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之间一旦筑起制度壁垒，要打开就不那么容易了。千难万难，中国改革的重头戏之一，是打开城乡间的市场之门。基本经验是：底层因势而“拱”，上层顺势而开。结合起来，开城乡之门的活剧精彩绝伦，值得回味，好给当下尚在继续推进的城乡变革，平添一份力量。
要说一说开启的第一道大门，是农副产品的市场之门。回想国家工业化时期，农副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城市，走的不是市场路线，而是靠“统购统销”——政府横在城乡 之间，在农村以指令统购农业产品，又在城镇按计划统销口粮副食。几亿人口的大国，单这么一件工作，就沉重到把国家的经济机器压得喘不过气来。
出发点是推进国家工业化。近代以降的经验，轻工业可民办，投资少、见效快，一面生产、一面积累。重工业比较难，一次性投资大，回收周期长，本钱不厚干不了。 军工更难，需要重工业再加市场上也得不到的关键技术。中国当时的抉择，国际上一边倒，资本、技术皆靠苏联。无奈老大哥给予的资本支持有限，不过几亿美元之谱，还是债，后来要还的。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还是靠自己。整体看，苏联对中国工业化之最大支援，是体制方面“苏联模式”之输出。
工农、城乡关系方面，斯大林的一项发明是“剪刀差”。简单讲，就是国家压价收购农产品，又加价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一压一加，“剪”出一笔差价，为农业国工 业化积累资本。毛主席曾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但实际上中国的“统购统销”，基本上还是苏联模式。搞剪刀差的关键，是把农副产品在城乡之间的市场之 门关上，国家把住流通的关口，统一以计划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又统一在城市分配农副产品，同时还分配工业品下乡。
这里可看到“计划经济”的要害，不是算算账、以预测做经济计划。“计划经济”是一套权利设置，比如在统购统销制下，农民无权自由卖农产品，工厂无权自由卖工 业品，城镇居民也无权自由买农副产品。这些自由行事之权，一概收归国家，由政府决定购量、购价、销量、销价。定下了权利制度安排，也就定下了经济的运行机 制。前苏联和统购统销时期的中国，农业一直短腿，农民一直穷，病灶就是以指令代市场。结果可想而知，资源集中于城市与工业，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穷，工 业产出卖给谁去？
教训是价格机制不可欺。要低价拿农副产品，农民的生产意愿不可能高。“组织起来”压农民的价，下计划指令的信息成本又不可能低。城乡之间靠指令计划把门，地 不能尽其力，人不能尽其才，货不能畅其流。1977年邓小平讲当时的中国经济，有一句“八亿人搞饭吃，结果饭还不够吃”——那绝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把这道大门拱开的，首先是底层那些“不认命分子”。城乡都有的，在那个年代还要被戴上一顶顶帽子，无非“小自由”、“倒买倒卖”、“投机倒把”、“自发资本 主义势力”之类。其实就是在计划统购之外，多产些农副产品，在时不时冒出来的“黑市”里，卖给城镇居民。供需双方愿打愿挨，又无害他人与社会，非“割尾 巴”才算罢休，那年头是没地方讲理去的。
到了上层也觉得需要变法图治之时，那就进入改革时代了。“搞活”是非常中国式的话语，别无他意，就是要拱开那关得死死的城乡大门。但也不接受城门突然洞开， 因为计划维系的国民经济继续运行，特别是低价农产品与国有工业低工资相配套，后者未除、放开前者，行不通也。1988年邓公决心“价格闯关”，终究没有闯 得过去，除开货币因素之外，解不开计划农产与计划工资的死扣，当是一个原因。
管用的法门是一点一点拱。先从计划外农副产品开始，芝麻花生之类，价贵少吃，无伤大雅，而一旦贵价刺激了生产，供给增加，就是胜利。计划内的，选“价格弹性 大”的品种先试，比如蔬菜里的“细菜”，放开价高，少吃一把也过得去，对多数家庭影响不大，不妨“率先市场化”。“大路菜”晚一点放，等先放的细菜供应量 上来，再一款一款放。粮食当然留待最后，“民以食为天”，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是一把将粮食供求全放给市场，计划征粮之量，年年收缩一点总可行吧？同时， 经由市场的粮食购销逐步增加。一波三折，此消彼长，农副产品的市场之门，最后终于还是打开了。
一步一步的拱门，重在逐步奠定人们认识市场法则的经验基础。是的，体制变革要触犯既得利益，会引起摩擦和抗拒。但是，人们把什么视为利益，或把什么视为损 害，又受到观念的影响。问题是，更新观念需要经验基础。当年讲“小农的自发资本主义”最后会如何如何，足以吓死人的，但预言的效果从来没有被检验过。让人 家买卖花生、芝麻、细菜、大路菜、粮食，一步一步走下来，实在看不到什么危险，才越走越胆大。新观念才有机会说服更多的人，利害得失才有新的衡量办法。当 然，过去搞统购统销的那些官办机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走市场之路要重新找饭吃，说不难受是假的。好在市场在夺走行政垄断饭碗的同时，也开辟出更多的新 机会。借以时日，“市场经济”连同其观念，终成气候。
城乡之间打开的第二道大门，是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门。回头看才知道不得了，几亿农民常住在城镇，从那里挣得对农民家庭来说最大一块现金收入。过去可没这个事，城门关得紧紧的，差不多就是“农人恒为农”那么一种状态。
要问此门是如何打开的？也是一步步拱开的。计划时代就有农民外出现象，还有个不雅的称号，叫“盲流”（“盲目流动人口”）。天灾人祸，逃荒总要出来些个人。 耕地太少，温饱不足，也会逼一些农民到城镇觅食。更有极少数“不安心分子”，居然在城镇经济的缝隙里发现机会——如温州人到处弹棉花、补鞋。真正的拐点是 包产到户改革，农田里再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磨洋工”，于是“农村剩余劳力”铺天盖地。老体制在本能上不接受，开始的妥协，只允许在当地办乡镇企业。口号也 动人，叫“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不过最活跃的生产力继续向外拱，发现“异地富起来”更为可取。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开闸，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 工经商，加之后来中国加入世贸，与全球市场打通，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再也不可阻挡。
经济上就一个问题：要不要允许农民到收益较高处去劳作？各位读者，再“无产阶级”，农民身上也自带着劳力资产！凡资产，第一位的是权利问题，也就是资产之主 能不能对资产的利用做主？农村劳力可在家乡务农，可在本地进乡镇企业，如果有更高的收入，为什么不可以到城镇打工？这个今天早不再是问题的问题，当年可是 大问题！1996年我自己“洋插队”归来的时候，叫人家“盲流”不好意思了，但“有序流动”还是响当当的口号，含义是非计划的自发流动还是属于“无序”。 我在珠三角看过以下案例：内地主管部门派员“跟踪服务”，农民工说他们是来“跟踪收费”的——原来劳力输出地政府，那时有权跟到当地来向雇用农民工的企业 收取“服务费”。我倒以为是很大的进步，收点小费就把城乡间打工之门打开啦。
本系列不厌其烦讨论的，是城乡之间第三道大门即土地市场之门。看天下大势，农民收入无非三大来源：出售农副产品、打工、分享城镇化驱动的土地增值收益。当改革先后打开了城乡之间的前两扇大门后，千军万马向城乡间的土地之门集积，其实顺理成章。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