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允许“说不”、不允许“覆辙”
——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政改必需全民理性、宽容、妥协基础上的共识和稳定 妥协基础上的共识和稳定
前言
本文是我早在二年前2012年4月写的，由于当时正处于薄熙来事件的敏感期，所以没有能够及时发表，而当今中国正处在政改前夕反腐败的关键时期，我认为本文对当今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从今年二会后的“簿事件”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出现了一些新迹象：以前，我们的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往往是“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媒体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封杀，往往是国外媒体先报到，然后国内媒体再转载国外媒体的消息。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不但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和文章通行无阻，而且无论在官方媒体，还是民间的网络舆论，都热烈地探讨，反应强烈。
令人敬佩的著名学者孙立平先生日前及时地指出：“早在六年多前，……我曾经提出一个判断，‘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而且，在随后的若干年中，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但在今天，我反倒认为，现在改革的共识又正在重新开始凝聚，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条件已经出现。” 【1】并明确地指出，几年前之所以“改革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和民众共同产生的“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改革发生怀疑。”【2】而今天改革共识之所以能够重新凝聚和确立，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3】，不管是执政党、社会精英、还是民众，都共同认识到，当今中国的现实是“改革在和危机赛跑；……改革在和革命赛跑。”【4】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社会矛盾所形成的危机感使大多数人共同认识到了“改革的迫切性”，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如果说，在当今中国，要不要政改已经不是问题，已经取得共识，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在“如何进行政改”的问题上进一步获得共识。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需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努力，缺了谁都不行，那么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严重滞后的一片混沌中曙光依稀之时，同样更加必需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个人”和“一切人”，包括精英、民众和执政党在理性、宽容、妥协之下来建立共识和稳定。
那么，在当今大战之前的中国，最大的理性是什么？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稳定”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只要出现大规模的动乱，“每个人”和“一切人”，无论是执政党、精英、还是民众的利益都将受到严重的危害，这是没有人可以幸免的！
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稳定的最主要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虽然可能会有分歧，但我坚定地认为，政改必须避免动乱的前提就直接地决定了，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渐进。所有能够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政改，不管是造反，还是革命，都不可能避免大规模动乱！所以，全体国民只能，也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支持党内的“政改派”来有序地主导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目标和决定因素就是必须把执政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交还给民众。在这个大前提下，谁来领导政改的过程，就并不重要，因为结果都必须把执政权还给民众！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党内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如此严重，连温家宝总理也谈到“政策不出中南海”，中国共产党能堪当此历史重任吗？我的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到底能否担当如此重任的决定因素，并不取决于党内改革力量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而是取决于民众能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也就是这由不得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群体，中国政改的每一个进步和发展，都必须、只能、也必然是民众自由、自主、自觉地行动起来倒逼、并推着执政党走。一个客观的事实和真理就是，如果中国的民众不能通过启蒙而觉醒，不能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那么谁也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就是——就算是华盛顿这样的民主思想的创导者和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也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黑人和妇女！试想一下，在民众力量缺位，或者受到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中国有可能出现华盛顿式的英雄人物吗？就是出现了中国的华盛顿，有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如果民众自己不起来争取，不管谁来执政，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民主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把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恩赐和施舍给老百姓！
所以，民众的启蒙和觉醒，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因素！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农民觉醒，并自由、自主、自觉地起来合法合理地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呢？这个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的肩上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历史重任，不是和共产党来争夺政改的领导权，而是必须在服务民众、在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过程中，来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使中国的民众真正地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担负起 “倒逼”共产党来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需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宽容和妥协：
