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美国《新共和》周刊把这位经济学家在西方的影响描写为新出现的摇滚歌星！皮凯蒂的书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诡异的是，《纽约时报》为何把《21世纪资本论》说成是同时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较劲呢？西方媒体把严肃的经济科学研究政治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一、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例演化的历史观察
在经济学界，从来都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却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和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从建国初期的8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的90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更为深刻：即使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也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时，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怵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政府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政府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
如果读者记得曾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就会发现该书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没有任何严肃的反思，却用华尔街过去的致富故事来为今日美国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金融投机辩护。该书作者在金融危机之后还在宣扬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否认西方缺乏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是制造贫富分化的主要工具。与该作者的崇美逻辑相反，皮凯蒂发现：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财富依然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国，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美国和法国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那些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反思。美国名校的经济学专业不见得会教给经济学人分析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皮凯蒂使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要感谢耶鲁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她对中国、印度数据的研究扩展了皮凯蒂的视野。皮凯蒂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他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也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等方面。
皮凯蒂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加后减少，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需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洛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洛理论的批评，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的经济学家，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依据的正是索洛的内生增长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哪有什么要素市场没被“扭曲”？工作许可和移民限制扭曲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法扭曲劳动力价格，土地用途分区扭曲土地市场，基准利率和税收政策扭曲资本市场，放任美国金融寡头扭曲大宗商品市场，第二次中东战争扭曲汇率市场和资本流向，如此等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时代，哪里有空想资本主义所说的完美要素市场？现实主义者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在与美欧日的大国博弈中，如何利用市场规则和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哪些竞争策略是高明的远见，哪些是短视甚至愚蠢的政策？以为市场化就是打造一个市场竞争的公平擂台，市场会自动选优汰劣，实现人类共同繁荣，这种空想资本主义的美梦来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西方的殖民史和经济史上从来都不存在。笔者的朋友，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常常跟我说：“Do what American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 say!”（照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这才是西方高人的肺腑之言。
正如笔者在《经济复杂性和均衡幻梦》一书所批评的，索洛把技术进步描写为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洛理论唯一的“贡献”，是用线性数学模型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描写非市场主导的研发机制。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30年建立的、独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国家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都没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呢？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政府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皮凯蒂的分析，对在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上泛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二、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特别是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劳动权和休息权的规定，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完善其已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凯蒂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深刻揭示了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多亏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同样幸运的是，虽然弗里德曼等西方权威经济学家多次向中国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但在价格闯关中碰壁的中国领导人很快转向兼顾稳定和改革的双轨制，为中国企业学会市场竞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和苏东自废武功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上山下乡出身的干部，对国际竞争策略的判断能力，远高于西方名校训练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金融危机中，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崇美的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的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动消费、压缩投资、削减过剩产能，实质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要比主张要素市场自由化的人们高明得多。
已故邓英淘在《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大风出版社，香港，2010年），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因为这不但可以根本改善中国的人口资源布局，而且渝新欧铁路打造了新的亚欧“汉莎同盟”，为建设远洋海军争取了时间，可以最终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欧经济圈，突破美国包围中国的全球战略。我们如果把邓英淘、史正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相比（包括拉动消费、压缩投资、推行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无疑是高下立判。
三、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引进了西方技术，也大量输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和国际接轨”的口号下，中国的产业技术迅速升级，中国的学术界和媒体也出现了思想上的“双轨制”，并引发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混乱。在一次经济学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一位专家发言说：马克思和科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当场笑了起来：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科斯认为私有制是万善之源。两人观点针锋相对，怎么会都伟大呢？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名家，不能分辨西方学者的良莠不齐。平心而论，国内尽信洋教条的媒体经济学家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还不如实战中成长的干部和企业家！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必然是亚当·斯密。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凯蒂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捎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
