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百年耕漠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我国首届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科院顾问骆耕漠先生，于2008年9月12日，他的百岁华诞来到前不久，在北京遽然辞世，令所有敬他爱他的人感到痛惜。

骆老属于我的父执辈。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我家同住一栋小楼。他富有寓意的大名“骆耕漠（骆驼耕耘沙漠，持恒必有收获）”，我自幼便耳熟能详。

我在骆老关怀、注视下成长。我撰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曾得到骆老许多指导。可以说，没有骆老的具体帮助，便没有这部著作。

缅怀先贤，莫如温故知新。

现将我所知道的骆老事迹，追记如下。

邓小平盛赞的财经领导干部

1948年春，正值中国两大政治力量，于中原大地进行决战前夜。时任解放军华东军区供给部代部长的骆耕漠，在河南濮阳集训地，亲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南下大队。家父高景平，自此追随骆耕漠，从事财经政策的调研与拟定，并与骆一起调往中共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协助刘、邓大军开展财经工作。

据家父生前讲述，骆耕漠那时虽然已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军内高级干部，却颇有深入一线、身先士卒的牺牲精神。

中原决战的首次大战役――开封战役打响后第三天，四处还响着密集的枪声，戴着近视眼镜的骆耕漠，就在前方秘密宿营地，急不可耐地跃身上马，带领仅有几十名干部的财经接管队伍，向烽火漫天的开封城冲去。他骑在战马上，挥着手大声喊道：开封是河南的省会，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破坏之前，把开封的经济命脉接管到手，这关系到人民国家未来的利益！

当骆耕漠带领这支精干的财经接管队伍，踩着战场上一层层战死者尸体，摸黑冲向开封城时，夏季强烈的尸臭，几乎可以把人熏昏。骆耕漠一边传令：“快撕开衬衫，做防护口罩！”一边低声感慨：“但愿中国从此有个好前途，不要再打仗、再混乱啦。”

直到整个豫东大会战获得胜利，全面清理战果时，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骆耕漠，还不断对家父等身边干部念叨：“这次攻开封，克睢杞，占豫东，打得真是天崩地裂，处处血雨腥风。一个月不到，伤亡总人数就接近六位数啊！陈毅对我说过，这不是以暴易暴，是为了结束专制黑暗统治不得不进行的暴力革命，是新中国的催生婆。但愿我们的新中国，以后能繁荣富强、光明万年！”

1949年5月上旬，已改任中共华东局财委秘书长与渡江战役总前委财委秘书长的骆耕漠，亲自护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由南京乘坐吉普车前往丹阳，筹备接管大上海。那时，邓小平兼任华东局书记与华东局财委书记。华东局财委的“五大委员”，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五人组成。平日，方毅、刘岱峰分驻济南、郑州，只有曾山与骆耕漠，具体协助邓小平以及内定的上海市新市长陈毅，按照新民主主义大政方针，具体制定上海财经接管的重大部署。

据时任华东局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由于骆耕漠善于把财经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并立即作出精确的数字化方案，邓小平曾在丹阳会议当众盛赞：“耕漠是足以信赖的财经领导干部”；并又开玩笑说：“这次组建的华东财委，几乎个个都是‘人精’、‘铁算盘’。我对做好这一摊经济工作，很有信心。”如果不是陈毅在丹阳坚持要求邓小平，把骆耕漠归还华野，邓原本想在上海接管完成后，带骆一起去西南工作。

丰功伟绩永留上海与华东

上海被解放军接管后，财经状况却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银元、美钞非法交易猖獗，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场上连居民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国民党的广播电台预言，共产党政权在上海呆不过六个月。更令人焦虑的是，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

