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的批判（四）

方绍伟先生在他的《中国知识分子批判》【1】的长文中，有一段批判周有光先生“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观点的篇章而我必须指出的是，方绍伟先生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

   方绍伟先生在文章中批判了许多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的理论观点，有周有光先生的“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1】：“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2】也有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在苏联解体十年后的总结：“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3】

但是方绍伟先生却非常坚定地否认了这些当前世界上对苏联解体的基本“共识”：“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我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痛恨专制，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你和我的愿望都是正确的，但‘愿望型学术’却是错误的；……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中国经验论’），‘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不可改革论’或‘松动崩溃论’）。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应该指出，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但是，红军为什么不听党的话？专制又为什么老残喘没完？如果独裁崩溃真的不远了，‘不远’到底又有‘多远’？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4】

那么，方绍伟先生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源是什么呢？请看方绍伟先生的理论观点：“专制延续必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强大逻辑，而专制崩溃只是这个强大逻辑的‘死穴’。一旦触及这个‘死穴’，专制就崩溃，否则，专制就能死灰复燃。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政权寿命’的主导方面是‘统治能力’的‘制度供给’，不是涉及‘统治成本’的‘制度需求’。……‘官僚腐败’和‘老百姓不满’可以是常态，‘制度需求’可以一直大于‘制度供给’，但如果独裁者有极强的‘统治能力’，‘三垄断’的‘制度供给’就照样能镇住局面，‘独裁崩溃不远’就能变得‘很远’。…… 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非限任的‘终身制’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自由化’和‘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可改革性’，关键依然是‘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传统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制度死穴’就在于，“家族继承”或“亲族接班”制度不能克服一种致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党国体制只有既能保持政权首脑、又能保障集体领导的‘首脑限任制’才有克服‘基因悲剧’的可能性。……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5】  

我对上述方绍伟先生观点的归纳理解为这几点：一是：在专制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年代，苏联没有解体，而在开始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却解体了，说明专制垄断的罪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源。二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专制制度统治，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崩溃，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的观点不符合事实。三是，在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的时代苏联才解体，充分说明了“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中国经验论’），“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 （‘不可改革论’或‘松动崩溃论’）。四是，“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握紧“枪杆子”，集权制度就一定至少“苟延残喘”，不会崩溃。五是，民众的不满和怨恨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的收买来解决的。

我不知道上述这些观点是否符合方绍伟先生的理论的真正含义，如果确实符合方绍伟先生的理论观点，那么方绍伟先生在这些观点后面的“潜台词”就非常明白：一是，提醒集权统治集团，只要专制集权者加强专制统治的强度，达到斯大林式的“极端黑暗度”，专制制度就不会奔溃。二是，人类几千年来从来就是专制统治，到现在也没有彻底崩溃，所以专制制度必然崩溃是历史主流没有依据，专制制度将长期存在。三是，集权统治集团千万别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你一改革，就马上完蛋。四是，“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握紧“枪杆子”，镇压能够残酷到位，集权制度就一定可以维持，至少“苟延残喘”，不会崩溃。

虽然这四点“潜台词”方绍伟先生没有明说，但确确实实是可以从方绍伟先生的上述理论观点中逻辑地推理出这些“潜台词”！如果方绍伟先生认为我是曲解和误解了他的理论观点，欢迎指正，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现在我来逐一地批判方绍伟先生的理论观点。

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确实是斯大林时代，在这个极端的黑暗年代，专制制度没有崩溃的因素有许多，主要是这几点，一是，民众的启蒙和觉醒都有一个滞后的发展过程。二是，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弊端，一般要在第二、第三代劳动者身上才体现出来。因为第一代劳动者都有一种剥夺有产阶级的翻身感。所以，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样，也必然地有一个滞后的发展过程。三是，方绍伟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统治能力的斯大林和慈西不死，苏联和大清皇朝都不可能崩溃。那么请问方绍伟先生：“斯大林和慈西有可能‘不死’吗？” 如果斯大林和慈溪不可能不死，他们的死也是必然规律，那么同样足以逻辑地认定方绍伟先生说的因斯大林和慈溪之死引发的“基因悲剧”导致的专制崩溃，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结果！

其次是从方绍伟先生的“‘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的专制崩溃的条件来逻辑地分析，即使“统治能力”真的不衰退、不改变，那么如果民众的怨恨和反抗的“统治成本”不断地积累和增加，总有一天会超越“统治能力”和“治商”的有效范围而使集权制度崩溃，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就同样可以逻辑地推翻方绍伟先生关于只要单方面维持“统治能力”，避免“基因悲剧”的发生，就可以避免专制崩溃的理论观点！

