智和现实的搏斗。只有从这一视角，才能走进具有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这两代人的内心世界。
行文之前，先分别对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一界定。
浪漫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只考虑自己主观上的追求，不考虑外部的制约条件，企图一个冲刺就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这条进路较少考虑民主与现代化是一个建设、积累的过程，过于激烈的变动，既不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也不利于民主的建设。如，1967年6月、7月、8月期间，连“最高统帅”的统治基础曾受到过动摇。当然，这条浪漫主义进路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统帅”煽动起来的。“文革”初期，马克思的“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方向。“最高统帅”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大某某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 1966年11月3日，“最高副统帅”《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几乎从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已开始揪“五-一六分子（红卫兵变味的称谓）”开始，已有不少人认识人到，“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 “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过是发动“罢官运动”、“揪人运动”而已。而从1968年开始，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多数人进到1980年代，已磨灭了心中的浪漫主义。
理智主义，就是悲观主义，或无能为力论者。有的人坚持阶级论，认为现在的政权掌握在“新阶级”的手中，他们的本质就是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因而不可能与虎谋皮，搞什么改革。有些人信奉一种体制决定论，认为我们只要不彻底告别现行体制，就只会被体制所改变，而根本不可能改变体制。当然，也有持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持有民主理想的人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非人的力量所决定的结果。他们当然是理想主义者！？
现实主义，就是先求生存再谋发展者。有的改头换面，洗刷历史，“投降”于现实。也有“投机”于现实者。当然，也有持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与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在争取实现每一项民主制度与权利的奋斗中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进展都会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他们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
在社会历史走向的真实的物理空间而非几何空间，就历史事件而言，是近大远小的，而就改变社会历史走向的动力而言，起初看上去都并不那么耀眼，因此，本文言说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者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因为，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无论是“文革老三届”还是“后文革族”中的人，就不存在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的内心世界！？
将“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中的一批人以理想主义为标志，将他们单列出来，是本文思考的一个思维支点与线路。除了区分他们同时代人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外，还要特别注意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来把握他们的历史命运。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的运行体制，无论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要围绕国家（皇权）实现其统一统治的中轴转动，是一个君（统治者）利用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工具，统治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社会结构可以简化为“君——臣——民”。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象先秦提倡学术、汉博士保存古典。学而优则士，这是知识分子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最重要用，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当然也有怕惹祸害的韬晦派、喜说空话的虚浮派等豪无用处有些甚至是桎梏人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无用之用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没有不想着籍知识分子来粉饰太平，知识分子在这当儿有大作用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态度都有以下几类：央求统治阶级垂顾、无耻的谄媚、效死力、不合作、反抗等。几千来，从主流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包括以前李大钊也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对社会、对民族的一种道义。当然这种道义某种程度上跟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学而优则仕。近代以来，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开始，知识分子笫一次“想”以独立的身份承担起“国家” 和“民族” 的事业，其动力就来源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大惯性。到了“五四” 时期，似乎形成了“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在传统中国的“君——臣——民” 结构中，臣与民 任何一方都不是君臣民三足鼎立的一足。“五四”以来的“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也不可能有三足鼎立的一足。从这个意义说，“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就是一个“君——臣——民” 结构的“影子”结构。在这个“影子”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三条进退之路：学而优则仕被体制吸收进入“庙堂”；被体制边缘化处于“江湖”； “处江湖之远”而同“庙堂” 进行抗争。三条进退之路归并为处于“庙堂”与“江湖”之循环中。本文所说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中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处江湖之远”的行走在同“庙堂” 进行抗争之路上那些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执政者的挑战者！？
二
在“文革”的浪漫主义时代，象杨小凯一样的闯进价值世界的那批理想主义者的青年（他们不过是对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作出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选择，还没有挺进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的层次，或者说，他的思想仅仅穿行在价值世界中，还没有挺进到“真理” 世界中），心中充满着激进的左的理想——企图再现价值世界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批理想主义者的青年，大都会象杨小凯那样，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最后不会忘记这么一个句子：“最高统帅”思想万岁！无论是1966年8 月30日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乔兼武和杜文革（肯定是因“文革”而改掉原名）的《给党中央毛产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还是1966年10月17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李文博的《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他和其他同学还写过《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包括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都有一个共同点：基于广大人民群众与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党团组织，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也就是说，这些造反派最终造到取缔党团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上了。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第一次触动到“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敏感的神经，他们那里知道，“文革”的动机之一不过是发动“罢官运动”、“揪人运动”而已。