在曾山、许涤新、骆耕漠等财委领导郑重建议下，邓小平、陈云、饶漱石、陈毅等党政军首长，下决心端掉了上海银元非法投机据点。财委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手段随即出台，如挂牌收兑银元、外币，开放银行储蓄新品种，推出货币“折实单位”，从苏鲁皖豫与东北大量征购粮食、棉花、煤炭（两白一黑），随时监控市场、调整物价，向私营企业放贷资金并持续提供原料与市场，实行内贸自由、外贸“特许”，促进各省城乡物质广泛交易，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按经济规律有序组建国营企业，从社会各阶层积极招聘闲散劳力……

经中央财委指导，由骆耕漠等财经专家在上海与华东实施的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制止了已延续十二年之久的通货膨胀，重新繁荣了大上海经济，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交口赞扬。据家父回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曾于1950年末，高度评价：“这次上海财经工作大胜利，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财经领域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其后数年，在华东财委直接领导下，上海一直承担着中央财政的约1/4重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支柱。

骆耕漠也在这一阶段，升任中共华东局财委暨政务院华东区财委副主任，并兼华东计划局局长（家父为副局长）。

为了合理规划华东与上海的工商、财贸与金融布局，通过多种经济成分互动来繁荣局面，骆耕漠经常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市财委主任潘汉年一起，在设于南京东路“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的华东财委，以一杯清茶、一番推心置腹的开场白，召集各阶层财经精英与专业人才会商，协力制定上海与华东的城乡建设、资源配备与民生改善计划。

为了使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经骆耕漠及时指导，一批濒于崩溃的私营企业，如上海吴泾永新化工厂（后以生产优质合成洗涤剂出名）、上海光中染织厂等，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试行公私合营而复活，成为新上海的骨干企业。

而骆耕漠博学、儒雅、清廉的形象，尊重科学、倡导民主的作风，与敢于创新、善于务实的特点，也为新中国第一代财经干部，在一贯卧虎藏龙的大上海，树立起令人信服的典范。

上海与华东许多老人至今提起“骆耕漠”，仍充满由衷的尊敬，源于他当年带领广大财经干部，在共和国百废再兴时期，留下了处处可见的实际业绩与高尚奉献者的不朽魅力。

因有“特嫌”，从高位坠落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提名，骆耕漠于1953年，调往新成立的“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价、财政、金融与劳动工资等，并参与规划全国经济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大大改变了骆耕漠的人生轨迹。

1955年，正当骆耕漠庆幸自己未被“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牵连之际，他的老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却被诬陷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角。而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代一位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合作抗日），向扬帆转达出境居住的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谁知，此事在清查“潘、扬案件”时，竟成为骆耕漠与扬帆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而且，随着极左路线日益抬头，骆、扬再也无法说清这一问题。

身上的“特务嫌疑”难以消除，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便于1958年，被中央组织部安置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骆耕漠曾于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搞经济研究可以发挥其长处。

骆耕漠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研究所，担任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微职――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但他却并未因此消沉，对上海的老部下卜三，用平静的口气袒露心曲：我不仅留有党籍，我手中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

然而，经济形势巨变，却使骆耕漠难以在书斋里安稳度日。

支持老友抵制大跃进

1958年春，大跃进狂潮在中国兴起，

家父时任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去成都、北戴河等地，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眼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断下达，而上海首当其冲，经济发生了极大混乱，便多次借来京开会之机，向老领导骆耕漠坦言他的抵触与忧虑。

骆耕漠焦急地询问：“上海的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家父列举数字如实说明：“在发40度高热，得不偿失，等同于自我破坏，明年必定要出大事。但是中央要求，明年钢产量还要继续大跃进。”骆耕漠反感地说：“这样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凭主观意志办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骆耕漠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你谈的情况非常重要。要想办法让大跃进降降温才好。你赶快去见冶方，把实情告诉他，他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有机会见到中央主要领导，可以说上话。”

抗战时期，家父在美国人办的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并从事地下学运时，即曾得到孙冶方支持，主编爱国杂志《中学生》；解放初期又与孙同在华东财委工作，这时便爽快地对骆耕漠应允下来。

