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当今中国内外力量都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

记得是在辛亥时期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什么潮流？地球人都知道是工业化时代的“民主宪政”历史潮流。从工业革命前世界上清一色的专制集权国家，在二、三百年中，全世界195个国家中，现在只有48个国家仍然实行“威权制度”，远的不说，就从1974年葡萄牙民主化政治体制转型以来的38年中，就已经有80个国家完成了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转型。虽然这种制度转型可能并不完善和彻底。【1】

就在当今这种势不可挡的民主化历史潮流中，中国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样也首当其冲，面临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围逼。这些围逼和压力到底来自何处？请看如下分析：

一、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权力腐败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致命”力量。

虽然十八大仍然高举政改的旗帜：“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断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2】但是强调必须坚守：“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3】的前提。到底是不照搬什么“政治制度模式”？地球人都知道是指“不建立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尽管如此，十八大也不得不承认：“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4】党中央也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依然严重；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社会领域、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利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有所增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方面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腐败问题与多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治理难度加大，……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是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又是一项艰巨繁重的长期任务。”【5】

如果当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是清醒的，就应该明白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反腐败的“悖论”就是：党已经把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反腐败的重要性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而这种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腐败的根源，就是集权的政治制度把个别党的干部的权利和地位凌驾于同级党组织和同级政府之上。同时又从制度上严格地限制、甚至取消来自民众的监督和制衡。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就能够明白那些民愤极大的腐败高官，在年轻时期，大多数是非常优秀的道德楷模，客观事实就是我们的集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党的各种潜规则葬送了他们原有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中国党内腐败的根源是集权制度和集权的意识形态。而中国目前反腐败的悖论就是这种集权的政治制度既是权力腐败的根源，而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改变它。

所以，对当今的共产党中央来说，还是在“腐败泛滥的致命威胁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选择上犹豫和徘徊。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腐败的发展过程可能会延续几百年，但是在当今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随时随地发生的大额度、高频率的市场交易，都无时不刻地产生着严重的腐败机会和可能，正是在这种权贵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权腐败，用不了几十年就可以葬送一个集权政府和政党。这是工业化开创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规律性事实——工业化以来集权制度能够生存的最长寿命就是前苏联的74年。

而恰恰是这种屡禁不止、越演越烈的集权腐败的不可制约性成为了围逼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政改的最强大、最主要的力量。

二、            权贵市场经济环境中必然产生的“贫富二极分化”是围逼执政党进行政

改的第二个致命威胁。

中国大陆的贫富二极分化已经发展到极限，这已经是全世界的基本共识。据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以来从未统计过“基尼指数”，这一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数据，（我实在是想象不出为什么不统计的原因）但许多世界权威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相关机构，都已经公布，中国大陆的基尼指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越0.5的极限：

根据百度文库的数据：“而今，改革30年以后，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5，中国创造这个记录，速度是飞快的。”【6】

根据凤凰网上数据：“自从1988年参加经济学家赵人伟教授主持的中国社科院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以来，在过去20多年间，李实共进行了4次关于基尼指数的大型调查和测算，结果分别为：1988年0.382，1995年0.455，2002年0.454，2007年0.48。这个后来由李实牵头的课题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多年前早已突破所谓0.40的‘国际警戒线’。‘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李实估计。”【7】

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2011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达0.55。”【8】

以上数据都非常充分地显示了当今中国的贫富二极分化已经发展到极限程度，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分析其根源，不外乎中国集权制度中事实存在的四大与民争利的群体和势力，都和集权体制有关：一是“集权制度下权力腐败与民争利”、二是，“集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与民争利”、三是：“国企通过垄断来与民争利”、四是：“在自由组建的工会缺位的市场环境中资本以贪婪的本性来与民争利”。而恰恰是要有效地遏制这四大危机，真正有效地惠及民生，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GDP的蛋糕就这么大，如果不能有效地切割这四大集权势力的“非法和无理”所得，能够有效地惠及民生吗？如果中国不能通过政改从制度上赋予民众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没有自由组建的工会来集体地和资本公平竞争，那么中国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遏制绝对权力、既得利益、国企垄断和资本的贪婪。

所以，中国不可逆转的接近极端的贫富二极分化，是围逼执政党启动政改的第二大力量。

三、            必须有效突破国内经济下滑、保持经济0.7%的高速持续发展，是围逼执

政党进行政改的第三大动力。

目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全面疲软，产品与服务供给、货币流动性、资本供给全面过剩的前景明显。