中国的政改必需民众的理性——民众必须有自知之明，作为公民，他们虽然不可能具有言论自由掌控权，但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只有中国民众的觉醒后激发出来争取民主的力量，才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所以，民众不但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心平气和地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和平地表达出来，让执政党，甚至全国、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心声，必须有序地、合法合理地起来逐步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民众既不能麻木地忍受剥削和掠夺，也不能以暴力来剥夺有产阶级的财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逐步有序地渐进，而不可能一步到位，同样，经济利益的回归，收入的增加，也只能逐步有序地渐进，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当然也绝对不能“原地踏步”，再次滞后。
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到，绝对不能受既得利益群体的挑动而上街动乱。如果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真的出现了动乱，那么我敢肯定，最大的可能就是党内的腐败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故意挑动不明真相的民众而发生动乱。没有党内的腐败势力和既得利益势力故意挑动，如果真是民众自发的动乱，即使发生了，规模也不会很大，也不大可能影响政改的大局。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上街游行示威可以，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绝对不能违法地“打、砸、抢”，即使游行的理由正当，但一旦发生动乱的打砸抢，同样无一例外地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
民众必须理性地认识，用暴力来平分有产阶级的财富的结果，只能，也必然地使自己获得更少，因为暴力不可能产生财富和效率，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所有暴力革命唯一和必然的结果，只能是出现新的掠夺者、建立新的不平等的集权制度。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争取民主的暴力革命，在几乎是完美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后，却出现了比国民党更集权的文革动乱。
民众必须理性地和极左派划清界限：必须理性地认清文革黑暗和罪恶的历史真相，理性地认识到，走回头路死路一条，从而团结起来，把目光指向中国政改的未来。
中国的政改也必需民主知识分子的理性——，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认清自己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的历史重任，就是在为民众服务、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同时，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使中国的民众真正地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担负起 “倒逼”共产党来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不是直接地和起来和共产党争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改由谁来领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民众必须真正地启蒙和觉醒，真正自觉、自主、自由地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只要民众真的能够觉醒，并行动起来合理合法地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一定能够“倒逼”共产党最终交出政权、真正实现还权于民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如果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一定要起来和共产党争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权，那么不但全国性动乱不可避免，而且如此地“恋权”，即使获得了领导权，也很难真正实现“还权于民”的政改目标！
民主知识分子必须理性地明白，我们在整个政改的过程中，只能，也必须无私地奉献，而不能如民众那样来增加收入和利益。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具有道德性和批判性，也就是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为了民众的利益对现实社会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改革性实践，否则，就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显而易见的是，真要达到这的目标，就必须无私地奉献，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主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宿命”！！如果哪个知识分子要想在政改过程中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蜕变成既得利益者！！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主知识分子真要为民众服务、帮助民众维权和致富的同时，深入细致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那么就必然，也只能是“志愿性的无偿服务”，因为在当今中国，要向民众收费的服务，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发动民众、启蒙民众、教育民众的实际效果的！当然，志愿者也必需吃饭，志愿者有时候也可以有收入，但志愿者的收入是不能，也不应该自己去争取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志愿者，也将愧对民主知识分子的桂冠！虽然在当今中国，并不一定需要谭翤同、陈天华和秋瑾式的激进思想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但必需无数像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晏阳初、黄炎培、费孝通式的深入社会底层辛勤耕耘的知识分子，当今中国尤其需要深入中国乡村进行建设、实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分子的努力。
中国的政改也必需执政的党内政改派的理性——如果党内的政改派真的能够掌握执政权的话，那么同样必须“理性地”领导全国民众共同来实现中华民族三千年一遇的制度转型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温家宝2012两会答记者问时指出：“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须理性地认识到，国家政改局面的“稳定有序”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党内政改派内部人事和组织上的稳定和团结！我上面已经指出中国发生动乱的最大可能就是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挑动民众发生动乱。而第二大可能就是执政的政改派内部的分裂和内斗！！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就是：共产党能够由弱到强，由小发展到大的最主要因素就是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而历史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失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分裂和内斗。国民党则不用说，从蒋汪斗争一直发展到蒋李之争，直接导致了国民党败走台湾。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稳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排除了党内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斗。而共产党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也是领导集团内部的分裂和内斗！所以，党内政改派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国政改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不但需要党内政改派的周期性稳定和团结，还必须建立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主统一战线”，并保持长期的团结和稳定！！
