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4年，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与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又译博兰尼）的《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又译“巨变”）在同一年出版。前者在中国赢得持久影响力，至今被重读。而后者，得到的关注就要弱很多。
其实，学术界对《大转型》也有纪念，但批判力不足。《浙江社会科学》杂志2014年第6期刊登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包刚升的《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一文。
该文把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九个命题，然后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他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学术分析与批评。
作者说，尽管《大转型》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但它并不是一部逻辑严密和论证严谨的著作。波兰尼提出的很多理论命题在逻辑和论证上均存在瑕疵。波兰尼的贡献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问题，但波兰尼的危险在于指引了一条经济上由于去市场化而难以实现增长与绩效、政治上由于强化的集体控制而无力捍卫个人自由的歧路。
今年恰好是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发表70周年。卡尔·波兰尼如今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但他生前并未获得这样的荣誉。
他于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出色的犹太裔家庭，其亲兄弟迈克尔·波兰尼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与社会哲学家。如同那个时代很多杰出的奥匈知识分子一样，卡尔·波兰尼可谓命运多舛。1944 年发表《大转型》时，他仅是美国一个小型教育机构——本宁顿学院的访问学者。即便出版《大转型》后，他也仅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非全职的经济学教员（adjunct professor) 职位。但他1964 年去世之后的影响却与日俱增。
波兰尼一生出版过多部著作，但其主要声誉来自《大转型》。弗雷德·布洛克（编注：Fred Block，美国当代经济、社会学者）认为：“《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最强有力的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样给予《大转型》高度评价，他说：“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大转型》也被视为杰出的经济史著作，有学者甚至认为：“除了《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什么经济史著作比《大转型》更具影响。”
尽管如此，并非与波兰尼所涉议题相关的学者都认可他的学术贡献。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学者远不如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领域的学者重视波兰尼的《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尽管认为《大转型》比较重要，但他同时说：“很容易发现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错误（faults) 。他分析的很多方面都说明他没有掌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桑德拉·哈尔珀琳（编注：Sandra Halperin，英国当代政治学者）承认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价值，但他同时指出“波兰尼对于欧洲19 世纪市场体系的兴起和衰落的解释在很多重要方面是不完整的和误导性的（misleading) ”。甚至有人认为，《大转型》是一部思想混乱、逻辑错误和缺少充分论证的作品。
由此可见，波兰尼的《大转型》在学界存有争议。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研究和欧美国家后来的政治经济变迁，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该书重新进行学术评价。鉴于国内学界对波兰尼著作的正面评价已有很多，本文将以学术批评为主。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大转型》的主要观点，第二、三部分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对波兰尼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和批评，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简要总结。
一、波兰尼的九个命题
卡尔·波兰尼开篇即说：“19 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本书论及的是这次事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所引发的巨大转变。……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 我们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发生次序，而是从人类制度角度对这些事件的趋势做出解释。”《大转型》通常被视为一部社会科学著作，但由于《大转型》出版于1944年，该书从结构体系到写作方式都不是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展开的，加上该书涉猎深广、内容庞杂，想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并非易事，而且任何简化处理都会引起争议。
即便如此，本文还是试图把《大转型》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命题的形式，以便提炼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并为本文的讨论确立一个起点。
命题一：19世纪文明的瓦解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解体。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上具有独特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与长期和平。这种文明基于大国间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和自由主义国家四个制度之上。其中，金本位制度是核心，金本位制度的源头又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 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但根源则在于“自1900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这导致了“1914 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这里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指基于自我调节市场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瓦解。
