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57页）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31页）
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史称 “第二个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又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684页），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放出的这两炮，轰破了“文革”前的政治僵局。
《评〈海瑞罢官〉》，刘少奇事先并不知情
我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接着问：《评〈海罢〉》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
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则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陈清泉等：《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475－479页）彭真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又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罢〉》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0、36页）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罢〉》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罢〉》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8页）
也许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评〈海罢〉》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罢〉》“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罢〉》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99、1468页）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罢〉》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罢〉》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陈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274页）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