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我们的社会矛盾正在突显，对此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马歇尔提到的制度改进方案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我们的历史上不乏革命，它们改变了人事，但是对于改进制度的作用往往有限。革命擅长于消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在冲突性的利益中间协调并整合它们。一个理性的平衡利益、吸收冲突的机制的建立，比收入差别本身更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持久地作用于调节政策、修正不平等。我们目前面临着历史性的选择。
讨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我想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需要澄清。一是不平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二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不平等问题。前者有关不平等的来源，后者有关怎么办、怎么解决。
差别不等同于不平等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舆论认为，出现不平等是由市场经济制度使然。自然，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扭转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是把相关、但并非因果的两类关系混在一起了。就像睡觉和失眠在同一时序发生，二者具有相关性，但睡觉不是失眠的原因。
讨论不平等的前提，是甄别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区别。在我看来，前者到处存在，不仅无法消除，而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乃至社会服从的秩序之源。更努力的人获得较多，不够努力的人获得有限，这种差别是一种需要消除的不平等吗？举个例子，诊断和治疗者，与护理工作者承担同样的风险和责任，并获得同样收入，这样就合理吗？我们可以有多种理由回答这些问题，但事实还是必须承认，这就是，很多社会差别被当成不平等了。如果把差别看成不平等，就会把可接受的当成不可接受的事情来反对。如果我们同意，对于三个具有不同责任和付出程度的人，要求他们“平等”收益、共担风险、均化贡献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就必须区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
一些市场程度更高的地方，社会平等不见得比市场程度低的地方更糟，所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社会平等的敌人。如果我们比较历史，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出生，如果各位将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现在做一些对比的话，不难发现两个时期的社会机会结构有很大不同。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人们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了，比如迁徙，人们可以改变住所，改变你住的地区，改变你的职业，选择你要上的学校，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这意味着人们的依附性减小，自主性增加。大家有目共睹，很多普通的人、缺少资源的人利用新出现的机会结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摆脱了贫困。
而在从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从前只有一种人占据了有利的结构位置，有比较通畅的上升机会，那就是干部。再分配体制中的所有资源，都由有权力的人掌握，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资源从再分配者的控制中进入到市场，普通人可以通过劳动和能力竞争获得资源。这样就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人，比如农民、手工业者、普通的市民，都开始有了变化的机会，他们有的改变了身份，进入到社会其他行业，有的变为商人。这种机会结构的开放，导致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开始了。因为自主、自由和选择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即使更多的产品通过市场竞争出现，更多的人可以购买原来只有少数人享用的商品，它同样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那就是，通过开放竞争，开始破除对资源的权力垄断，使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和利用这些资源。
这不正是平等在向更广阔的人群扩散吗？虽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比较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市场经济改革通过释放选择权而加速了机会的平等使用。我认为，选择权的平等化普及，是人们普遍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我和学生几年前做过一个调研，发表在《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一书中。通过数据统计和访谈调研，我们希望了解民众是怎样看待这两种体制、两种社会的。我们设计了很多问题，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性比较强，有比较多的选择机会，但收入差距可能较大，社会保障也不确定的社会中；还是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也比较接近，保障比较强，没有什么竞争，但是你没有什么选择机会的社会中？原来我以为受访人的选择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较低收入的人倾向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成功的人士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是，无论来自哪个职业和阶层，也无论受教育年限如何，多数人都选择了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他们认为这个体制更符合自己的需要，这说明，多数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受益。
我们还想通过这个调查，来了解普通人的公平观究竟是怎样的，他比较接受均平的收入，还是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差异。我们发现，人们可以接受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尤其关键的是，他们的接受度与财产是如何来的有关。比如篮球运动员姚明，他的收入不得了，并非常人可及，但受访人认为这种差别是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像他那样打篮球，我没有他这样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然而有一种富有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他的能力，而是依靠他的地位、权力和关系，总之是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手段，依靠无法公开、不透明的手段来获取。由于一些不平等的制度，比如身份体制给予他特权和特有机会，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即使差别不那么大，受访人也都不接受。所以差别和不平等，他们区别得很清楚：依靠能力获得的，OK；依靠垄断资源和权力获得的，不公平，得反对。
凭藉这些调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老百姓的公正观，他们对于财富怎么样分配，依照什么原则分配等一些最重要的方面的认知，和对其他国家民众的调查情况相比没有重大差别。这说明，有关公正的核心原则具有普遍性。虽然市场经济激发了能力竞争，带来了一些收入差别，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差别不等同于不平等，因为后者是由于不公正的制度——没有成功限制对资源的垄断——造成的，而非能力差别使然。不公正的制度可以和任何一个经济形式同在。这是我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制度改进符合更多人的利益
第二个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应当如何解决。再分配体制下采用的办法是统一定工资，施加人为限制。这么做现在显然行不通，因为人力资本的部分定价权已经进入市场，无法再行垄断。倘若以集中权力去做分配的文章，那我们就没有进步。
不妨再回到历史，看一看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出现贫富差距、乃至阶级冲突的情况下，曾经采取的两种解决方案。一个方案大家很熟悉，就是革命。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重建一种分配体制。另一个方案在英国历史上实践着，后来由经济史学家马歇尔（T.H.Mashall）做出理论总结。他在皇家经济学会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问，为什么在早先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革命没有发生，相反，在那里，通过暴力调整分配制度的动力逐渐减弱？马歇尔认为，如果你去研究英国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财产权利明确之外，还有另外两项重要的发展，可以给出答案。第一项，是开放选举权，换句话说，就是赋予人们投票选择社会政策的权利。政治选举看起来是在选择政治家，实质上是在选择他所主张的社会政策。当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做法就是开放选举权，迅速把原来仅由贵族享有的选举权扩大到全部公民，让人们有机会通过投票来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这一方法建立了和平调节分配政策的政治渠道，从整体上看，这是一种可以吸收冲突、平衡利益的机制。
为什么？因为变动的社会需求和冲突性利益，可以通过制度安排的通道，通过他们的代表发挥影响，改变或调整政策。从长期来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把可能的暴力冲突拉入到代表会议的谈判桌上，将武斗变成文斗。这种政治制度的改进保护了市场经济，避免了因财富占有不平等导致的暴力性冲突，所以代表制具有社会平衡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可以吸收冲突、中和利益分歧的机制。有了这个机制，革命就变得不必要，因为各种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制度化通道施加影响，改变分配政策。
第二项发展，是社会权利的释放，即人民的受教育、享受社会福利等的权利，比如说养老的权利，以及孤寡儿童、单身母亲受到照顾这样一些权利。显然，这一发展尤其对底层人有利，可以缓解他们和有产者之间的矛盾。因为纳税额度最多的是有产者，而福利的受益人基本是无产者。所以社会权利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福利国家制度有了根据，四处应运而起。马歇尔统称这两项制度为公民权责体系，它的出现稳定了市场经济，保持了它的生命和活力，同时避免了革命毁坏市场经济制造的财富，要做到这些，依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这两项的发展保护了英国，使它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异常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没有导致毁灭。
今天的中国，也走到了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我们的社会矛盾正在突显，对此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马歇尔提到的制度改进方案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思路。
我们的历史上不乏革命，它们改变了人事，但是对于改进制度的作用往往有限。革命擅长于消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在冲突性的利益中间协调并整合它们。一个理性的平衡利益、吸收冲突的机制的建立，比收入差别本身更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持久地作用于调节政策、修正不平等。我们目前面临着历史性的选择。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412期 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