命题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在波兰尼看来，“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按照波兰尼的理解，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但“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他认为，管制与国家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 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的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他还认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 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
命题三：自我调节的市场试图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因而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但波兰尼认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本性上说就不应该是商品，三者商品化的后果是严重。他的结论是：“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与之相关的是，波兰尼还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并未给普通阶层带来好处。“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波兰尼还用大篇文学语言来煽情地描述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造成的社会悲剧，比如“冷酷无情的剥削者利用大众的无助，使他们处在牛马般的劳顿和饥饿之中”，等等。
命题四：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是19世纪的新生事物，而此前社会并非如此。
波兰尼认为，由市场控制和调节的经济所支配的社会类型是“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是19 世纪的新生事物。“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他基于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反复强调市场社会作为新生事物的特殊性，即市场社会不同于此前任何的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在过去，商业和贸易从未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牟利亦未成为主要的动机。“19世纪社会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因此，正是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变迁构成了他所说的首次大转型。
命题五：市场社会的兴起是从市场“嵌入”（embedded） 社会向“脱嵌”（disembedded） 的转型。
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市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19世纪之前，人与人的市场关系不是主导性的。“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与市场关系相比，“社会连结的维系是命运攸关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中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 主要而言，答案来自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和再分配。”当然，此外还包括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波兰尼说：“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这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兴起之前社会形态的基本判断。
但是，他认为市场社会改变了这一切。“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
上述分析触及了波兰尼后来被广为引用的一个概念——即嵌入性（embeddedness），19世纪自我调节的市场的兴起被他视为市场对社会“脱嵌”的过程。
命题六：自我调节的市场触发了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或双重运动。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与工业革命促成进步的同时也促成了贫困化，比如，他同意“贸易和生产的巨大增长碰巧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巨大增长”。自我调节市场的兴起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状态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果是 “工业革命正在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波兰尼认为，双向运动正是这种背景下兴起的。“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的限制。……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 。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这就是波兰尼的著名概念“双向运动”的由来。
命题七：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引发了政治冲突，自我调节市场的失败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双向运动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政治冲突。波兰尼指出：“欧文（编注：指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唤的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转无法兼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那导致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不同阶级之间，冲突的源头在于不同阶级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保护两个维度上的不同立场。“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 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来自市场领域的紧张压力……延伸到政治领域，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这种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关于选举权和民主政治的斗争。“宪章主义者为权利而战，目的是为了阻止市场的磨盘继续碾碎人们的生活。但人民只是到了可怕的调整已经完成之时才被赋予这项权利。……（而） 没有一个好斗的自由主义者不这样表达他的信念：大众民主对资本主义是种危险。”实际上，两者的冲突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机制之间的对抗。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登场，是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僵局、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持续作用的结果。他说：“法西斯主义也根源于一种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