经骆耕漠安排，家父数次在经济研究所等地，向孙冶方反映大跃进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律（小高炉炼钢既不问炉温，也不吹氧，甚至用木炭、煤球为燃料），违反基本的价值规律（透支巨额财力换取大量低劣质铁，却硬要计委下辖的统计局，计入经济业绩报表）……已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及整个华东经济协作区，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与大量负效劳动，却如野马脱缰无法劝止，而且越干越荒唐。家父的讲述，引起这位1923年即加入中共的老知识分子党员，极大的震动。

孙冶方于文革后重提这段旧事时告诉我：1958年――1959年，他在不少会议上讽刺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抨击大跃进是“唯意志论”的产物，并预言大跃进将导致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与骆耕漠以及家父向他反映了上海、华东的严重问题密切相关。

由骆耕漠举荐，孙冶方又于1958年，郑重介绍家父“这位综合平衡与成本核算的行家（孙冶方语）”，去他昔日兼任院长的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专门讲授综合平衡规律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孙冶方与骆耕漠打算籍此推动高校与科研部门，对注重上述两大规律的“理性计划经济”，进入一场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在大跃进期间，这是颇具胆略的理论家作为。

骆耕漠与孙冶方，一方面明确赞同家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大跃进的畸形高指标，努力减轻大跃进狂潮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反复叮咛家父，在中央会议发言，及去大学讲课，都要注意场合，讲究言辞适度。

但是，家父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经济一线暴露的严重情况，也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家父在1958年与195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公开发言，强硬地拒绝接受中央下达给上海的高指标（后在柯庆施命令下勉强接受，但保留个人意见），甚至当众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说：“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高指标，将砸破上海这个来之不易的‘聚宝盆’，并影响全国经济许多年。中央一定会为大跃进后悔莫及的。”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调了上海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高指标。

在上海财经学院（及改制而成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家父又曾举办讲座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倘若自我破坏综合平衡，并无视最起码的价值规律，造成的全局性经济危机，程度将烈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还不如旧上海的自由经济……这其实也是骆、孙的共同观点。

1959年夏，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号召：“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的猖狂进攻”，并要求揪出“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家父于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中，由上海市委上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发配江西山区“锻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获得甄别，返沪工作）。

家父晚年回忆这段蒙受冤屈的痛苦遭遇时，曾欣慰地对我说：“当时上海组织，也曾企图挖出一个与我相关的‘反党集团’。但我没有违背人格，去咬任何一个人。耕漠、冶方等等，所有和我谈过大跃进负面效应的同志，都没有因我受到牵连。当年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向我强调说明：揭发同类，是服膺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最不齿的行为。

当年，骆耕漠获知他最为欣赏与信任的老部下，被如此蛮横无理地“戴帽”、打倒，并撵出上海，又恰逢三年灾难时期……真是欲哭无泪。他不知怎样安慰家父，只得不断通过书信含蓄地谈心，并寄赠各种各样的书籍，希望家父能从读书中获得力量与快乐。

2005年春，我去北京办事，临行那天在骆家午餐。已双目失明的骆老，又一次谈起“反右倾”对包括家父在内，六百余万党内清醒者、敢言者进行的政治打击，（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942页）以及这一运动与“文革”浩劫的直接关系，谈着，谈着，以致老泪纵横。共和国这段历史，有多沉重！

与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站在一起

说到骆耕漠的治学精神与大家风范，不能不介绍他同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等改革思想先驱的特殊关系。

顾准被康生打成“反党右派”后，在劳改营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于1961年冬摘帽，当了一名农场会计。1962年初春，孙冶方便在骆耕漠积极支持下，登门邀请这位多灾多难的思想家，到经济所的政经组担任研究员。这两位抗日老战友的拳拳真情，使顾准心里顿时暖流回荡。他欣然接受了邀请。顾准曾在“历史自述”中记载：“我来到这里（指经济所――引者注），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是多么高兴”！

