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公平与效率”
——兼论“后发优势”的必要前提
前言
本文是我在九年前2005年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我借爱思想网址把它重新发表，希望读者批判指正！
最近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的主题争论热烈，既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点，也有损害公平，必然影响效率的论点。我们在此提出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组合的衡量标准就是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必须把有效促进每个人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有效激励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并达到最佳状态作为根本准则。这一原则也应该是帕累多最优的前提条件。
（一）、“每个人”和“一切人”，或者说大多数国民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不断提高是社会经济效率的最主要来源。
“ 人”不但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出发点，更是它的最终目的。生产力、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率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享用的。如果说社会公平的砝码能够影响效率的话，也是通过对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激励来实现的。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放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上，而必须集中在“人”的因素上。不应该放在公平是否会影响效率，而应该着重分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是否影响了大多数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是否制约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提高。因为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从这一观点切入主题，就不难得出兼顾公平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主要问题。
（1）、帕累多收入分配理论的前提是市场体系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调节机制。
目前“效率优先”论的主要论点是：只要经济增长是符合帕累多效率的，就没有坏处。没错，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且市场会有效地调节收入差距，而且不管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分配曲线都是一样的。因此得出必须效率优先，有了效率才有能力兼顾公平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帕累多定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健全的市场体制中，市场的调节机制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必须在过程上和机会上是公平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公正的、科学的，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公平竞争正经常地、大量地受到绝对的权力和以权谋私的腐败的侵害。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假冒伪劣、行政审批、金融坏帐、证券非法操作、严重矿难、国企改资、宏观调控、甚至在公开的项目招标、商业营销中，到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暗箱操作，到处可见以权谋私的不公平竞争。而以权谋私的腐败不仅仅是公共资源流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完善的游戏规则，即如果没有程序上的公平，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健全的市场调节功能，那么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奢谈帕累多收入定律，也不可能有帕累多最优状态。它们不能用来分析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
（2）、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严重制约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制约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
我们手中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有的报道是0.4以上，也有的报道是已经达到0.6以上，但不管是0.4还是0.6，正因为经济中的腐败是根本无法统计的，所以在我们的统计资料中肯定不包括公务员和国企干部的合法不合理的各种待遇和灰色收入，比如：明文规定的工资、补贴、津贴、汽车、住房等待遇是否合理，甚至公车私用、住房超编、公款吃喝旅游等等。如果我们再加上无法统计的腐败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的基尼系数实际上肯定大得惊人。这可以从大陆华人在世界各地一掷千金的消费现象中可以反映出统计资料背后的真实情况。
其次，与绝对的权力的疯狂的掠夺成对比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另一主体，有效的、真正代表劳工的工会的缺失，使我国劳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严重的不公平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宪政规定不允许劳工自由组建工会，而官方认可的唯一的工会又处于绝对的权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代表官方利益和屈从权力的淫威，而无法真正代表劳工利益，而目前社会上的大量对劳工的无理欠薪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连欠薪问题都无法解决，还奢谈什么“介入劳资工资谈判”。）而真是由于这一主体缺失，使广大劳工根本无法与资方和官方（国企）公平竞争。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工利益。更有甚者，当劳工的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既由于无力承担巨大的诉讼成本而打无法官司，也往往因为权力和资本的非法操作，使他们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我们的宪政强调的是“私产入宪”，而不是“人权入宪”。我们在此进一步设想，如果绝对权力的腐败和血腥的资本相结合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来保护和保证广大劳工的真正利益呢？难道我们共和国的总理一个人真能为全部劳工讨回应得工资吗？
最后，目前我国大多数劳工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作时间，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这不但因为高额的、不合理的基础教育的费用，还因为不合理的户籍管制，使他们在城市中受到阶级和地区歧视。所有上述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那么将从根本上长期 地制约我国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将成为我国“后发优势”根本障碍。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资金和固定资产的有效促进之外，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如果教育和再教育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么还奢谈什么“效率优先”，哪里还有效率可谈？因为任何效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必定是靠人创造的，在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受到伤害的前提下，哪来的效率呢？我们且不分析我国每年7%—8%的递增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只能说，如果仅仅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和高消耗、低效率、严重损害环境、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所产生的效益，再不能真正起到提高大多数国民的劳动能力和激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话，那么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将受到根本制约。更不可能有“后发优势”。如果目前我们能够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方案上提高在全民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那么我们就能从全面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来切入主题，通过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这也正是为什么北欧高福利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增长率的真实原因。