命题八：市场社会的终结不是指市场本身的消逝，而是指市场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将实现去商品化。
波兰尼的主要批判对象是19 世纪盛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亦即他定义的市场社会。他以模仿马克思的口吻写道：“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中，新世界的基石正在浮现……”这里的旧世界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配的社会，新世界则是他所期待的新社会。波兰尼说：“在各国国内，我们已经在见证一种发展，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市场体系将不再是自发调节的了，即使是在原则上也不再如此，因为它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
同时，他还指出：“市场社会的终结，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市场本身的消逝。这些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 但完全不再是一个经济自发调节的机制了。”
他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时还带有强烈的怀旧情结与道德色彩。实际上，波兰尼期待的新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所支配，利润与经济激励不再是主要动机； 二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 三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实现去商品化。他认为，很多人担心“把工业文明转移到一个新的、非市场的基础上，这太过于艰难，以至于无法设想”，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命题九：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终结，反而是自由的重生。
总的来说，波兰尼认为，人们不必担心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以及社会保护和规制的强化会侵犯人的自由。一方面，他强调了权力和强制的必要性。“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从字面表述看，波兰尼也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他说：“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的权力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他还认为，计划与自由并不矛盾。“社会整合的进展应该伴随着自由的增长，计划的发展应该包括社会中个体权利的加强。”在讨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威时，他认为：“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
从字面上看，上面的表述似乎与波兰尼所批评的自由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区别。但实质性的差异取决于波兰尼对自由的定义。他在界定自由时区分了“形式的自由”与“实质的自由”，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和个人保障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区分了有钱人的自由与低收入者的自由。在他看来，在一个社会中，那些缺乏收入、闲暇与社会保障的人并没有拥有多少有价值的自由。他定义的自由是跟生产、交易与分配系统高度相关的，是跟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他期盼： “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关于未来，他则断言： “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
总之，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上述九个命题。波兰尼自己则总结道： “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 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社会，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过去，不少学者以不同方式总结过《大转型》的主要观点并各具特色。本文以“九个命题”来归纳波兰尼的主要观点不失为一种新的做法。当然，从该书涉猎范围和写作论证方式来看，要用九个命题来完整总结波兰尼的观点可能会失之偏颇。但即便如此，上述九个命题应该已大致总结了《大转型》的主要观点。
二、市场、社会与国家的经济逻辑
就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而言，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波兰尼的《大转型》恐怕要算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了。
波兰尼注意到，自我调节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社会灾难，并从社会保护对自由市场反弹的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从而提出了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此外，双向运动和嵌入性等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市场、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福利国家研究、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研究等领域，波兰尼都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尽管如此，《大转型》并非一部逻辑严密和论证严谨的著作。波兰尼的很多观点在逻辑和论证上均存在瑕疵。第二节将从经济角度对波兰尼的若干命题进行学术分析与批评。
首先，波兰尼具有强烈怀古情结(worship of the primitive)，而没有重视工业革命造成巨大变迁的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波兰尼的命题四和命题五跟这一问题有关。波兰尼的基调是19 世纪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之前的文明形态不亚于、甚至要优于19 世纪的文明——特别是如果不考虑物质进步，而更关注人的社会关系、安全与稳定及文化生活的话。
波兰尼在字里行间表露了自己的态度： 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工业文明，乡村生活似乎要优于城市生活，农业活动和松散的作坊似乎要优于现代工厂，非市场关系似乎要优于市场关系，甚至部落似乎要优于现代组织。一句话，传统的原始文明似乎要优于19 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现代文明。
波兰尼的文字还充满对前现代乡村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倾慕，对市场交易与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变迁则厌恶透顶。所以，他把工业革命说成 “灾难性事件”，因为工业革命破坏了稳定的人际社会网络、乡村的传统秩序以及人们千百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败坏了人们的道德。比如，他曾提到： “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他甚至把南非原始部落卡菲尔人(Kaffir)形容为“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