二是，各级政府的债务严重超标，还贷困难。

三是，国企垄断严重、严重挤压民企发展，从而造成企业整体性竞争力不佳，难以跨出国门与跨国公司激烈竞争。

四是，产业结构隐患严重，不但在结构上主要处于低端制造业，对生命化学、精密制造、金融服务、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等高端领域严重不足，而且在许多企业又处于代加工的产业链低端，能够掌握国际销售渠道的企业少之又少。所以占中国产业主体的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和劳工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

五是，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最终一定会聚焦到“全员”综合素质的竞争上来，如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竞争力，那么“人”就是科技的第一载体。而恰恰是长期执行的低工资政策，不但严重遏制消费发展和造成严重的贫富二极分化的社会矛盾，而且严重地遏制了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正常发展和提高，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劳动者层面，都严重地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使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后续乏力。

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以上经济问题，就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残酷的现实——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以制度来赋予民众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依靠每个劳动者自己起来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那么几乎可以用“政策不出中南海”来形容一切小打小闹、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任何改革的政策措施都将寸步难行，都可能异化为既得利益分羹的机会。这已经是被近期的改革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更严峻的事实是，如果不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有效解决上述严重的经济问题，要想彻底扭转中国目前经济下滑趋势，长期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压力就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第三股力量！

四、            经济问题上不可不谈的是已经发展到“命悬一线”的房价泡沫。

房价总额中，地价占一半以上。地价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原

因，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力图推高房价的“原始动力”，所以，中国房价高升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在制度上彻底斩断地价收入用于地方财政的制度性安排，从而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推高地价的获利源泉，中国的房价将“永无宁日”！！

而这种以地价作为地方政府财源的制度性安排无法强硬遏制的原因，又是由财政总预算中，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不均的制度现实决定的。在税收总额中中央收入要占到六、七成，但地方政府的“事责”以及这种“事责”所需的财政支出，却要占到六、七成。虽然每年中央拿出大量的资金来补贴地方政府，但关键就是这种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补贴的决定权、主动权就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也是为什么“驻京办”风行一时的根源。正是因为这个税收的分配制度和“事责”的分配制度“不匹配”的原因，中央很难强硬地斩断地方政府以地价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制度性安排，这也就意味不可能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推高房价的“原始动力”。中国的房价问题也就很难彻底解决。必须挑明的真相是，中国的这种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收入制度的根源，就是为了能够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就必须掌控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让地方政府长期地有求于中央政府。说白了，就是出于集权体制和集权意识形态的需要！

所以，如果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能够清醒地明白中国国民经济在“房价泡沫”方面已经可以用“命悬一线”来形容，那么解决房价问题的紧迫感，就必然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又一巨大力量。

五、            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保等领域的改革同样遇到发展的瓶颈，

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第四大动力。

1、先谈中国的教育，就中小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已经非常明显地进入了一个单纯“减负”的误区。要知道中国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扩大思想、言论和教育上的自由、从根本上以“国民教育”来替代意识形态上的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目标的话，单纯地以“减负”为目标，实在是徒劳无功的。著名的鲁迅文化研究者，长期参与中小学教改的前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对中国中小学教改的名言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在中国现行的也已经变了质的教育改革中，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9】为什么？就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10】如果不能通过政改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整个教育体制，以及主导教育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11】

再来看看大学的高等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搞科研和教育的圣地，但是在中国的这块圣地中，主导者却不是真正地懂科研、教育和实际从事科研、教育的教授们，中国大学在世界上可谓是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是——大学中对教育、科研的决策权、决定权、人财物的分配权、甚至是招生权统统“绝对地”掌握在“行政衙门”手中，真正地懂科研、教育和实际从事科研、教育的教授们必须，也只能花费大量时间为了那些“柴米油盐”的非正业来“围着衙门转”！有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色的大学，还可能会有科技创新能力和教育发展的生命力吗？