（二）、收入差距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1）、收入差距不合理使我国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揭示：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而递减，因而社会总收入向少数人集中必然使社会总体消费水平递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严重不到位，致使大多数国民不敢放开享受应有的消费水平。如青年人大量储蓄为买房，中年人为子女教育而储蓄，老年人则为巨大的医疗费用而储蓄，所以大多数国民都严重地消费不足。而近十年的消费萎缩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2）、收入差距不合理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
收入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有购买力的高档消费品，如汽车、住房等已经基本饱和，而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尚需积蓄财力，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已经饱和，但农村又没有消费能力，因而造成消费结构断链，从而通过供应结构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
其次，消费萎缩和内需不足又造成过分依赖出口，而出口的又都是低端产品，不但利润薄，而且能源和环境压力大，并必须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以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的主要条件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我国劳工的低收入造成的劳动能力低下，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另外过分依赖出口造成巨额顺差和大得不正常的外汇储备又面临美圆恶意贬值而受到损失。
（3）、收入结构不合理造成投资需求的严重不正常。
消费萎缩和内需不足使正常的投资预期不良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投资数量，而大量的储蓄又由于金融业的以权谋私的腐败，一方面造成不正常的投资需求趁机而入，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受到贷款歧视。因此这种由收入结构造成的高储蓄倾向，进一步造成的金融危机，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隐患。我们在此预言：如果说我国可能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话，那么必定是由金融危机开始，其终极原因只能是由大量金融坏帐引起。
（三）、“兼顾公平”的具体措施。
兼顾公平的实质就是劫富济贫，目前我们必须从以下几点开始。
（1）、有效的兼顾公平的政策措施必然地来自于对现实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的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新左派指责是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引起了收入差距拉大，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引起二极分化，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正是市场经济不充分才引起贫富不均，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和提高经济效率才能有能力兼顾公平，认为正因为目前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引起的低效率，所以必须进行民营化和私有化，并认为必须以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指导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而新左派则认为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甚至搬出阶级分析法论断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香港教授郎咸平以有力的数据指责主流学者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国企改资过程中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并提出加强政府功能，运用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认为法制化离不开政府行为。我们则认为以上观点都回避了问题的要害，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奈而只能失言，但如果我国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全部知识分子和媒体都因无奈而失言的话，那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我们不得不重复我们以前的观点：目前中国所有重大问题，如贫富不均，财政为金融坏帐和证券商非法亏损埋单问题，宏观调控不能有效到位问题，香港教授郎咸平提出的“国企改资”问题，中科院院士周承鲁提出的“科技发展计划”问题，北大教授秦晖提出的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甚至信访体制改革、法制建设中有法不依、执法犯法、警匪一家的问题、公民权利受到侵害问题、教育改革、教育发展、教育产业化问题、足球发展中赌球、假球、黑球问题，等等，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权力没有有效制衡造成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地腐败。（目前我国以权谋私的腐败到底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根据2005年2月24日14:18在新浪网财经经济学人论坛上公布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当前中国社会大面积腐败及对策动态文章》【1】所介绍的，真是触目惊心，虽然网上的文章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老百姓有权要求政府和媒体就此表态此文是否属实，我们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而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并不是因为其阶级性，而是因为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假设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前提，而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是扭曲的，我国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只能拜倒在绝对权力的淫威之下，因为以权谋私的腐败不仅仅是公共资源流失的问题，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如果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不彻底解决的话，那么完全有可能断送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后好局面，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的最大隐患。
而腐败问题的解决主要的并不在于加强道德教育和健全法律条文等等措施，在纸迷金醉的巨大物质诱惑面前，道德的力量是显得如此地苍白和无力，而法律条文都是死的东西，是由有绝对权力的人制定和执行的，在权大于法的集权体制下，神圣的法制也只能拜倒在权力的淫威之下，“虽重圣人而治天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我们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靠人，靠民众的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运用“每个人”的力量来民主监督、制衡权力和制约腐败。只要有绝对的权力存在，绝对的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制约。任何怀疑和忽视民众的能力和力量的观点、理念和政策都将给当前改革开放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会使改革开放犯方向性错误。当然贫富不均问题也必然和必须由此解决。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必须有以三权制衡、全民普选为基础的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的保证才能有效地实现市场调节。