但波兰尼的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卢梭在很多著作中强调了原始文明的自然与淳朴，质疑科学进步与理性对淳朴状态与道德的败坏。如今，卢梭主义(Rousseauism) 一词除了指代卢梭本人的学说外，另一含义就是指“回到更简单和更原始的生活方式”。
但是，波兰尼所倾慕的乃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一种估算认为： “在1700年前的1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安格斯·麦迪森（编注：Angus Maddison，英国经济史学家，2010年去世）认为：“在1000－1820 年间，人均收入的增长是缓慢的。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了50%。”按照他的计算，这820 年中，西欧人均GDP的复合年增长率仅为0.14%，而全世界仅为0.05%。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远非波兰尼所想象和描绘的那样安全、稳定和充满道德优越感，亘古不变的家庭结构与人际网络亦没有给人提供基本的所需和足够的便利。比如，公元1000年，人均预期寿命仅为24岁。从1000年到1820年，西欧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还时时受到歉收引起的饥荒、间歇性的传染病以及不同政治实体之间频繁战争的侵扰。
所以，与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苦难相比，此前是另一种社会苦难，只是波兰尼将其过分浪漫化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技术进步、健康与寿命的提升、治安与秩序的改善都是过去的时代难以想象的。
另外，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并非一个更缺乏保障和安全感的社会，而只是把过去基于家庭和邻里关系的互惠系统转换为了非人格化的交易与合作系统。
波兰尼怀古情节的另一面是，他认为19世纪的市场社会之前的社会是由“互惠、再分配和家计”所支配的，而非市场和利润动机支配。他认为，市场机制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规则。然而，波兰尼这种分析所忽视的基本事实是，18世纪之前的人类产出通常仅能维持个人与家庭的基本生存所需。这意味着他们仅有少量物品可用于市场交易，结果自然是市场交易占整体经济活动的比例不会很高。尽管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市场和交易活动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早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商业和贸易活动对欧洲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商业与贸易的角色是一个渐变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过程。
总体趋势是，前期相对漫长的缓慢变迁最终促成18－19世纪的“巨变”。所以，这并非如同波兰尼暗示的那样，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此前的社会中市场与贸易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内森·罗森堡（编注：Nathan Rosenberg，美国当代经济学者）等人指出：“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各种适应世界贸易扩张的制度也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这里不仅是市场交易量的增加，还有制度的变迁。“在西方，商业和商业制度的发展，是先于现代工业制造发展的。”正是市场交易的发展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先导。
至于波兰尼所强调的市场的支配性特征或市场社会的类型，与其说是自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工业革命进展的产物。实际上，波兰尼在描绘前市场社会时更多是在描绘农业社会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及社区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到人的生产与居住方式，再到人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波兰尼更多地是在描绘了农业社会的特征，而未必就是前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特征。换句话说，即便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只要有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些传统也是要被破坏掉的。
当然，工业革命本身的兴起是与自由市场制度密切相关的。如果着眼于长期，长达数十上百万年的人类经济史中只发生过两大重要事件：第一是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第二就是工业革命。所以，波兰尼考察的事件本身就是人类经济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工业革命直接表现为机器对人工的替代，无生命动力资源对有生命动力资源的替代，以及矿产资源等新型原材料对动植物资源的替代。同时，工业革命还意味着工厂制度的兴起和生产组织的革命，人口的迁移集聚及城市革命的发生，人的社会网络开始脱离传统亲缘关系而进入非人格化的交易合作关系，随之而来还有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的巨大改变。
所以，对波兰尼所珍视的原始文明的破坏，主要是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并非由自由市场制度本身所导致，而且这种转变是不可逆转的。
其次，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导致了普通民众的贫困和严重的社会灾难，但这很难说是历史的真实情形。对于这一问题，波兰尼更多的是道德分析，而非经济分析。比如，他讲到劳动力和土地的商品化导致了对过去稳定生活的破坏及“流离失所”，但他并未充分剖析其经济逻辑。他对社会灾难的描述不是依靠系统的经验证据，而主要是文学描述。这就难以判断：英国或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市场社会兴起前后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认识到普遍贫困是前工业社会的一般特征，而非特例。物质的大幅增长和相对充裕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事情。杰克·戈德斯通（编注：Jack Goldstone，当代美国社会、政治学者）认为：“贫困问题在前近代时期（前工业社会）也是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欧洲、非洲还是亚洲，没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缺衣少食的贫困现象是广泛存在的。”因而，普遍贫困本身并非工业革命的结果。相反，长期来看正是工业革命大面积地消除了贫困，并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所以，需要慎重对待波兰尼的命题三。