中国大学的第二大特色，就目前中国教育的现状来说，尤其在高校中，存在二个极其丑陋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这二大事实已经成为中国教育追求的“目标”。其一，目前中国教育的头等大事，就是以意识形态的强制和名利地位的诱惑双管齐下来控制教师和学生。其二，就是当前中国的学校中笼罩和弥漫着一种金钱的铜臭味。不但学生来学校的唯一目的，就是“混文凭”，以便将来找高薪的工作岗位。有的学生，可以说不在少数，连什么真才实学也完全不在乎，就是唯一地冲着“文凭”来学校。而对老师来说，什么“教书育人”、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等，也不在乎，教学不认真备课，上课照章宣读。下课也不沉浸于学术的研究，而是整天忙着“走穴”赚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出不了“大师”的根本原因，没有“大师”何来合格的大学？对于大学本身来说，几乎就是把教育事业当作一种市场交易，你交学费来买我的“文凭”，甚至还不一定是来买学校的“知识”。这实在是当今中国大学的一大悲哀。

所有这一切的教育和科研的问题，都全部彻底地被政治集权体制所笼罩和包围，所以在中国，单纯的教育改革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头，已经无路可走。要想在中国教育和科研领域有所重大突破，就必须、也只能“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来突破教育领域的围城和封锁。这就是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又一重大力量。

2、再谈文化领域的改革同样也已经走到尽头，有待于政改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文化领域的管制已经有很大的松动，文化领域可以说是建国60年来除了最繁荣的80年代，简直可以说是第二个暖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大，对文化领域的改革都有雄心勃勃的发展宏图：“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12】“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加强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13】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政策措施，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完善译制、推介、咨询等方面扶持机制，开拓国际文化市场。”【14】

但是如此之大的文化发展宏图和决心，确是建立在反复强调官方的领导、引导、管理和监管的基础上的：“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5】 “要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完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健全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加快文化立法，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要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16】

一个简单的问题，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来自何处？如何产生？依靠外来的强制，或者说缺乏对生活真实的、自然产生的、自觉地领会的感受，是不可能产生出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平、优秀的文化产品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必要条件，也就是只能来自于思想的自由、创作的自由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当前对“创作自由”的诸多强权干涉和思想管制的客观现实，是很难产生诸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真正实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文化繁荣的。如果不能大量产生这种优秀的文化产品，你口号叫得再响亮、会议开得再频繁，投资再大的文化企业，都是没有用的。结果只能是白白烧了纳税人的钱。

所谓“文化产品”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平的标准是什么？其中最主要的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而是“消费者”的喜闻乐见！如果我们还承认邓小平为中国指引的“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发展方向，还承认，在文化领域同样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道路，那么就必须承认文化产品归根结底还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的检验，也就是所谓的“卖得出去”，这是检验文化产品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文化产品能够“走出国门”的必要条件和唯一途径。

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一大重要目标就是必须把中国的文化理念推向世界。那么中国应该向世界输出怎样的文化理念呢？拿资中筠老师的话来说，就是：“输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输出腐败文化。”【17】什么是“腐败文化”？“集权文化”就是最典型的“腐败文化”之一。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的权力，就必然腐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所以，中国真要输出文化，就绝对不能输出“集权文化”！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不能输出“集权文化”，就必须放弃和改变集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不是什么人随便说说的，而是由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任何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优秀作品就必须经受国际市场的检验，要得到外国消费者的认同，使他们自愿化钱来消费中国的文化产品。要达到这一点，最起码，也是必要条件，就是必须符合全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否则，我们是很难使世界各国人民自觉自愿地掏钱来消费不符合国际普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的。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要走向繁荣、造就创新型文化人才、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使中国的文化理念则能够走向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就必须通过政改来建立创作、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的制度体系。这就是又一个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主要力量。

   3、再来分析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就目前中国医保的实质效果来说，应该还是一个“倒福利”的政策。就是说，中国的医保福利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倒行逆施”！如果官方能够如实公开中国用于免费医疗的全部财政投入中各级干部享受的人均水平和普通民众享受的人均水平，就一定能够揭开这个问题上神秘的面纱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据无法证实的网上信息，中国的一个局级干部每年的医疗福利享受可高达6位数，但一个贫困地区的农民每年只能享受2位数的免费医疗福利。）

其次是在整个医保投入中，有多大比例被腐败和既得利益者侵吞，一直是民众质疑的要点，其中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材中的回扣、医生开大药方、不必要的检测、医院基建中的资产流失等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国有资产、甚至是医保资金流失的事实！

