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不仅要拼谁水平高，还要拼谁活得久。这话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认真。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享年88岁。88岁对普通人来说，已经算可望而不可即的寿命了，但在人文学的大师或准大师中间，却算是比较短暂的。
白寿彝2000年仙逝，享年91岁；吴小如2014年仙逝，享年92岁；启功2005年仙逝，任继愈2009年仙逝，享年均为93岁；吕叔湘1998年仙逝，南怀瑾2012年仙逝，享年均为94岁；费孝通2005年仙逝，梁漱溟1988年仙逝，享年均为95岁；钱穆1990年仙逝，享年96岁；饶宗颐1917年8月9日出生，已经度过97岁生日，依然吃得香，睡得好，身手矫健，思维敏捷；季羡林2009年仙逝，享年98岁；钟敬文2002年仙逝，享年99岁……
当然，比他们更“厉害”的是刘绪贻，1913年生，已经庆祝完101岁的生日。比刘绪贻更“厉害”的是，2014年7月17日，杨绛度过了103岁的寿诞。
人文学是最讲究生命阅历和体验的，活得久，阅历自然广，体验自然深，写出的东西自然更自然和通透，这也是长寿者更可能成为大师的内因。长寿者更可能成为大师的外因在于，大师说到底也是一种外部的社会评价，不少事实已经证明，学界存在着一种“隔代认同”的现象，即长辈很容易对晚辈的成绩不吝溢美之词，反过来，晚辈也很容易认同长辈，尤其是那些见证了历史或即将成为历史的长辈的成就，这意味着一个学者活得越久，就越能与当下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进而获得当下更多的赞誉。说得具体一点，一个50岁的学者可以发自内心地敬佩、颂扬一个已经过世，或者没有过世但已经鲐背之年的学者，但对另一个50岁的学者往往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哪怕这个同龄人的水平其实已经远胜于他。
从这个角度上说，要想在同代学者中脱颖而出，比他们多活个三五十年，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但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老一辈人文学者高寿者如此众多，又是何故？因为热爱体育锻炼？目前还没听说当中有哪一位是运动健将；因为周边的自然环境好？他们大多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水和空气能很好吗？因为有长寿基因？没有可靠的证据之前，这只能算是一个无厘头的答案。那是因为什么呢？或许杨绛先生翻译的兰德的小诗《生与死》算是最好的解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们这一代人文学者，天天争论文、争课题、争奖励、争荣誉、争官位，争得头破血流、争得面红心跳、争得怒目圆睁、争得心胸郁结、争得上气不接下气，又有几人能活到耄耋之年吗？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