真正的问题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兴起的过程中，普通民众的贫困程度是否有所恶化呢？《剑桥欧洲经济史》相关专题的作者认为：“这一公认的基本观点是：总体上，这一时期(1750－1850年)的市场环境对劳动者一方不利，工资趋近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罗伯特·艾伦（编注：Robert C.Allen，当代英国经济史学者）则估算，这一世纪中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多数地方的城市工人实际工资出现了小幅下降。但是，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艾伦估计，19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城市工人的实际工资就出现了大幅上涨。《剑桥欧洲经济史》也支持这种观点：“大约在19世纪中期，在不列颠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实际工资与国民收入同步上升。”
从19世纪中叶到波兰尼出版《大转型》的1944年又过去了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这一世纪中英国和欧洲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已获得大幅提高。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它不仅没有扩大贫富差距，反而有效地缩减了贫富差距。格里高利·克拉克（编注：Gregory Clark，当代英国经济史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在现代社会中，即便是税前收入的分配也要比工业革命前更公平。”
再次，波兰尼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正确的诊断，亦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波兰尼在《大转型》开篇即以“自发调节的市场”是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的观点来批评自由主义。但实际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来不认为，市场是不需要国家而能完全自我调节或自我运转的，他们都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这样，波兰尼的命题二就失去了意义。
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大量篇幅来讨论君主应该履行“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等三大义务。君主的三大义务，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或政府的三项职能。再比如，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集大成之作中，用整整一编来探讨“论政府的影响”。他分析了政府在保障安全与秩序以及制定与执行法律方面的重要角色，探讨了政府的一般职能与任选职能，强调了自由放任原则但同时阐述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的诸种情形。因此，他们并没有否认国家的必要性，反而认为对市场体系来说一定的政府规制是必需的。
波兰尼反复提及的理论对手路德维希·冯·米瑟斯（编注：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1973年去世）则这样说：“自由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与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因此，波兰尼树起的靶子--无须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就失去了意义。
后来，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比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国家干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凯恩斯认为，政府具有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责任，在具体政策上他主张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非直接干预市场交易或实现要素的去商品化。毫无疑问，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规制与干预是以保护财产权利和市场自由为前提的。但是，波兰尼新社会的方案不仅包括市场不再由自发调节的机制支配，而且还要实现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的去商品化。
鉴于货币问题更为复杂，暂且不论。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含义包括：诸种工作条件及“基本工作本身都不是市场决定的”；工会、国家、公众团体和“生产管理的实际组织”共同发挥作用；差别工作仍然存在，“但与直接货币收入无关的动机会比劳动的金钱报酬更为重要”。土地去商品化的含义包括：“把土地归属于去顶制度机构”，土地作为“基本要素被移除市场的权限之外”；“大宗的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价格不再交给市场来决定”；“财产的性质发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让源自财产权利的收入不再(no longer)不受限制地增长”。
如果要探讨这一方案的实质，波兰尼提供的是一个没有贴计划经济标签、却具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方案--尽管这种计划经济并不等同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波兰尼尽管同时强调这一方案“不意味着市场的消失”，但就其论述篇幅与重点来看，这都属于次要方面。
对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而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
波兰尼尽管说要保留商品市场、“保证消费者的自由”，但他认为应该严格管制乃至取消部分要素市场——至少是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照此方案，从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完整的市场体系已经垮塌。通常认为，产权保护、财产制度加上契约自由、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原则。波兰尼的方案并不是要在尊重市场经济两大基本原则基础上强化政府规制或宏观调控，而是确定无疑地会破坏这两大基本原则。所以，既要按照波兰尼的方式进行规制和实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去商品化，又要保留市场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两者必定会发生冲突。
从整体视角来看，波兰尼更重视市场与经济活动的社会后果，以及人在市场条件下的安全与保障。这一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波兰尼整体上的弱点是几乎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因素--后者一般被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自斯密以来的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重视激励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波兰尼的方案基本上忽略这一问题。如果不考虑激励因素，甚至基本取消利润动机与经济激励，波兰尼的新社会方案又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改善经济绩效呢？
这也是波兰尼新社会方案的最大挑战。所以，波兰尼命题八是难以成立的。