为了让健康严重亏损的顾准，工作中途可以躺一躺，骆耕漠特意在顾准的独用办公室，安放了一张行军床。顾准不少重要著作，如《会计原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译著），都在这间洋溢着友情的办公室诞生。

众所周知，顾准是中国超前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而骆耕漠长期以来，是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代表人物。1956年，顾准鼓吹以市场自发涨落的价格，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滥觞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杂志，1957年第5期），便是不满足于骆耕漠所提：计划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这一著名观点（《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它的“消亡”过程》，《经济研究》杂志，1956年第5期），而公开撰写的争鸣文章。

不仅如此，顾准也不满足于孙冶方正阐述的，把中国计划经济全面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提倡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这一重要学说（孙冶方晚年声明：我提出价值学说，其实是受了顾准启发）。顾准倡导的是在理论上彻底遵循价值规律，在实践中逐步摆脱计划经济桎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于“文革”后掀起经改大潮，则无疑受到孙冶方的影响;（经济所资料室：《孙冶方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9、22页）并得到顾准弟子吴敬琏、张卓元、周叔莲等人推动。 (柳红：《吴敬琏》，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第187－191、210页)）。

顾准当年虽因鼓吹市场经济等“反党”言论，曾被打成另类，但他来到经济所后，却依然潜心研究着市场体制、民主机制、世界多元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资源重建，（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读书》杂志，2005年第5期）并在研讨会上慨然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对顾准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骆耕漠一清二楚。但是，他与孙冶方却像两株苍松，伸出布满绿荫的臂膀，安祥有力地庇护着顾准。

“自然科学百无禁忌，社会科学也不要随便设立禁区。再错误的观点，也包含着真理。今天被批判为谬误，也许明天就成为真理。所以要确保百家争鸣。” 骆耕漠当年便这么说。

此前，骆耕漠主持的经济所政经组，还曾接收在庐山会议上以长篇发言支持彭德怀，而被毛泽东钦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成为学部轰动一时的新闻。

张闻天写在台历上的格言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政经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张闻天连续撰写了与毛泽东争鸣的理论文章，如《“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张闻天部分惊世之作，并曾在政经组与经济所公开研讨。（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第211页）此等海内奇迹，只有在骆耕漠、孙冶方这样的思想家“治下”，才能发生。

政经组还有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著名研究员巫宝三，具有独立见解的年轻学者吴敬琏、张纯音等，皆为骆耕漠笑纳“彀中”的一时之选。

然而，政经组不时传出的阵阵笑声，也引起某些极左“卫道士”的密切关注。他们咒骂政经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暗中窥探着“拆庙、填池”之机。

处于“阶级斗争”风暴中心

经思想与安全“大主管”康生批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布置，多达七十人的“四清”工作团，于1964年10月，大张旗鼓开进经济所。

工作团厉声宣布：立即揪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被称为该集团的“黑智囊”。而骆耕漠，既是张、孙、顾的支持者，又是“潘、扬集团”漏网分子，也成为整肃重点，被免去政经组组长职务。

灼热通红的批判烈火，从阶级斗争火焰喷射器，急剧地喷射到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身上。这其实是未来全国思想学术领域“阶级斗争”的实战演习。

然而，康生、陈伯达没有料到，他们这次面对的是一批思想强者。

孙冶方在批判会上，缓缓解开中山装前襟，扬起两道浓眉，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次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正准备收集材料，进行反击。”又环顾四周，大声说：“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经济所资料室：《孙冶方纪念文集》，第31页）

顾准则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锵有力地对应：“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正等着挨整呢！”（顾准：《顾准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第4卷，第300－302页）

张闻天保持着前总书记的高贵风度，一双犀利的眼睛，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直射会议主持者，似乎在发出抗议，又似乎在透视对方的内心。他每一句回话，都具有很强的理论答辩色彩，使批判者一时难以下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对笔者介绍，张对自己在庐山曾按毛泽东要求做违心检讨颇感懊悔，此时便为这些与毛争鸣、其实就是批评毛的理论文章摆理力辩）。

