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良心”，更需负起历史责任

当我读到2010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上朵渔先生的文章《托尔斯泰的忧郁》【1】中，托尔斯泰为自己的富裕生活而“知耻”、而“痛楚”、而“羞愧”：“他在《忏悔录》中说，‘我们这种富豪的、博学的人们的生活不仅使我反感，而且失去了任何意义。’”【1】于是“他强调‘道德的自我完成’”，【2】“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家产和版税，统统分给穷人，以求得良心上的安稳。”【3】因此作者朵渔先生向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良心的拷问：“我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物吗？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如今的知识分子还能在穷人面前以富贵为耻，在暴力面前以怯懦为耻，在专制面前以枷锁为耻，并在自我的心灵和头顶的星空下深深忏悔自己的罪责吗？”【4】

读到这里，我深深的感叹是，托尔斯泰的“知耻”，确实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仅有“良心”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良心，更必需承担“责任”，必须承担起一种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同意林国华在2006年9月7日《南方周末》的文章《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5】中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建立完善的政治文明和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历史责任。

林国华先生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包括托尔斯泰在内，“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6】“‘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7】“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8】“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9】

所以，对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仅有“知耻”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革的行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中国大多数民众之所以“贫困”、中国社会之所以“贫富二极分化”，主要地不是大多数民众“缺钱”，而是因为他们“缺权”，主要地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符合人性和市场需求的政治制度理应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使他们自己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当代中国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均贫富”，更重要的是必须“均人权”，就是上面林国华先生所说的，必须重视、建立和完善真正能够有效实现共同富裕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当然，要作到这一切，就必须先有托尔斯泰“知耻”的良心！如果正如个别主流学者那样，漠视中国贫富二极分化的现状，认为只要是市场产生的分配现状，就是正确的、科学的、天经地义的，那就连托尔斯泰的“知耻”的良心也没有了，还妄论什么政治制度的批判和改革！

                                       2010年11月12日星期五

【1】、【2】、【3】、【4】：2010年11月11日《南方周末》：《托尔斯泰的忧郁》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324

【5】、【6】、【7】、【8】、【9】：2006年9月7日《南方周末》：《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402a00100082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