再就是食品安全方面，简直已经到了“有毒元素”无处不在的地步了。但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中国出口到日本去的食品和农副产品的检测合格率，比日本本地产品还高！这就说明中国的生产者有能力、也能够做得“完美”，为什么国内食品会如此地危机四伏？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监管机构”不作为！或者说是该作为的不作为，有利可图不该作为的积极作为！怎么会这样？一个根源就是因为中国政改严重滞后造成的“腐败和既得利益”作祟！！

4、再来谈环保，可以说，在客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相当部分是民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客观效率产生的愤慨！在中国目前的环保立法方面，相对说来，已经相当全面了，所有的问题，大多数也是出于监管机构的不作为，其中部分是出于追求GDP的冒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相当多的是因腐败利益和既得利益而不作为！

所有这一切弊端，可以说全部彻底地和集权腐败、权力缺乏来自民众的民主监督的制度有关。如果不能通过政改来突破制度上的瓶颈，那么所有这一切弊端，几乎没有改善的希望。这就同样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重要力量。

六、            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潮流，也将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重要力量。

引人注目的是，早在2008年就曾经主动提出商签两岸和平协议的议题，并

在几月前还试探性地提出“两岸和平统一可以参考两德模式”的马英九先生，在回应十八大明确提出“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 【18】的议题时却出现了退缩：“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未来商谈两岸军事互信安全机制，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等台海议题，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两岸和平和双方共荣目标是不变的。但是是否需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样的形式还值得商榷。”【19】

   马英九为什么会在这个一贯主张的既定方针上退缩？就因为十八大不但宣示了“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而且还明确表示：“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不照搬西方的什么政治制度？地球人都知道就是不建立民主宪政制度。而“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统一”恰恰就是马英九先生和台湾所有政党以及所有民众对和平统一“不可退让的”底线。对于这条底线，大陆决策者如果不信，我们可以委托权威机构在台湾民间做民意调查，看看有没有，或者是有多少台湾民众能够自愿放弃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一个辖区，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原则下实行和平统一的。

所以，马英九先生内心深处的最担心的顾虑就是来自这种双方“不同的底线”——在双方还没有充分的默契之前贸然开谈政治和军事话题，一旦因双方都互不相让而谈崩，则连现有的两岸和平发展成果都可能受到伤害而出现倒退。甚至再次回到冷战状态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两岸和平发展主题就和大陆经济改革一样，容易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有待于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可以说，两岸和平发展也和大陆经济改革一样，已经进入了瓶颈的僵持阶段。如果大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能取得有效的突破，就很难，不，可以说不大可能突破这种两岸和平发展的瓶颈。这就成为围逼大陆的执政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巨大力量。

七、            以美国“重返亚太”政策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围剿中国的集

权体制和意识形态，将是围逼中国执政党进行政改的又一重要力量。

中国要走向世界，提高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必须先正确地了解对手。比如

美国重返亚太的根源是什么？中国官方的解答就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对世界的霸权。这种说法作为宣传语言可以，却不可以当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如果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连竞争对手的本质都不了解，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是“价值观”，就是作为的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其次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和我们中国政府是一样的。这可以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就国家利益来说，都是赔本的买卖的事实来证明。不但耗费生命和财产，战争胜利后非但没有掠夺当地人民的财富和资源，还慷慨解囊支援当地经济建设。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维护和推广“普世价值”！

所以，就这个认识出发，就应该明白，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包括“重返亚太”在内的所有围剿中国的政策，从本质上说，只是围剿中国的集权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而不是围剿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代表、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必须考虑的实际问题就是，从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出发，甚至从共产党的本质利益维持“执政权”出发，我们中国有没有必要非得坚持集权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而成为全世界围剿的对象！！理性而准确的结论就是应该理所当然地主动进行体制改革，来改变这种在世界上被围剿的不利地位。这就成为围逼执政党进行政改的又一强大力量。

其次是，我们必须看清楚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其国内的许多弊端正在逐渐地国际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正逐渐地由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异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阻力。

此话怎讲？主要是中国长期坚持和依靠低工资政策造成的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冲击国际市场，正在不断地打破世界各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各经济要素的均衡发展，恰恰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任何经济发展的优势，都必然存在一个适合的范围和限制的边界，超越了这种合理的范围和限制的边界，所有有利于的因素就必然逐渐地异化为不利因素。中国的制造业巨大的出口顺差就是这样。就世界经济而言，中国的国家形象，正在由一个释放“正能量”的“问题的解决者”逐步地异化为释放“负能量”的“烦的制造者”！虽然这个由动力异化为阻力的“界线”是否已经跨越，还值得商榷，但这种异化的趋势，却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第一，这种出口产品的低价格所必需的低工资政策，在国内造成了巨大弊端：贫富二极分化、消费严重萎缩、供给严重过剩、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提高缓慢、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稳定受到严重挑战、甚至在医疗、卫生、文化和环保等许多方面都受到危害！

