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刚起动中国改革开放时，就为中国指明了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的总体方向。而党的十三大则名正言顺地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写进了党纲。但是直至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远远地没有完善——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进行公平竞争”。实践已经反复地证明了，所有经济长期持续繁荣、民众共同富裕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私有制民营企业为主体，以私有制民营企业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的。在当今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国企来主导现实现代化的实践先例。在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仅仅适合在非竞争性的城市基建服务，如市政性水、电、煤供给、城市基本建设、军用国防工业等领域存在。而在竞争性经济领域，国企基本是不适合大量存在。
但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不但受到权力的严重干涉，而且在许多原本应该以私有民营企业公平自由地竞争的领域，却在政府权力主导下，成为民营企业无法进入的、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的领地。也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相当广阔的经济领域以权力垄断来“与民争利”！请恕我直言，前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尤其是前任“国资委”犯了一个市场经济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他们单纯地把“企业规模”作企业竞争力的第一要义了。国资委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把中国大型国企从开始时的几百家，逐步“人为”兼并到现在的一百出头，据说，按国资委的计划，目标是要继续兼并到只剩几十家。这实在是逆市场规律的人为干涉！
事实上，任何企业，不管是民营还是国营，真正的市场竞争力远远不是仅仅取决于企业规模，真正的企业竞争力，应该是长期在竞争性市场的跌打趴滚中铸就的企业“内功”，包括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的品牌效应、包括成本核算、人、财、物管理以及精悍有力的销售队伍和巨大的销售客户群等等企业的内部管理效率。企业规模仅仅是一个次要的条件。尤其是，在权力干涉下、通过人为兼并的规模，和在市场中真刀真枪、成王败寇式的拼打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企业规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就好比在古代国内“武举”选拔擂台上，一个身材虚胖的“皇太子”往上一站，自然就是所向无敌了，但是只要出国门、一上真的战场，就马上原形毕露，变成“软蛋”。
我希望中国的主流学者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剖大多数国企在国际市场上的“业绩”。这种分析如果真是实事求是的，就应该能够得出“败多胜少”、“亏多赢少”的客观事实。虽然中国的国企在规模上完全不亚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但是在实际业绩上，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实在是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就是少数真的具有国际市场销售规模的国企，也不是真正地赢在科技创新、品牌效应、管理能力等正当方面，这些企业在造成市场赢面的主要方面，多数都是牺牲劳工利益的极端的低工资形成的低成本。而且就成本核算来说，就算是在国际竞争中相对成功的国企，无论是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还是单位产品的工时消耗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同类的跨国公司。只有工资成本这一项，是远远地低于跨国公司的。而恰恰是这种牺牲劳工利益的长期的低工资，就是在企业内部的微观方面，也严重地遏制了企业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更不要说在国民经济宏观方面引发了包括超低消费和贫富二极分化在内的一系列危害！而且这种国企垄断，还相当严重地遏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正常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国企垄断使中国的企业患上了“整体性”“阳痿”，它既遏制了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正常发展，也使国企本身的竞争力在垄断利润的暖房中消耗和腐化。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就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不但可以依靠垄断利润来壮大企业、得到发展，但这种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同时也必然会吞噬本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生命活力，一旦进入缺乏垄断保护的竞争环境，比如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这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铁律。
所以，在当前全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全面疲软的现实环境中，如果真要保持7%以上的高增长率，那么国企改革就必然成为排在民生政策之后的第二大势在必行的经济政策！国企改革，应该是所谓“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如果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大型国企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整雄风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将不太可能继续持久地保持7%以上的高增长！在国企通过垄断“与民争利”的现实环境中，政府的民生政策，也将成为“无米之炊”而落空，中国的内需增长也将长期地低迷而不可能恢复正常水平。
那么国企改革的出路、方向和具体步骤到底应该怎样？从长期目标来看，中国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方向将不可避免，也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在企业适应市场的原则上，中国不可能存在“特色”，只要中国走的是邓小平指引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国企的存在和适应范围，和被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主要地，就应该以城市公用服务、城市基本建设、军工和国防等竞争相对较少的经济领域为主，并应该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适当撤出。