当“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完成了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后，等待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只能是被封杀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人忘掉了一个铁定的事实：在“文革”的浪漫主义时代，对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封杀”，不仅仅“封杀” 掉他们的理想，更为严重的是“封杀” 掉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引导他们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又“封杀” 掉他们走巴黎公社的道路的理想，等于执政者不自觉地为日后“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播下的自由民主种子提供了田间土壤）——催生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历史的早日到来！？几乎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思想从穿行在价值世界，挺进到“真理” 世界以后，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头脑中的终点，自由民主主义却是头脑中的开端。而具有威慑力的是，当代中国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民主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时，不是从西方学来的，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与曲折之后，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也就是不同于先驱者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向西方学来的的自由民主理念。几乎可以说，他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民主主义和宪政理念。
而从观念形态的历史进到现实形态的历史，执政者最大的挑战是，“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由于历史的现实拉大了他们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的距离，而对于成长于“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后文革族”几乎远离了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而接受西方社会思潮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说得简单一点，至少自“1989年63+1”以来，执政者最大的挑战是从起初的左倾的理想主义者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一直企图摆脱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而重新铺路！？
有谁会想到，这是从1957年“封杀”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运动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造成今天这一被动的局面呢！？有谁会想到，这一被动的局面的背后就隐含着制度的巨大的漏洞！？
三
为加深对“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解，需要对1957年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一简要回顾。
现在一般的说法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诱发知识界展开了一次批评监督执政党而“大鸣大放”的回应；随后中央扭转乾坤，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把55万公民（据解密档案，一说3178470人）打成万劫不复的贱民、敌人；并划分了两个主体和性质有区别的阶段，前者带有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后者则是这一民主运动的反动——为维护“党天下”和领袖专制而大规模镇压敢于挑战这种政治格局的爱国知识分子。
笔者以为，1957年的主流并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当今具有“宪政梦”的学人们对1957年的人为拔高！？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等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55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标准，“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六条标准”， “真右派”的人数还真不少。笔者以为，认识1957年的简单方法是，可以将“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与延安过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归并到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阵营，而将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划入浪漫主义的阵营。看看他们究竟在诉求些什么。
概括地说，1957年的“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要求调整政府构成和执政模式；以丁玲为代表的延安过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及其他一些人的着眼点是维护人权，反对执政党及其官员对于人权的的肆意侵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五一九运动”就是1957年的浪漫主义运动，他们受修正主义影响要求改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
1957年的“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并没有“取（中共）而代之”的野心，他们的目标是联合执政，有职有权，参与决策，最多也就是“分庭抗礼”而非“轮流坐庄”。最高目标也就是恢复到1949年建政时的《共同纲领》的“联合政府”那种状态。他们的着眼点是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发挥活力和效用方面。也就是说，1957年的“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现实的威胁。当然不排除在“五一九运动”高潮时他们从批评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视角，把矛头直指中共的体制和最高领导者。而延安过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及其他一些维护人权者，更不可能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构成现实的威胁。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无论言辞多激烈，都没有超出1954年宪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想不到的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五一九运动”的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却对中共的体制和最高领导者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几乎到了使最高领导者慌了手脚的地步。最高领导者最初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
当时，最高领导者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修正主义者与“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互相呼应，联在一起，亲如弟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当时，修正主义者主要是两类人——“五一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分子与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这两类人都缺少与“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的沟通与配合。“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的言论在大学校园里也没引起什么反应。“五一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分子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等。这班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也不是胡思乱想。如，特权阶级论（或新阶级论），萌芽于罗莎-卢森堡，成型于密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吉拉斯的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1963年内部发行；“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可能听说过书中的观点，却不大可能看过书本，但是，这班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却得出了与吉拉斯大至相同的观点。他们鼓吹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他们认为自已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认为当时的“最高统帅”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他们的同路人。他们似乎远离中国近现代的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的历史轨道。1957年的确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尽管他们也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口号，包括为胡风、高饶鸣冤等，但1957年的主流，并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五一九运动”时，还有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宣言》，包括组建“中华革命党”等 ，但不是1957年的主流。