最后，从欧美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看，很难给波兰尼的理论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政策，在波兰尼1944年出版《大转型》之前已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从1944年到现在的变动程度亦很大。20世纪30－60年代是凯恩斯崛起并逐渐盛行的时代，与福利国家有关的社会政策也不断扩张。但是，7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政策导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复兴。从最近趋势看，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评，但新自由主义仍然主导着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基本政策。加勒斯·戴尔（编注：Gareth Dale，当代英国政治学者）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他(波兰尼)去世，《大转型》中提出的理论并不符合现实：尽管出现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但资本主义达到了其有史以来的最大繁荣。”
即便在金融危机之后，“2011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意识形态依然是支配性的”。自从自由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兴起之后，欧美发达国家的总体趋势是国家扩张了，政府规制强化了，社会福利政策扩大了，宏观调控政策加强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尼的理论得到了验证或者他的政策得到了应用。相反，很多实践都驳斥了波兰尼的理论。比如，很多政府规制不仅不是反市场的，而且是强化市场的；国家尽管扩张了，但总体上并未破坏既有的财产制度和市场制度；标志着社会保护的福利政策并没有采取介入生产领域，而是致力于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汉内斯·拉切尔（编注：Hannes Lacher，当代加拿大政治学者）这样批评波兰尼：“（二战后）资本主义从它的制度以及它积累和社会对抗的逻辑两方面都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但是，没有一种转变应该被理解为哪怕是部分地实现了卡尔·波兰尼关于经济会‘重新嵌入（reembeded）’社会的愿景。实际上，我认为波兰尼所预测的大转型从来就没有发生。”
所以，欧美发达国家战后的经济与政策变迁，不应该被理解为波兰尼意义上的市场从脱嵌到重新嵌入的过程。最直接地说，劳动力、土地与货币等基本要素的去商品化根本就没有发生，利润动机与经济激励仍然是市场的主要驱动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即便是这些做法--这些做法离波兰尼的主张还相距甚远--都已经导致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政府干预、福利政策和宏观调控在试图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新问题。所以，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放松管制、去福利化和强化市场力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改革的主流。
三、市场、社会与国家的政治逻辑
与经济分析相比，波兰尼《大转型》的政治分析就更为薄弱。该书被布洛克等人高度评价为“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引入了“整体性社会科学的框架”。但是，政治分析的欠缺，使得波兰尼这样一个充满实践关怀的经济社会学家，实际上无力对他提出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波兰尼尽管提到了社会保护的反弹容易导致政治冲突，引发阶级政治的登场，以及造成自由市场与大众民主之间可能的对立，但《大转型》并没有对此进行多少政治分析。就这一论题而言，基本的政治分析至少应该包括两个问题：第一，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将会触发何种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逻辑是什么？第二，波兰尼的新社会将经由何种政治路径得以建设？新社会的政治逻辑是什么？但波兰尼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两个问题。
如果存在波兰尼意义上的某种新社会的话，新社会一定是通过政治手段来建设的。所以，对一个严肃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言，脱离了实质性的政治分析，理论构建无异于空中楼阁。由于忽视了对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双向运动的政治分析，使得波兰尼的命题七充满了争议。
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保护机制在政治上何以可能？他论述的是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社会是什么呢？社会如何采取行动呢？社会保护的反弹又如何转换对市场的规制呢？实际上，这种反弹最多只能表现为政治冲突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社会本身无法规制市场，而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规制市场。但是，国家与社会是两回事。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呢？国家能代表社会吗？这些只有借助政治分析才能回答。
如果引入政治分析，波兰尼分析框架中的“市场-社会”模型应该要变为“市场-社会-国家”三方模型。在政治分析中，国家通常都居于核心位置。但国家并不天然地偏向社会，国家既有可能偏向社会，又有可能偏向市场，甚至还有可能偏向国家本身--基于国家理论的视角，国家完全可能脱离社会与市场而扮演一个自主自为的角色。再进一步说，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国家既可能扮演保护社会的角色，又可能扮演侵害社会的角色。假定社会保护机制只有借助国家力量才能建立起来，那么国家介入社会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是否会强化社会保护机制呢？
道格拉斯·诺斯和玛格丽特·列维（编注：Margaret Levi，当代美国政治学者）都把国家视为一个寻求租金最大化的统治者，安东尼·唐斯（编注：Anthony Downs，当代美国政治学者）和詹姆斯·布坎南（编注：James Mcgill Buchanan，美国经济学家，2013年去世）都把政治家和官员视为寻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这种视角值得借鉴的话，那么何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能够促使国家提供社会保护而非侵害社会呢？
如果不能回应这些关键问题，波兰尼希望强化对市场的规制和提供社会保护的主张就缺少政治基础。更直接地说，波兰尼并没有一个相应的国家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分析。
另一方面，波兰尼把加强规制作为促进自由的手段，但加强规制可能侵害自由，这取决于以何种方式加强何种规制。上文已指出，波兰尼论述了加强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充分论述这样做的途径和手段。实际上，这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国家主导的以强化集体控制的形式来实施。除此以外，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别的方法。这就驳斥了波兰尼的命题九。