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领土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但这显然不符合他内心中“人的天赋中的本性”。于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此外，尽管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自身恢复能力，犹如建议重病患者无需求医问药，只需听天由命。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这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打击工会、关闭亏损国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武器，但是从来不理会哈耶克的废除央行方案，因为这将使英国老牌的金融业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难以推行。
国内某些奥地利学派的推崇者，把哈耶克的经济哲学作为反对凯恩斯政策和中国国企的理论武器。他们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国际政治的历史教训，也无视跨国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垄断因素，也对金融寡头搞垮美国实体经济的现实熟视无睹。美国后凯恩斯派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突破了西方强权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熟视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败，反对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他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科斯强调界定产权的重要，他本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科斯在中国的弟子们，并不满足于科斯的谨慎小心。例如，有的人用科斯理论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当代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所以无法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可惜，无情的数据胜过逻辑的雄辩。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剥夺劳工的趋势。我们期待不用数据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弟子们能够认真回应皮凯蒂的挑战。
四、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具体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推论资本回报率会递减，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代表者的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笔者2012年在国际熊彼特学会上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对上述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观察到的资本报酬递减，对每个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成立，但是对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未必成立。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实动力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资源开发。科技进步的特征是小波式的新陈代谢：例如玉米、土豆的引入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煤、石油、核能的发现，大大增加了人均的能量消耗和活动空间。任何单一技术的发现和利用都服从 S形的逻辑斯蒂小波曲线，在产业不确定性极大的初期，早期研发受非盈利的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支持。应用前景明朗时，市场力量才大举涌入，把市场推广转化为资本扩张和资本收益。但是在技术饱和期，垄断兼并加剧，资本收益停滞，要求政府实施反垄断法，才能鼓励新技术淘汰旧技术。在产业衰落期，过时企业破产或转型，部分早期投入的资本“创造性毁灭”，导致资本周期性的波动与代谢，更需政府和社会介入，帮助夕阳产业的工人转型。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过英国，但是在两次大战中败给英法美的联军，不是输在技术创新的竞争，而是输在资源和市场规模的竞争，也就是军备规模的竞争。同理，中国崛起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而且是因为中国的规模优势、建国前30年培养的军事工程师和农村技术员的人才优势，加上政府的战略远见，得以在开放竞争中全力更新科学技术和工业产能；中国的资本账户管制，也把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热钱游戏挡在国门之外。这使中国把握了工业能力快速升级的历史机遇，避免了苏东自废武功的历史悲剧。屡屡唱响美国资本、唱衰中国产业的媒体经济学家，似乎不理解世界变局的大势所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蒂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财产税”的实现概率几近于零，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五、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就会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将彻底动摇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这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的西方经济学家不曾想过的世界格局。
第二，中国会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征收资本税和遗产税，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不难做到的。
在国际开放竞争的条件下，中国要建成新型（非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不是均衡封闭的“大同世界”），应当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第一，干部政策要“按能授权”，让实践中业绩竞争中涌现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掌握企业、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实权。中国文化的“选贤任能”，毛泽东同志讲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都是同样的意思。家族企业和官员选拔，都要避免任人唯亲。在干部政策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第二，劳动收入坚持“按劳（劳动时间）分配”。即使在新信息经济的条件下，工人农民也要承认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贡献，即使按时间计算的劳动报酬有10—20倍的差距，在开放竞争的混合经济中，科学家和企业家也可以带动与之合作的农民和企事业职工共同富裕。
第三，财产性收入“按需设限”。每个人的生理需求有限，生命也有限。无论企业家和高管有多高的个人消费或旅行开销，任何人也不可能每年花掉亿万元的财富。真正的不公平是前人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让不劳而获的后代继承，使他们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食利者”。不平等交易和市场权势源于收益按市场份额提成。假如一笔市场交易高达100亿，则1%-5%的佣金就高达1-5亿元，远远超过任何投资家和律师投入时间的劳动报酬。中小企业融资难，因为牟利的金融机构天生嫌贫爱富。如果对市场份额提成的财产性收入设立上限，超过企业家和高管生理消费能力的提成报酬，自动按法律存入银行的特定账户，在年终、离职或过世后，特别账户中花不完的资产自动交纳累进资产税，或按个人遗愿捐助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就能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对社会的重大贡献要“按功封爵”。为了树立稳定的道德典范，减少反腐败的阻力，笔者建议中国学习英国的爵位制度和法国的荣誉制度。对国计民生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进行奖励，要“封爵”而不要“封官”。功臣“封爵”和开国将帅授衔一样，比美国的富豪排名榜更能净化社会的道德风气。把家产主动捐献给社会的善举义士，也可以“封爵”褒奖。对功臣之后进行鼓励，或者设立特殊奖学金，比贪官给后人留下房产、黄金更能保持上进家风。“按功封爵”可以消除功臣义士的后顾之忧，使更多的雷锋和陈嘉庚在中国出现，使中国民风更能传承优秀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高峰，诸如芭蕾舞、交响乐都是贵族文化。美国百老汇的精品大都来自欧洲。古人言，有恒产才有恒心，朝富夕贫的资本主义社会，毒品泛滥，醉生梦死，人口老化把阶级斗争转化为代际斗争。如果中国道路能融合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和混合经济的竞争活力，吸取中外文化的可行经验，中国就一定可以走出皮凯蒂所说的不平等陷阱，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2013年底，本人有机会和香港媒体见面。有香港记者问我：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我的回答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期待和那些与我观点不一致的学者继续对话，就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道路的未来，进行科学、客观的研究。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可以建立新的学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作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