但是，就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客观环境中，至少在“干部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真正有效实行之前，中国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必须暂缓，而当务之急是“分拆”大型国企。
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民众还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制衡和监督公共权力和国企管理者的客观环境中，如果急于启动“私有化”进程，不但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将不可避免，而且这种超大型的国企一旦私有化成功，那么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曾经出现过的私有经济寡头就立刻在中国产生。如果说在俄罗斯，民众还可以以通过休克疗法已经完成的这政治民主化后，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制约私有经济寡头，也就是可以以民选的普京政府来制约私有经济寡头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制度转型相对完善之前，在民众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力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客观环境中，这种“私有寡头”和“政治集权”的结合将不可避免。这一“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那对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将是最可怕的灾难，甚至用“万劫不复”来形容其严重性和危害性也不过分！
所以，中国大型国企私有化确实是一步势在必行的“好棋”，但一般“好棋”都需要有“铺垫”，好棋走早了，就立刻异化为“臭棋”！中国国企“私有化”必需的“铺垫”，就是必需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并取得相对效果，在民众具有相对有效的民主权力来监督和制衡公共权力的“必要条件”下才可运行。至少必须有“干部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的保驾护航，才能够启动这步“好棋”。
中国国企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先“分拆”大型国企，使之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中去！使中国的国企彻底地摆脱“政府权力”这种“奶妈式的保护”，在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磨练和铸就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逐步地恢复企业自身发展的生命活力！
那么就一定会有人说，这不是瞎折腾吗？好不容易化几年的苦功夫，才把国企从几百家整合兼并到一百多家，现在又要折腾回去，这实在是不折不扣劳民伤财的瞎折腾。
这话确实不错，确实是来回折腾，但不是“瞎折腾”。这实在是由于前期错误决策主导下错误实践已经造成的、中国国家和民众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经济学中定义的“垄断性弊端”，中国大型国企哪一点、那一条没有沾边？如果中国的国企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重整雄风的话，不要说国企本身，就是包括民企在内的所有中国企业，还能够具有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激励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竞争能力和生命活力吗？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中国的国企难道还有包括“继续维持垄断地位”在内的其他道路可走吗？
当然在“分拆”的目标和前提下，可以考虑部分具备“必要条件”的国企一步到位进行“股份制”模式的“私有化”。所谓的“必要条件”，就是股份制私有化的整个过程必须“彻底”地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必须彻底杜绝“暗箱操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被“私有化”的国企内部必须真正地产生“民选”的工会，并直接参与企业的“私有化”全过程。在这里关于工会的必要条件有二条，一是工会必须真正地“民选”，二是工会必须实质性参与整个私有化的全过程，并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其次，所谓“必要条件”的第二点，就是国企私有化，不能产生国有资产流失。也就是必须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效地、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地使用好这笔“真金白银”的收入。原则上不能进入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应该以二大领域为重点：一是安排扶持在本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被裁减的员工的经济补偿。（企业要主动裁你才有资格享受补偿，如果员工自己要走，就不应该享受此项补偿。以防国有资产的流失。）二是应该来填补目前千孔百疮的福利基金，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包括养老、医疗和教育、甚至是失业和特困救助等领域的福利制度！
第三，在上述非竞争性的经济领域，在私有化后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可以占51%以上的多数，而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甚至国有股份可以不占多数。
第四，到底分拆为几个企业，分拆后的企业保留多大规模，就应该以能够产生有效而公平的竞争为标准。也就是不能以地域为单位来分拆，而必须在保证分拆后的不同企业在同时、同地形成有效的公平竞争效应为原则和标准。
第五，分拆后的企业，无论国资占不占多数，一律以世界通行的股份制经企业原则实行管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在任何领域，都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质性和决定性意义的“特色”！中国的股份制企业，不管谁占多数，都必须以普世通则为管理的基本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不用在企业内部管理上多费笔墨。
第六，中国的国企私有化避免二大模式，，一是必须避免“私有独资”模式、二是必须避免整体性私有化！必须是在分拆前提下、基础上的股份制私有化。理由就是必须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垄断性私有寡头的出现！
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