而党内政改派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理性认识宽容地通过协商来达成妥协的重要性。在领导集体内部一旦发生分歧，不管是什么分歧，只要不是方向性、路线性、原则性分歧，其他一切分歧，都必须清醒地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在这个大原则下，宽容地通过协商来达成各派利益的妥协！任何执政的政改派内部的严重纷争，都可能彻底葬送中国政改大局的稳定和成果！
因此，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理性地认清中国政改的敌、我、友！在当今中国的政改中，执政的党内政改派依靠的基础力量，就是主张和支持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员和民众！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须争取的朋友和同盟，就应该是民主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包括全世界支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民主团体和民主阵营！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认清的对手，当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就是中国的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主要的应该是党内的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须清醒地和国内外所有的民主力量在充分的交流和协商基础上，理性、宽容和妥协地达成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也就是不但要尽快开放，而且必须帮助、支持非盈利的社会团体的建设。并真心诚意地支持、帮助，甚至依靠民间的民主团体来启蒙和教育民众。在对付党内外的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时，同样应该理性地处置，既不能纵容腐败和既得利益，也不能勇往直前地把对手逼上绝路。在党内外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还相当强大的今天，尤其应该明白——政治家的必备素质，不仅仅是勇往直前、一步到位，而是必须理性地明白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以怎样的条件和强大的对手实现最大利益的妥协。所谓“穷寇莫追”的兵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强大的对手还没有全面崩溃的时候，尤其重要。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理性地放弃传统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放弃传统的人治的运动型模式和集权的制度体系，来真心实意地采纳普世价值。必须理性认识到中国的政改，绝对不能以暴力和集权来封杀对手的言论，而开放言论自由，主动地引导民众通过自由、自主、自觉的讨论，并在实践性纠错过程中，来逐步地达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并在此自由、自主地形成的共识基础上来实现相对的“稳定”，这是政改实践有所突破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针对极左思潮，同样不能以舆论封杀来对待，而必须以公开文革历史真相和历史资料，坦然地承认和承担文革中党的错误，带领全民一起朝前看，向政改的未来挺进。我相信，只要公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极左思潮将不堪一击。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理性地认识到，胡锦涛总书记说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5】蒋经国先生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6】，他们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任何执政党的下台都“不可避免”！这不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必然“有生有灭”，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永恒的事物；还因为，如果哪个党要想极力维护“永恒的”执政地位，就必然地走向集权，而集权就必然地产生腐败，恰恰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集权腐败，又必然地不可控制地快速发展，这就造成了必然下台的结果！所以，作为执政党必须理性地认识，重要的不是“妄图”永恒地执政，而是必须未雨绸缪地为下台后重新上台执政留下后路、创造条件！！必须理性地认识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为什么台湾的国民党能够在下台后仅8年就重新上台执政？就是因为蒋经国先生主动开启台湾的民主之路，国民党是通过全民普选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地被选下台的。这就为国民党的重新上台执政“留下后路”和创造了条件。而全世界公认的预测是，俄罗斯人数最多的在野党，共产党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根本不可能重新上台执政。为什么？就是因为军方的政变打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改步骤，因而没有为俄罗斯共产党的重新上台执政“留下后路”：苏联共产党没有能够主动地完成地领导政改的历史重任，而是因为分裂和内斗被动地被俄罗斯民众赶下了执政舞台的。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理性地吸取重庆打黑的教训：即使真的是反腐败、反既得利益，也必须在法律和法制范围内，遵循程序公正的原则来进行。即使目标正确，还必须程序公正，更不能“黑打”。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必须在法治的原则下有序地开展。在当今中国，尤其迫切的是必须完全、彻底地杜绝“警察打人”和“刑讯逼供”，如果这个问题不彻底地解决，那么中国的司法环境永远不可能纯洁、中国的政改也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执政的党内政改派必需理性地明白，政改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准，就是以“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普世价值的全面贯彻和实现，政改步骤可以逐步实现，政改的进程可以平稳渐进，政改的过程和时间可以相对延长，但目标不容偏离。政改既必需保证公正、平稳、渐进的过程，又必须实现、不能偏离以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普世价值规范下的民主宪政的整体目标。
中国的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同样应该理性地认识：民主政治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势！所谓“金盆洗手”就是指，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凡事应该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即将到来的政改中，腐败和既得利益群体必须清醒地认识，在党内政改派和民众政改诉求的夹击下，你们只能理性地和政府与民众争取尽可能的妥协，而不应该垂死挣扎来和党与人民搞个鱼死网破。所谓的妥协，就是只能通过交出权力，来换取一定量的财富保留和承认。
总而言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需全民共识基础上的稳定发展；必需在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理性、宽容和妥协基础上的共同努力；必须在法治控制下有序地渐进发展；必需通过程序公正的有效过程来达到以建立完善全民普选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制度的目标。
2012年4月21日
【1】、【2】、【3】、【4】：孙立平：《也谈改革共识》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162.html
【5】：胡景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http://news.sina.com.cn/c/2004-09-26/18113774693s.shtml
【6】：杜君立《金正日向左 蒋经国向右》
http://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2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