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北京东庄上访村见到她的。2006年底，为调查和评估新信访条例实施后上访人被打击迫害状况，我以一位上访者的身份和装束同两名上访者一起住进了北京东庄上访村一间六平米的出租栅里。
2007年2月10日，我从早上七时起就在上访者中间访谈。直到下午两点才走进街边的一间小饭店吃饭。我的临桌坐着一位老太太，她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皮做成的写着冤字的帽子，面前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馒头，默默地流着泪。我为她点了一碗面条，她感激地看着我，并与我交谈起来。
她告诉我，她是湖北人，是为儿子来北京申冤的。她的儿子因坚持原则被单位领导与政法部门联手整死了。她从县里申诉到了省里，从省里到了北京，均没有获得公平的结果，反而多次被截访和拘留。这次她到北京，就是死也要为冤死的儿子讨回公道。
老太太很平静地讲述着。她的这种平静让我震撼，因为这平静流露出了这位母亲的绝望。我提出了要给她拍照。她有些疑虑地看着我，那眼神好象在问，你一个上访的，给我拍照有什么用呢。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了。于是，我用一个小相机，就是饭桌上为这位母亲拍照。而正在我想对她进行一次深度访谈时，突然几个人冲进了饭店，一把将我推倒在地，两个彪形大汉架着她就往饭店外拖，当我从地上爬起来，一辆有公安标志的车已经绝尘而去。我知道，她被截访了。
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怆。我还来不及记下这位母亲的名字和地址，也不知她被那些截访人员带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后来的命运。但她那平静的诉说，那忧郁、不服和无奈的眼神总显现在我的面前。每当此时，我总想起自己的母亲。我有时甚至想，假若有一天我也象她的儿子一样遭受了什么不测，我的母亲一定也会象她一样四处申冤。可看到这位母亲的遭遇，一个无名的恐惧油然而生。就我个人而言，我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失去，也能承受一切打击和迫害。但我实在不能想象，也绝不愿意我的母亲穿着状衣、戴着冤帽在寒冷的北京街头寻找那永远难以现身的清官。也正是这种恐惧，我变成了一个胆小的人，.我害怕那个黑色的“冤”字。
但是，我又想为这位喊冤的母亲做些什么。因为，她是替天下所有的母亲，为我们这些儿子们喊冤。于是，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按照片画了这幅《上访者·母亲》。
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看到了这幅照片画。他呆呆地审视了很久，突然失声痛哭。他告诉我，二十多年前，他看到罗中立《父亲》时就这样难受过。因为，父亲在诉说中国农民的贫困，今天这幅《母亲》表达的则是中国民众因不平和不公的冤屈。
听到这些，我感到了一丝慰藉。尽管我没有能力为他们申张正义，我仅仅在安慰自己，在抚摸自己被惊吓并时时处于恐惧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