但是，1957年的镇压却不自觉地为当代中国兴起宪政民主提供了土壤：许多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思想上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中的许多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似乎重复走着“五一九运动”参与者的路子！？最有力的证明是，面对历史的回音壁，无论在1970年代，还是1980年代，都可以听到1957年的许多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发出的时代的呐喊！？如，谭天荣的《几句人情话》最末一句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话语，1970年代又有一批具有想主义的青年人再次公开提倡，到了1980年代几乎成了时代的强音。1980年代提出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样是对林希翎在北大演讲中提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唤的一个遥远的回应。自1980年代以来，讨论的“既得利益”等热门话题，正是1957年的热门话题。
应该说，1957年的“五一九运动” 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还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但——通过1950、1960、1970、1980年代对“五一九运动”族、“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的三代许多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的打压，使他们走上对中共体制怀疑之道，思想上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最终使对接中国近现代的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的历史轨道以及时代的总趋势的宪政民主走到历史的前台，并成为时代的宏观指向！？
四
有了前两文对“文革老三届”那代人的言说作铺垫，行文至此，应该转入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前台的话题了。
人们不会忘记1984年国庆35周年，北大学生打出“某某您好！”的巨大横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民意趋向。这表明，在农村“大包干”推行之后，体制改革派还没有挺进到城市的“心脏”地带时，他们的改革主张，达到了帕累托改进的“坐标区间”。也是在这一区间，“北京之春（1978-1981年存在着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0年的竞选运动）”被打压陷于低潮。学生运动从来都是民意的潮头。想不到的是，从1985年起，每年都有以“后文革族”为主体的学生运动爆发，并逐渐形成传统。
“北京之春” 被打压陷于低潮，意味着“老一辈革命家集团”的在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拒绝“文化大革命”体制集团的继续在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架构中寻找出路，又拒绝在“改革体制”中寻找出路——拒绝向宪政民主方向的转型。1984年国庆35周年时的民意趋向，经过1988年的“涨价风波”和“官到横行”，不到五年时间就已经荡然无存。今天人们所痛恨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北京之春” 被打压陷于低潮之后，逐步地走上这条发展之路的。有意思的是，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出某种周期性——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单双年，“自由化”被反击。这种周期性的摇摆表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在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的各派别还没有最终确定自已的理想模式，这样就呈现出一种理论上、政治上的活力与可塑性。
整体地说，1980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缘革命”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体制创新，都是下面首先搞起来，然后才由上面予以认可的。这种“边缘革命”既催生着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又呼唤着民主。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前台的问题。
这里，先对1985-1988年的学潮作一鸟览。1985年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学生运动，很快就从抗议日本转向抗议当局压制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1986年要求自由选举人民代表的学生运动，从合肥、上海席卷到全国，结果是总书记被解除了职位。1987年4月，北京大学参加1986年底1987年初学潮的积极分子提名刚被开除出党的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结果成功当选。1988年6月1日晚发生了“柴庆丰事件”，结果引发了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6日，他们提出了六条纲领，并宣布8日在天安门广场示威。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改革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北京日报》《改革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评论员文章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中午，天安门广场被封闭。官方出版的《十年学潮纪实》称：“柴庆丰事件”引发的学潮是八九学潮的一次预演。上述一连串的事件，在“1989年63+1”之后官方发布的大批判文章中都可以查找到，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也就无需多言了。
历史前进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不是几年前那种几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通货膨胀使普通市民感到手中钱紧，储蓄贬值；而价格双轨制造就了一批日进斗金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是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要求。1989年有一对如影相随的口号：反腐败！争民主！用今天的眼光看，也不过是左倾的口号。把今天的公众认知提前到1989以前是不恰当的。但历史是躲藏不了人们的良知的：今天的腐败、今天的民主比之于1980年代如何呢！？
“1989年63+1”已是一个历史事实，也许官方可以强迫人们遗忘，同样历史是躲藏不了人们的良知的：人们拒绝遗忘！？
回到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前台的问题这一正题上吧。
首先，要对“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所理解和接受的民主及其理论界定一个范围。1988年4月28日，《新观察》在北京饭店开座谈会，即33人签名会。包括一些曾经效忠于政府的几位名人名家在内的一班人几乎是集体“反叛”——他们想做政治独立阶层——知识阶层“组织化”问题，在1980年代就是由这次33人签名会而开端的。1989年1月6日，方励之给当时的“最高统帅”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在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政治犯。从而引发了与之呼应的知识分子联署公开信活动，这等于33人签名会上的知识阶层“组织化”揭开了序幕。与这两件事相关的人所推行的民主及其理论基本上为“后文革族”在80年代所理解和接受的民主及其理论定下了基调与范围。
