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４日发表的《新权威主义讨论会综述》，是经编辑剪裁的文稿。笔者当时担任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２日完成该综述文稿。现将该综述的完全稿提供改造与建设网站。——刘在平）
新权威主义是我国当前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潮，它的出现是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对改革发展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的表现。由于这一思潮关系到对我国当前的局势和社会条件的不同理解、对政治发展模式进行理性选择的不同思路，关系到对于国际上政治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和政治思想的借鉴，关系到现代化社会力量及其现实作为的不同主张等重大问题，具有迫切的实践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因而引起普遍的关注和讨论。
关于新权威主义的正式思想交锋是在去年１１月份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上肇始的。会后，该研究所科研处就有关热点问题设计了系列学术沙龙。这次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理论信息报联合组织的以“当代政治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为中心议题的讨论会是该系列沙龙的第二次会议。首都中青年学者及新闻单位的统治１２０人到会，会议由知名学者黎鸣主持，许多与会者踊跃发言，进行了热烈充分的讨论。先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对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与理解，是政治发展模式选择的认识前提。主张新权威主义 的与会者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集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大一统的“政治全能主义”。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是由国家、政党、政府控制的，只有实现政治、经济的“二元化”才能保证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从而为实现民主政治创造条件。但在“二元结构”未实现之前或实现之初，必须由足够的权威力量去排除旧体制受益者的力量等障碍。因此，这一阶段在政治领域里仍然需要强有力的极权。但这时的极权已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以推进经济变革和利益多元化、进而推进政治民主化为己任。持此主张的张炳久称这一阶段的权威为“半极权制”。
吴稼祥认为：健康的、充分运行的市场经济才是政治民主化的前提，离开市场经济，一切政治变革的手段都可能成为更朝换代的同意语。但市场运行需要在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条件下实现。这种分离靠广大公众的参与是不行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靠选举产生的代表只会逃避市场，或片面受某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分割市场，因而必须由理智、坚定、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权威来实行有力推进。他在发言中据此强调，新权威主义是通过市场达到民主政治的“特别快车”。
新权威主义还认为，中国有种种原因，挫伤了中产阶级的成长，历史出现断层，因而不能即刻追求由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依托的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自由民主政治，尤其不能从“体制决定论”的观念出发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机制，否则将会导致９０年代经济、政治全面滑坡的现象。在现实条件下，改革应由权威推动，递次展开，循序渐进。
持反对意见的与会者指出：“政治万能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在于权力结构、权力关系本身。当过于集中的权力全面控制社会并且不受制约、缺乏行为规范与科学的决策程序时，靠极权本身从经济领域抽身是不现实的。顾昕认为，权力在控制、干预经济中无制约的膨胀和渗透，已完成了与利益的缠绵、结合，现在实行新权威主义无法排除代表官僚阶层的利益。赵向阳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与民主、宪政的确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王玉忠则以东欧国家经济局面的打开与民主大踏步进展密不可分、我国沿海一带经济发展也与民主化发展并驾齐驱为例，认为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是互为前提、互为动力的，靠先通过极权实现市场经济、然后再实现民主的设计只能是充满善意的幻想。现实中改革的困境表明，经济形态的转化已受到传统政治框架的束缚，必须靠民主力量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获得深化发展的条件。李盛平、肖国亮认为，我国现阶段以至于近代以来具有现代化意向的新权威主义绝非空白，既不乏新旧权威的更替，也不乏强有力的政权，但始终徘徊于“怪圈”循环而无根本突破，困境迭出和我国在现代化序列中位置的后移表明，极权政治必须变革。
李盛平认为，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不能忽略对社会转轨中多项变量的洞察和对国际大系统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各种复杂的、变化的利益要求需要广泛的表达渠道和综合机制，社会系统需要高度科学的决策体制进行整合与调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各种社会团体的民主意识与文革前和文革中已不可比拟，“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逐步实现提出了必须完满回答的民主政体问题，国际上不仅发达国际在调整结构，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多党制的提出、南斯拉夫与波兰多元化的提出、苏联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提出等都表现了共同的历史意向。尤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虽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自十一届三种全会已经启动并不可逆转。在此情况下主张新权威主义只能是逆向选择，无异于主张放弃改革。
二．关于新权威产生的依据及其合法性
远志明等对于新权威主义何以产生、何以得到认同并具有合法性问题提出疑问。他认为新权威主义并未回答靠什么来选择思想开朗、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主体承担新权威角色的问题。
赞成新权威主义主张的陈坡认为：历来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政治生活中的这种现象表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总是能够在执政党中找到代表力量的。战争年代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共产党的枪杆子代表了民意才能打出天下。所以目前新的政治权威的合理性在于思想上提出正确的主张并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就是政治权威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依据。