而骆耕漠采取了“以不变应付万变”策略。他泰然伫立，从容饮茶，用平静的语调，仔细讲述1927年参加共青团与北伐军以来的革命经历、监狱生活，及1934年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对于政经组所谓“出轨”、“反动”的学术活动，他则一言蔽之：我那是在切实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批判对象的强硬与老练，使幕后指挥者恼羞成怒。康生、陈伯达责令全国报刊杂志连篇累牍报道，经济所“四清”工作团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展的大批判。大批判文章耸人听闻地宣称，“张、孙集团”正“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毛主席的思想大唱反调”。

1965年，“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骆耕漠，与“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被一起下放周口店劳动。顾准被秘密逮捕并审查后，定为敌我矛盾，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监督劳改。张闻天被批斗后，回家反省，从此撤销可与政治局通话的“红电话”。

“文革”浩劫爆发后，孙冶方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张闻天被隔离近两年后，流放广东肇庆六年。而骆耕漠与顾准，则在遭受轮番批斗与持续侮辱后，一同下放河南干校，务农三年余。

在“文革”专制年代，许多人回避顾准胜于逃躲瘟疫。但是，骆耕漠却依然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工作（骆老前几年还问及，顾准晚年翻译的德国学者桑巴特(W?Sombart)著作，为何不见刊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仗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直至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

顾准于1974年冬辞世前，曾在遗嘱中特意写了一段“衷心感谢耕漠老友”的话。因为，骆耕漠在“文革”黑暗岁月赠与他的，是充满仁义、睿智与魂气的大爱。

而骆老于2005年，“顾准九十诞辰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之际，则特意委托我捎带几句话给大会：“我可以预言，今后几十年，顾准的思想将在中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他全面、理性地设计了中国深度改革的路径。”骆老并说：“如果闻天、冶方在世，必

然与我持同样看法。”

与汪道涵对谈多元主义

骆耕漠晚年经常慨叹：“太寂寞啦！”他缺少可以畅谈思想问题的对话者。这，部分由于他被年轻学者误为保守派。

其实，他与许多“两头真”的老干部、老专家一样，早年真诚地献身革命理想，晚年真诚地反思历史轨迹。作为共和国的开创者，他们对于共和国一幕又一幕悲剧，有着恒久不减的切肤之痛；而他们反思的深度，有时超越年轻学者。

自从我1995年开始撰写《顾准全传》，每次去北京，便蒙老人厚爱，充当他的谈话对象。老人专门关照家中小保姆：此人来访不需预约，随来随见。

思想依然活跃的骆老，十分关注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热点。我曾向他介绍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在中国的论争。他静静地听完后，高屋建瓴般指出：“争论要点无非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社会安排是自发元素还是干预元素重些，政策是向强势还是向弱势群体倾斜，发展模式是向西方多靠靠还是对国情多想想……这些都是应该认真讨论的问题。但是，我不理解，这两方面为什么不先找共同点呢？其实，他们的共同点并不少啊。先求同后存异，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思想研究更有利。”

骆老又谆谆告诫：“对关键性理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过渡性商品经济’，因为经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但是，私有制一旦成为重要现实，就不仅仅是修改‘过渡性商品经济’提法的问题，还要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是否也要修改了。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事实上已经共存，与其使用旧理念各执一词、大吵其架，不如创建一套新理论、新概念，去解决新问题。顾准大约早已预见到这个局面，所以自称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新的经验基础上，重建理论与文化体系。这些，在你介绍顾准的书里（指《顾准全传》――引者注），不是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吗？”