第二，是严重地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资本外流高潮，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饱和而产生的剩余资本外流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全球化过程，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欧美国家因此而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没有造成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冲击，资本也在流入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而作为资本流入国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因为他们的经济飞跃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同步发展，所以他们既实现了本国的工业化和大规模就业，也实现了共同富裕，在整个经济起飞过程中，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国内的基尼指数，都基本上控制在0.25到0.35之间，就是个别的新加坡和香港，也从来没有超越0.4的警戒线。所以，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多赢局面是来自于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发展是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同步。

但世纪之交的全球化的第二波资本外流高潮的效果却明显不佳。其根源，就是作为资本流入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发展。就因为这种政治民主化的严重滞后，造成了劳动者缺乏足够的民主权利，包括缺乏自由组建工会等权利，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从而形成了长期的低工资事实，不但造成了上述中国国内一系列的弊端，还由于低工资造成的巨大的资本利润，极大地加快了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使发达国家无法及时地消化和完善因资本快速外流所必需的产业升级，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也严重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还造成了全世界贫富分化的逆流：不但发达国家因为迫于和低工资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就不得不也降低工资和福利，而资本流出后在中国获得的超大量的资本利润，却没有为本国的税收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且这种发展的劣势，在中国没有启动政改并取得有效突破之前，是无法有效地扭转的。

第三，就是中国和临海各国的“岛争”问题。中国领海“岛争”的有效决策之一，应该是“远交近攻”，一方面和欧美发达国家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默契和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近海挺起腰杆、放开手脚和对手博弈！如果中国不能通过承认普世价值、放弃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欧美发达国家建立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在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大陆意识形态和集权体制围剿的客观形势下，中国就很难在近海为了捍卫领海利益而全面出击。

鉴于上述政治、经济和领海岛屿问题等多重矛盾，以美国“重返亚太”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发起围剿中国的意识形态和集权体制的政策和事端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显而易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免受这种全世界对集权制度和集权意识形态的围剿，应该是围逼中国执政党进行政改的又一巨大力量。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上打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旗帜，但是在上述国内外方方面面、各种矛盾、问题的围逼下，这种“拒绝政改”的旗帜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全世界人民将拭目以待。

同时，面对国内外各种力量的围逼，新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到底能不能再次冲破无形中的“凡是论”，到底能不能心怀国家前途、民族未来、民众利益，实事求是地剖析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上述问题，清醒地审时度势，明智地认清一个简单的道理，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有效解决上述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出路，也是有效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唯一出路，从而及时有效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对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人格魅力、政治智慧、领导才能、历史功勋及历史评价的新考验！而且也将决定中国13亿民众现实的权利、利益、生活和命运，甚至也可以说，也将决定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最终到底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

                               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

【1】    本数据来自裴敏欣：《中国领导人必须拥抱民主》

     http://www.e-cpcs.org/newsinfo.asp?Newsid=27584

【2】、【3】、【4】、【15】、【18】：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929.html?page=6

【5】：贺国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上的工作报告》（2012年1月8日）

http://www.caac.gov.cn/local/hdglj/LZZC/201202/t20120222_46143.html

【6】：百度文库：基尼指数

http://wenku.baidu.com/view/bbf8dc0203d8ce2f00662374.html

【7】：凤凰网：《中国基尼系数十年未发，学者称经济衰退将加剧二级分化》

         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20105/5400552.shtml【8】：维基百科-基尼指数： http://zh.wikipedia.org/wiki/基尼指数

【9】、【10】、【11】：钱理群：《中国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7658.html?page=1

【12】、【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公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17jieliuzhongquanhui/content-4/detail_2011_10/18/9949673_0.shtml

【1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17jieliuzhongquanhui/content-4/detail_2011_10/27/10180772_0.shtml

【16】：李长春：关于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10-27/3418326.shtml

【17】：资中筠：《迷信这样产生，过去不应神话》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6907

【19】：2012年11月18日星期日晚8:30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峡两节目持主人李红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