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四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的第六节。）
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开放改革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一笑）。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戴卓尔（内地称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取缔。《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中国》）。去年（二○一二）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兹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变，回头走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
其后我再补充：
“我对中国的产权结构会转向近于私有财产的制度的推断需要缓和一点。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是程度上的事，而世界上没有国家会把私产扩展到所有资源去。我不会极端到推断中国的邮局、公共交通、石油资源——那些政府在相对上容易维护垄断的行业——会有一天改作私营。但我见到私人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会授予劳力、工具、机械、建筑，甚至土地。”
是的，要不是当年那么多的大师反对，我可能写得更为详尽，预先把好些中国改革的细节写出来。
私产定义与改制解释
在《中国》小册中我提出的私人财产的定义，基本上源于自己一九六九发表的《合约结构》，包括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转让权。私人所有权是不需要的。这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建议中国的承包制要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原因。所有权保留为国有可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中国》小册再版时，在补加的后记中我说农业的承包制已经走上了私人财产的路。
产权结构是合约安排。我指出过，要解释产权结构的转变或选择一般远比解释有了产权结构的合约选择困难，而事前推断产权结构的转变比事后解释更困难了。不管舒尔兹怎样说，经济学不能否认，产权结构的转变是人为的选择结果，只是牵涉到多人的选择，意见不同，有些自愿有些强迫，加上要在事前推断其变，其困难程度不容易夸张。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是事前的推断，牵涉到无数的人，有些自愿有些强迫。我平生只推中过这一次。不是猜中，而是当时中国的局限开始转变明确，加上时来运到，我想出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制度转变的理论。当时不认为怎么样，但今天回顾该理论的结构实在好。
广州之行大有收获
一九七九的广州之行，得到姊姊与朋友的招待，三天内我学得很多，其中两项观察是我后来推断中国去向的基础。第一项是我察觉到，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有着非常详细的等级排列，每级有着不同的物质享受权利。骤眼看外人不容易接受这方式的收入分配，但过了不久我意识到这等级排列的出现是为了减低在没有以资产界定权利的情况下必会出现的租值消散。这思维源自我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从等级排列的观察我立刻想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好去处，是要把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
广州之行的第二项重要发现，是姊姊的亲属及朋友皆整天忙于搞关系，走后门，为的只是要买两只鸡蛋之类的琐事。今天的同学可能不相信，但当年的实情确如是。这使我想到当时的中国，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的一个百分比一定高得离奇，而只要这百分比能下降一小点，国民收入一定颷升。我的判断是这高得离奇的交易费用需要资产的权利结构有所改变才会下降，而这改变必会带来的收入急速上升对需要的改革会有大助。
帕累托的延伸与科斯的失误
一九八三年，出版了《中国》小册后，我对美国的朋友说，中国某些地区在未来的几年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是容易的。他们又笑我发神经。蠢到死，有什么可笑呢？从零上升百分之一百还是零。一九八四年，珠三角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九八○至八一年间我写好的推断中国会改制的理论，是以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为重心。在基础上我提出三点。一、交易费用包括所有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这点一九七四年我提出过。二、如果所有局限条件皆顾及，帕累托条件或至善点一定满足，没有无效率这回事。这点一九七四年也提出过。三、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不需要有市场，也不需要有资产的权利界定，资源的使用会达到最高的价值。这是说，科斯定律一方面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另一方面假设资产有清楚的权利界定，是重复了，逻辑上有失误。这点是新的，科斯后来同意，一九九一年阿罗也向我表示同意。在这三点的约束下，中国改革前民不聊生的日子满足帕累托，开放改革被处理为起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局限出现了转变，资产权利的结构转变与市场的兴起也是朝着帕累托指定的方向走。