还记得2001年4月，九十三岁的骆老来到上海，重游故地。

华东财委的老友、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去衡山宾馆看望骆老时，曾当着骆老女儿小豫、小元与我的面，十分坦诚地说：“骆大哥，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过大关，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搞呢？”骆耕漠沉思片刻，答道“‘文革’以后，是‘实事求是’挽救了中国，现在还要靠这四个字。”接着，骆耕漠又拍着汪道涵的手说：“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发展论吗？多元是个好办法啊。中国这么大，东西南北很不相同，就让他们用各自有效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去试试看好了。只要国家稳定统一，民主法治建设跟上，就不怕。”

骆耕漠所指，是汪道涵闲谈时发表的看法：“我曾经去各地做些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学搞西方式现代民营大中企业，或搞中外合资大中企业，都搞得像模像样。有些地方却是依靠血缘文化资源进行融资，而且基本上实行家族化管理，这样的企业虽然搞不太大，也很有活力与特色。还有些地方，仍然热中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甚至使用原有的政治鼓动方式，不过多数参与者都认同，干劲也很高。另外有些地方的工人，希望长久保留国有制，并正为国有制提高效率与公平性，积极地献计献策。我看，简单褒贬哪一种理念和模式都不必要，可以多元化发展。”

骆耕漠与汪道涵的见解其实早有默契。他沿着这一思路发挥道：“中国人口太多，世界第一位。既要激发强势的积极性，也要保护弱势的根本利益。总之，用多元模式试一试，也许就试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汪老十分欣赏骆老这个论点，连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也许这样就摸索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可以一边铺开尝试，一边总结完善嘛。”

骆老又满含怀念之情说道：“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汪老闻言，仰天长叹：“如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顾准，今天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畅谈，该有多好啊！”

这两位令人尊敬的老前辈所作的新世纪对话，留给我们的启发深刻而久远。

至诚大爱，传赠世间

骆老晚年常说：“马克思追求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解放，与全体人民的真正幸福。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关键，就是与民主自由结合，并完成这一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前，对人民作出的允诺。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号召我们全体同志，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继续奋斗。我们大家不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前赴后继的吗？”（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新华日报》，中华民国34年9月27日）

20世纪90年代初，骆老来上海，与家父等老友聚谈时，这批为理想而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无不赞同骆老这一看法，并抢着说：“如果能看到中国真正成为我们早年追求的自由、民主、繁荣、健全的新中国，此生纵使再受一百遍磨难，心中也没有遗憾了！”

几近失明的骆耕漠，向左右摸索着，紧紧握住这些老战友的手说：“我们这批人啊，都是为理想而献身的知识分子党员，是心中那点不灭的理想之火，给了我们坚持良心和良知的力量。大家再为这个理想竭尽余热，共同出把力吧！”

骆老那次只是要求离休老友，参加他主持的多种经济模式调研，并撰写一些回忆录，但他那番赤诚、动情的动员词，却被我们这些下一代传诵至今。

骆老1993年双目完全失明后，仍以心底涌动的激情继续工作。他于九十至九十六岁“晚晴”岁月，口述完成经济学专著、回忆录各一部，总计九十万字；并曾筹划撰写第二部回忆录（因体力不逮而中辍），力图对中国改革大业的良性发展“再尽绵薄”。值得后人礼赞的理想之火，始终在这位神情恬淡的失明老人心中灼灼燃烧！

子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极端真诚就没有止息，没有止息就长久生发）。我想，这话说的，就是骆耕漠先生这样的百岁仁智老者。

2009年9月于上海

骆耕漠简介：

骆耕漠（1908－2008），浙江临安人，著名经济学家，上世纪50年代即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推动我国开展了对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的研究，确立了与价值规律相关的经济核算思想。

少时就读于浙江商校。1927年，加入北伐军与共青团，因赤色活动被捕。在狱中自修经济学六年。1934年，在沪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以《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1935）等专著，享名学术界。1938年，在浙江抗日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赴新四军、解放军财经部门。

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科院顾问。1955年被中科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2006年被中国社科院授予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是我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代表人物。

代表作有：《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1955）、《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与分析》（1980）、《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1998）、《骆耕漠集》（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