（2）、规范所得税的交纳。不但要选择适合的税率，必须降低最低税率，扩大税率级差，提高和扩大最高税率，而且必须规范交税程序，堵塞一切偷逃所得税的漏洞，改企业申报为个人申报，并明确规范个人收入申报和规定财产申报的范围，特别是必须严格规定全体公务员和国企管理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严惩一切虚假收入申报、财产申报和偷逃所得税的行为。
（3）、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特别是在内需不足采取扩张财政政策时，必须明显地向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险、住房的福利补贴方面倾斜，其中必须首先保证的是九年义务基础教育资金的全额到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复兴。这是因为小到企业或地区，大到民族或国家，决定他们是否繁荣强大的决定因素不是资源和财力，而是全体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水平及其持续不断的提高。企业间、地区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最终必然地演变成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上的竞争。如果我们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那么我们不但必须承认人是科技的第一载体，而且更必须承认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在这里的“人”不仅仅指少数富人和知识分子，而是指“每个人”，即全体人员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光从物质财富、生产力、财力上聚焦到“人”的因素上来。必须以“人”为中心来考虑社会发展战略。纵观国际经济发展历史，无数实例都证明了这一规律。比如富得走油的伊拉克，由于民众的软弱而走向独裁统治，结果挑起侵略战争而走向全面危机。而建立在沙漠上的以色列，则由于犹太人的聪明而繁荣强大。同样人口密度大，资源贫乏的日本，却从民治维新时就狠抓教育，也成为经济强国。特别是他们在二战失败后，能够饿着肚子搞教育，那么二十年后，六十年代中期他们的经济起飞就成为历史必然。这种例子举不胜举。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一千美圆，但目前我国的教育状况和我国的经济实力严重的不相称。有媒体报道：按国际贯例，中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下，高等教育在毛入学率低于15%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低于4%的，都属于教育欠发达国家。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13%，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低于43%，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只有3.19%，具有教育欠发达国家的一切特征。有报告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师资缺口达120万人，成为我国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2月21日第3版）另有数字记载，200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比上年增长15.9%，但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18个百分点。另外人均教育经费也大大落后，发达国家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大多数在1000美元以上，瑞典高于2000美元，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在1000—1500美元之间，中等发达国家在100—500美元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100美元，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9.4美元。也低于印度的11.47美元。（《南方周末》2003年1月1日第13版。）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大大低于我国实际经济国力。而真是教育的落后现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和缩小收入差距、资助弱势群体，不但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而更有效，更重要的是必须从教育入手来提高落后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这也是最有效、最根本的扶贫方法。
其次是我国医疗保险严重不到位和不合理，不但覆盖面、保险额和保险比例严重不到位，而且保险操作制度严重不合理，甚至出现“劫贫济富”的违反医疗保险根本原则的现象，如上海被保险人就医的自费比例是按全市平均工资收入为标准，而不是分档次，按实际收入来缴纳，每人门诊和住院自费负担分别是全市平均工资的一个月的水平，加起来就是二个月的平均收入，以2004年为例全市平均工资就是一千四百多元，门诊和住院加起来就接近半年的最低工资水平，而收入几十万的白领管理者只需付百分制几的相同数额，真不可想象这种 近于笑话的制度却能长期执行。
最后，随着老龄化时代的提前到来，我国在养老保险上不但资金缺口巨大，而且覆盖面严重不足，也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四）、我国“后发优势”的必要前提。
同样，不断提高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也是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的必要前提。
去年我国一大理论热点就是关于“后发优势”的争论，主张“技术模仿”的人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应着重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使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
而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则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替代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模仿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技术模仿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 ，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我们认为技术模仿果然重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但如果没有制度改革的保证，一切将成为空话。因为市场经济必须依赖民主宪政和法制的保护，必须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才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这是任何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必要前提。真如北大教授秦晖所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凡是效果显著的领域，都是得到制度一步到位的保证，如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利用外资方面的有效的、巨大的优惠条件和稳定的市场环境等。而效果欠缺的也是制度保证欠缺的，如国企改制等。
但是民主宪政、制度改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靠明君、清官来恩施，因为历代的明君、清官都是以王权的巩固为最大原则，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以忠君为前提的。任何制度变革都必然是通过广大民众的奋斗拼搏才能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到“人”的因素上来，必须强调任何社会，任何历史阶段的主题必然是“人”。要搞制度改革，必须首先重塑国民人格，必须从不断提高“每个人”的综合素质来切入主题。因此我们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唤起民众，其次才是经济建设。我们必须以“人”为中心来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当全体国民之自立、自强、自卫、自信、自爱、自觉、自由之独立人格确立之时，也将是我国民主宪政，制度改革实现之时，更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之日。这也是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必然前提。
2005．3．8．
【1】：由于新浪网站改版，本文可能已经无在新浪解决雪人论坛上查到，但在如下网址依然可以查到相关文章：http://www.cfdd.org.cn/bbs/thread-10259-1-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