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看
跟着的理论发展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门别类，在观察上看到每类怎样变，推断会跟着怎样再变，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不变，整个理论的结构就变得完整了。市场活动的涌现与经济的急升是无可避免的效果。
我以两层分类，都简单。第一层是把交易或制度费用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现存制度的运作费用：这些是今天老生常谈的在现实社会中的非生产费用，更清楚是看为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会存在的费用。其二是改制费用：从一种产权结构转到另一种的费用——当年我的主要考虑是中国要从以等级排列或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
这第一层的分类有三个明显的含意，皆按着帕累托的思维推理。一、如果改制费用是零，运作费用最低的制度会被采用。二、如果改制费用不是零，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可能不被采用，而改制费用愈高现存的运作费用较高的制度愈会受到保护。三、如果另一种制度是有着较低的运作费用，这制度的采用要基于改制费用低于改制后的制度运作费用的节省。
第二层分类是破案关键
上述三点是近于套套逻辑的思维，说了近于没有说。当年苦思良久，终于在一个晚上我想到在交易费用的处理上再加一层分类，一个完整可用的理论冒出来了。这第二层分类是把改制费用分为讯息费用与抗拒费用两种。前者是要知道其他制度怎样运作及效果如何的讯息费用；后者是要说服或强迫那些认为改制会受到损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大有权力的在以等级排列权利中的优胜者。
看似简单，其实也简单，这第二层的分类当时让我看得清楚：一九八一年中国的改制费用正在急速下降，其原因使我肯定不会回头上升。最明显是讯息费用的下降。当时邓小平说要把大门打开，让外间的讯息进来。我的意识是邓老不会言而无信，但朋友认为他曾经三落三上，再落而使大门再关的机会存在。然而，我见到香港的市场运作的讯息像狂潮那样涌进了内地，讯息的大门怎还可以再紧密地封闭呢？还有两件琐事使我坚信讯息的通道不能再封。其一是一九八○年我成功地把在内地的两个姊姊的两个女儿弄到美国去求学。我可以，其他人也可以，一下子有几千个内地的青年到了美国。这些青年一律是高干子弟！其二是一九七九年我发表的第一篇中语文章，内里提到的「交易费用」一词在内地不胫而走。我因而在《中国》小册内提到：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不是交易费用的专家！
政治天赋价值下降
至于得益分子或干部的抗拒带来的改制费用，我认为一九八一年也开始急速下降。这方面的证据远没有讯息费用下降那么清楚。我在《中国》小册内提出好些间接的证据，同学要找该作细读（或读我的《英语论文选》的第二十二章）。这些包括改革初期国民收入的急升会削弱抗拒改革的意识。但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等级权利的准则是明显地改变了：邓小平复出之前等级的维护重视“思想正确”的政治意识；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朋友一律开始上交易费用的课。我在小册内写道：
“作为竞争的主要规则，政治的服从开始下降。有三种效果。其一，因为思想教条的强迫力急速下降，干部要维护他们的现状的费用是上升了。其二，这些费用上升带来的效果是政治天赋的价值下降。其三，这些准则的转变使干部的竞争优势出现了疑问。”
夸张例子是老人家当年的秘密
一九八四年，见到混乱的珠三角的好些地区的经济上升得急，也见到一些企业以合同工取代国家职工，我为文说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同意的声浪不绝于耳。外人不知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基于一个很完整的理论。事实上，《中国》那小册很少人读，而读过的师级人马近于一律不同意。我很想知道这些反对的大师们——健在的还有几个——今天会怎样想。
当年我对中国改制的推断没有一丝博彩的意图：从头到尾的肯定文字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了上去，稍有差池输不起。外人可不知道，我的准确推断有一个他们没有注意到的秘密：当年我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夸张例子——封闭夸张，开放夸张；等级夸张，无知夸张；政治教条夸张，交易费用夸张；贫穷夸张，增长也夸张。说过了，我是个喜欢处理夸张例子的人。
上文提出的牵涉到无数人的改制理论有一般性：该理论的结构简单清楚，加进足够细节的补充会有广泛的解释力，可以处理当年舒尔兹认为经济学者不应该染指的制度转变的整个话题。当然不容易，骤眼看不可能，但当时中国提供的现象来得那么夸张，把很多通常难以观察的细节放得很大，让我看得清楚。这是运情。我适逢其会，而从师友学得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学问，加上自己多年的改进，刚好用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