政治学的常识是，国家提供的安全与秩序乃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而19世纪的英国及欧洲发达地区基本已做到这一点。如果把自由定义为免于强制、免受专断权力之侵害的话，国家主导的集体控制的强化几乎注定会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甚或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罗伯特·诺齐克（编注：Robert Nozick，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就十分警惕类似波兰尼的方案，他说：“我们关于国家的主要结论是：能被证明为正当的就是一种最小国家（minimalstate），即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更多功能的国家（extensive state）都将被证明为是非正当的，因为这样的国家会侵犯到个人不被强迫从事某些特定事情的权利……”
上文已提及，波兰尼所定义的自由是跟生产、交易与分配系统高度相关的，跟人的收入与社会保障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自由主要不是指免于强制的自由，而是跟免于物质匮乏有关的自由。但是，大量相关研究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与个人保障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免于强制的自由与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两者是容易产生冲突的。换言之，当试图实现更大程度的后一种“自由”时，就或多或少会破坏前一种自由。
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于同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已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充分论述。他甚至警告，任何允诺此种“新自由”的道路到头来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从波兰尼的新社会方案来看，上面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他的新社会方案包括了对财产权利、对经济自由、对价格体系、对生产组织的大幅度集体控制，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会大大压缩法律意义上免于强制的自由。从政治层面说，上述两种自由可以兼容只是一种幻觉。
波兰尼对自由问题的政治分析不足，还表现为他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和浪漫主义上。他在《大转型》的最后一段以无比憧憬的口吻说：“只要他是真诚地（true）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fear）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
波兰尼这里使用了“真诚地创造自由”、“无须惧怕权力”等带有十足情感色彩的表述，但这些情绪化表述的背后缺乏政治分析的支撑。另外，确定性一词流露出波兰尼对市场风险的厌恶和对不确定性的抵制。确定性固然意味着更多的保障，但同时又意味着更多的控制。无论采用何种说辞，这里的控制最后不免沦为国家主导的某种集体控制的形式。如果进行政治分析，就会发现波兰尼的自由概念及其新社会方案，很可能埋藏着通往极权主义的种子。
总之，上述两个部分已经对波兰尼的关键命题进行了讨论与批评。如果上述讨论与批评能够成立，那么波兰尼《大转型》一书的逻辑链条已出现很多断裂，全书的主要观点就很成问题。
四、结论：危险的歧路
波兰尼出版《大转型》的1944年正值欧洲的混乱年代。从个人经历来看，波兰尼生于1886年，从他出生到20世纪初正是欧洲各种思潮激荡的岁月。他28岁时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他31岁时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他43岁时爆发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他46岁时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他53岁时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出生时是奥匈帝国的国民，随后经历了奥匈帝国的解体，1933年开始又就流落到异国他乡，开始是英国，而后是美国和加拿大。在写作和出版《大转型》过程中，波兰尼都没有正式、稳定和受人尊敬的学术岗位，出版《大转型》那年他已58岁。可以说，欧洲数十年的不稳定与动荡也映射在他个人的身上，他自己的人生与职业生涯也缺乏足够的保障和安全感。
当然，一个杰出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特经历，恰到好处地推动了波兰尼对整个欧洲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政治经济变迁进行深刻的反思，但同时也塑造了他的个人倾向：与自由相比，他更注重安全与保障；与市场相比，他更倾向干预和规制；与经济相比，他更注重道德与伦理。因此，波兰尼能够敏锐地捕捉到19世纪文明可能的弊端，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造成的问题。
总的来说，波兰尼具有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所以《大转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大转型》的主要命题在逻辑与论证上并不严谨，上文已经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与批评。
实际上，人类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经济社会模式是完美的。人类在一个方面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另一方面的代价，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大体也是如此。在人类政治经济的重大变迁过程中，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很少出现的理想状态。巨大的政治经济变迁，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结构性调整，这就很可能会导致谁受益、谁受损的问题，或者至少会导致谁受益较多、谁受益较少的问题。然而，无论怎样，与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相比，经济增长与经济绩效始终是现代社会人类经济生活的核心问题。如果一部经济社会学著作忽略了经济增长与经济绩效的重要性，就迟早会偏离合理的轨道。
相反，一个经济体倘若能够维持相对较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不仅意味着物质与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且意味着长期当中为所有社会阶层提高生活质量创造了可能。只要基于对欧美国家的长期考察，就会发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基本上意味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
所以，波兰尼的贡献在于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的问题，但波兰尼的危险在于指引了一条经济上由于去市场化而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绩效、政治上由于强化的集体控制而无力捍卫个人自由的歧路。实际上，波兰尼同时代的几位杰出思想家已经敏锐地预见了这种可能的危险。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近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本文原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作者感谢陈明明、唐世平、朱天飚及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的贡献。受见报篇幅限制，编者略去了原文注释及参考书目，并有个别文字技术处理。李旭编辑：sunne_li@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