这里，选择个案来说明之。1989年6月13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中通缉了21名学生，其中北京大学有6人。这6人都是“老运动员”。自1988年5月4日开始的北京大学“民主沙龙”，就请方励之等名人名家演讲。也就是说，方励之所鼓吹的“民主”对“高自联”的头头们有很大的影响。若以文本为准，到1989年为止，方励之所鼓吹的“民主” 仍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直到1989年初，方励之仍然认为，民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实际上，整个1970年代到1980年代民主在中国的显流，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无论是1973年“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还是1976年“四五运动”发出“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声音者，都标榜自己信仰马列主义。“北京之春（1978-1981年存在着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0年的竞选运动）”时期，民主在中国的显流也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整个1980年代引领舆论潮流的“理论务虚派”一直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的旗帜。方励之等人不过是用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口吻，重复着1957年“五一九运动”时的许多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发出的“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的时代的呐喊！？方励之，当然包括刘宾雁、王若望，以及和方励之、刘宾雁一起发起纪念1957年“五一九运动”三十周年活动的许良英等人，不过是充当了1957年“五一九运动”时那班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的传递者。
用冷峻的眼光来审视，“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已经解决不了他们的理论饥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跳出“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他们接受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穆勒（密尔）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就文本而言，到1980年代，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的主要著作都已出齐，而且一版再版，还出版了大批有关的思想和生平传记，凡是关心政治的“后文革族”或多或少地读过这些书。现代政治学民主理论在1980年代的普及范围还比较小。但从整个社会的思想、事实和历史大环境看，是“社会主义民主”范畴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历史前台的，正因为如此，“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对民主的呼求，并没有超越1957年“五一九运动”时的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们要求改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水平。1980年代对于 “后文革族”来说，仍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只要把“1989年63+1”看作是1980年代思想理论运动的一个产物就行了，用不着多说了。
如同1957年的主流并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不能人为拔高一样，1980年代的“后文革族”也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对此同样不能人为拔高？！
五
行文至此，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历史前台的问题基本上理顺得差不多。相关问题笔者最关心的是“北京之春（1978-1981年存在着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1980年的竞选运动）”被打压之后，他们演变到1989年的行为表现问题。因为在笔者的历史视野中，“北京之春”被打压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是基于“计划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在此之后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与政治威权主义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按笔者的理解，前十七年（1949-1966）既为“文革” 又为“改革” 播下了种子！这颗种子在传统中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分别结出“文革” 与“改革” 的不同的果子——前十七年留给“文革”最大的的遗产是，有宪法无宪政（这本来是中国近现代遗留的问题）——在“北京之春”这一时点上，似乎看到了宪政民主的一线希望，“北京之春”被打压之后，历史依然接受了前十七年留给“文革”最大的的遗产——有宪法无宪政——这个问题整个1980年代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解决！？下面再就这一问题作一点延伸性的言说。
“北京之春”的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用“理论务虚派”来表示们的思想观点。1979年初有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 当时的活跃分子是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这班人在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为中央首长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吴江、孙长江、阮铭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强烈批判。到了“1989年63+1”，“理论务虚派”许多重要成员都没有逃脱牢狱之灾。
“理论务虚派” 在思想倾向上是来自马克思本本上的“异化派”。 所谓的“新启蒙” 理论家大都来自这一派。以王元化为首的《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理论务虚会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上海的《世界经济道报》也应该在此列。理论务虚会派在1986年底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总书记”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中央总书记”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大都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 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总书记”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总书记” 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已很难找到理论务虚会派的历史贡献的“影子”了。
从1988年下半年起，“理论务虚派”与高层愈行愈远，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因而提出要搞“新启蒙”。1989年初，“理论务虚派”一部分人参与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表明了体制内民主派向体制外民主派的思想靠拢的新趋势。若以文本为准，直到“1989年63+1”，尚找不到“理论务虚派”打出“宪政民主”的言说。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理论务虚会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理论务虚会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本本上的“异化”，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了。
“北京之春”的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的竞选运动这班人，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这些人在1980年代演变为“民间政改派”。 “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他们具有民主墙背景，高层不允许体制内政改办的人正式与他们接触。他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这个派别对于参与“1989年63+1”的大多数学生的影响远不如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影响。这个派别也许是饱偿了有宪法无宪政之苦（他们大多数人都坐过牢），在大学生绝食的关键时刻呼唤着“宪政民主”。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天安门广场的声浪中了——他们被具有理想的浪漫主义的“后文革族”列为“中国当前五种政治保守势力”的第一种势力了。
历史，有时也是人生的一个缩影：那里跌到就从那里爬起！？
所幸，历史前进到今天，人们终于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几乎是近现代以至于当代的最大的历史遗产——有宪法无宪政！？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牺牲了“五一九运动”族、“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三代人的起初是左倾理想主义的青年的历史命运，对于后人最大的启发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中，一直不曾产生过让一支独立于他们的民间力量获得某种发展机会的观念——其实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在体制改革中寻找出路派、主张“新权威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若干自由化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失误！？
既然如此，执政者不如接受民间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挑战者——在宪法的框架内培育合法性的政治独立派！？
2014-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