第三，不知道是方绍伟先生故意装糊涂呢，还是真的无知到不明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都没有彻底地崩溃，但在近二、三百年来，民主宪政为什么会成为‘历史潮流’”的基本常识！这就是因为几千年来人类都没有进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人类只是在近二、三百年才刚刚进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而如果说，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那么作为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必需的”辅助性制度——民主宪政，也就必然地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这是因为工业化是以更精细的分工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产生商品交换，于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商品交换又‘必须’是自主、自愿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换’所规范和产生的‘公平的竞争’，才是产生市场经济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竞争’统统都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杀手’。于是，市场公平交换和公平竞争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经济的机制，同样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原则，于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政治制度。”【6】 这就是为什么说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专制制度统治之下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希腊原始的直接民主，也不能直接嫁接到以代议制间接民主为主的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二、三百年以来，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起步后，宪政民主如雨后春笋般地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的根本原因。

第四，方绍伟先生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葬送了苏联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这里还必须补充几大观点。一是，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发起政治体制改革，集权体制下的内外矛盾，同样会葬送苏联共产党的集权统治，同样也必然会有李尔巴乔夫或者张尔巴乔夫来领导社会改革，苏联当时的内外矛盾尖锐化和集中爆发的客观事实，决定了这种改革的必然性。二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共产党的集权统治的事实来分析，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真是苏联共产党的“罪人”，那么他同样也确确实实是苏联人民和俄罗斯民族的“功臣”！这是毫无疑问的！三是，对俄罗斯民族和苏联人民来说，只要是由民众民主选举，是民意授权的，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可以执政，甚至是任何政党长期地执政都可以。所以，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被人民抛弃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内的顽固派发动政变，彻底打断和葬送了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之而“夭折”！为什么台湾的国民党只用了8年时间就重新获得执政权，而全世界都认为俄罗斯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是根本不可能重新执政？就是因为在台湾，是国民党的蒋经国主动进行民主改革并成功地、和平地成功实现了政党轮替的民主制度的转型；是蒋经国先生成功地在国民党还没有下台时，就为国民党下台后重新上台未雨绸缪！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政治改革，却被党内顽固派的政变彻底葬送了！

所以，台湾和苏联制度转型的历史事实，为全世界现存的集权领导者指明了“前车之鉴”——如果承认在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集权制度被迫民主化转型已经不可抗拒，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从哲学和辩证的角度来分析，世界上从来没有永恒的事物，集权制度同样也不可能永恒地执政，集权下台的结果同样无法抗拒。所以对现存的集权体制下的执政党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集权政党下不下台的问题，重要的是必须未雨绸缪地为下台后能够重新上台留下后路。千万不要干自绝于人民的傻事！

第五，对上面指出的：方绍伟先认为：“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握紧“枪杆子”，集权制度就一定会，或者至少可以“苟延残喘”，不会崩溃。但我必须警示世界上一切执政的集权政党、一切既得利益群体及方绍伟之流，千万不要过于“迷信”自己手中的“枪杆子”，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端枪的士兵属于“民”，不属于“官”，所以，士兵是必然会受到民意的影响的。前车之鉴就是曾经掌握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苏联共产党，结果一枪未发，就丧失了执政权的根本原因，就是军队中士兵在民意和中下层军官的支持下，拒绝执行苏联军队中高层政变领导人的命令！这一历史事实是导致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全世界都一致公认俄罗斯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不可能重新执政的根本原因！

第六，我们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彻底批判方绍伟先生的如下观点：“‘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如果说，社会上上层精英有可能“收买”，但集权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用“利出一孔”来收买“全体民众”，这是因为极权者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收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专制的本质就是以腐败和既得利益来损害民众利益。如果真能实现这种对民众的收买，专制集权就不成为专制集权了，就能够成为事实上为民谋利益的民主政体了。所以方绍伟先生说的以“利出一孔”来收买的，只能是既得利益和腐败的官僚群体，这是根本无法阻挡全体民众觉醒起来自觉、自主、自由地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并以此来彻底葬送专制集权体制！

                                 2012年8月7日星期二

【1】、【2】、【3】、【4】、【5】：方绍伟《中国知识分子批判》http://www.21ccom.net/book/book.php?bid=205

【6】：丁礼庭《来自民间的心声》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