持相左观点者提出驳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带有民主竞赛的性质，武装斗争的胜利和代表民主力量的行动共同构成党的执政地位的依据。但对权威主体来说，时代的变化要求权威依据不能停留在一次性解决上。有人列举出党的最高领袖犯下历史性错误、党内功臣宿将彭德怀、刘少奇等虽有正确主张却受到压抑、迫害的实事指出：党内派别的出现和正确主张的产生本身与权威依据是两回事。依据主要不是内容而是形式问题，不是主观意向而是法理制度问题。片面强调“内容决定形式”的哲学思维定式在政治领域遗害甚深。譬如重国体而轻政体、重思想意识形态而轻法治规范等等。对于任何权力来说，只有解决了权力范围、权力时效、权力更替、权力运行程序等规范之后，才能谈得上其指向与目标的保证，才能谈得上反腐败的成功。
不少与会者认为：现代权威的依据来源于公民基本民主权利与政治权威合法性之间的双向认可。因而权力更替中的选举制度、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制度、权力结构上的制衡制度、权力时效上的任期制度等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的实际发挥，才能取得公民的充分认可，并取得合法性。
三．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价值取向
秦晓鹰认为：关于新权威主义之争古已有之。辛亥革命后期就有人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推崇袁世凯实行权威统治；抗战前夕有人主张英明的军阀出来统治；抗战结束主张专制的蒋介石以《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每当中国到关键时刻，总是有推进民主还是依仗权威的选择。这里包含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问题。一是经济发展不应当是更高的、更优先的价值取向，其实民主需求、民主生活本身对于经济发展及商品经济的形成具有巨大带动作用；二是民主与自由不可分离，应该共同构成价值取向，脱离自由的民主和脱离民主的自由同样是不完整的，更不应先去追求“经济自由”；三是民主作为价值取向应该在现实中追求，决不能等待权威的恩赐和给予，也不可能是权威训导、培育出来的。因此历史上“军政——训政——宪政”的设计不可重演。
黎鸣进一步论证了民主与科学、自由共同构成社会的自组织机制，它决不应当是可有可无的手段或条件，而应当是社会发展价值取向本身。既不能夺取政权时需要民主，掌握政权就忽视民主，也不能经济不景气先不要民主，经济好了再找回民主。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公式出发，认为民主也是由经济繁荣决定的，或是经济繁荣以后才可取的。文艺复兴、英国革命、明治维新都不是以经济振兴为前提的，我国历史上振兴经济、发展贸易，甚至经济改革的努力不乏先例，但总是难免在政治极权与腐败面前撞车、滑坡。我国现实中不存在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经济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搞所谓经济体制改革，不改革权力关系而寻求“二元化”，是在价值追求上的避实就虚。
四．关于“开明专制”与“精英民主”
刘在平针对靠“开明专制”克服危机、推进经济变革和政治自由的观点发表意见，认为“开明”与“专制”不可能真正统一。开明君主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但总不免走向反面，或其后任不肖，或其本人由“明主”变为“昏君”。尤其到了当代，社会系统的复杂、多元，以及整个世界多方面的一体化趋向，更使“开明专制”丧失了理由和条件，任何权威只有在利益表达渠道多元、畅通，先进科学思想咨询作用得以发挥，监督、制约机制健全，选举与表决程序完善的民主体制中，才能保证决策无重大失误。历史到今天，任何政治强人思想的英明与才能的发挥难以逞斜线上升或直线平衡，而必然是大幅度升降涨落，民主体制的作用在于保障最佳人选在其政治社会化最佳发挥期里以最佳行为方式充当权威角色。吴知论发言指出：专制主义的“效率”是以群众愚昧、知识分子软弱、政治上全面控制为代价的，同时也是以社会前途寄予个人英明为“押宝”，这不应当再是我们今天的选择。
会议关于“精英民主”的讨论亦有所深化。孙立平就此作了如下分析：一方面有人担忧权威弱化和秩序失调，因而强调固化权威；另一方面又有人担忧用专制加强权威会挫创民主进程，而倒退到人治、专制的时代。而现在应该有“第三种担忧”：就是既无民主又无权威、秩序的状态很可能出现。他列举了统一意识形态的淡化、腐败现象对政治道德的冲击、改革中的政策失误、怀旧心理和“逆反”心理的蔓延等，认为权威与民主的双重危机的产生并非危言耸听。双重危机的相互作用又会导致“混乱——专制——新的混乱”的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出路在于建立新的权威基础，即法治与民主。但由于传统的权威基础向新的权威基础转化时会出现“权威真空”的断裂，因而我国近期民主化的目标应当是：以议会民主为形式的“精英民主”。
孙立平的发言使大家认同，对知识精英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建立在对局势与危机进行冷峻分析基点上的。与会者认为，对危机的感受、对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单靠利益需求是难以完成的。知识分子由于其与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天然联系，由于其开眼看世界、接受最广泛最新颖信息的能力，由于其穿透现实、克服短期行为、把握战略循环的思维层次而富于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现代化素质和意向，因而是现代化的社会动力。
尽管在抨击“脑体倒挂”、充分承认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上取得较多共识，但仍有与会者对“精英民主”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权威真空的原因将不是由于权力角色承担者的匮乏或其意向、素质的弱化，而是由于权威合法性的失落、公民对权威认可程度的降低。因而问题的关键是由知识分子充当权威再推动民主，还是把推动民主建设当成知识精英的现实作为。“精英民主”主张的悖论在于：知识精英向权力精英转化的前提必然是民主政治体制。同时，知识精英在极权结构中受传统体制“同化”在所难免。
有的与会者进一步指出：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大众民主”都只是从政治生活主体角度出发思考问题的，而民主的实质要义在于权力制衡和体制保障，舍此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的民主都不可能真正实现。
五．关于新权威现代化指向的保障机制
为了论述新权威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吴稼祥划分了现代化进程的三个必然阶段：旧权威阶段、新权威阶段、自由民主阶段。并从六个方面对三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区别和界定：一是从经济基础看，第一阶段是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第二阶段是半市场经济，第三阶段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二是从政治基础看，三个阶段的区别在于：“神授”或传统所授的军事政府、通过或不通过投票的民众选举、必须通过选举的“民众授权”；三是从政治制度看，三个阶段分别是无政党或一党专制、一党制或多党制、两党以上；四是从个人自由看，三个阶段的转换表现为从没有或基本没有个人自由，到有个人的经济自由或部分政治自由，再到多方面的个人自由；五是从最高权威载体看，旧权威是君主、教皇、军事或非军事首脑，新权威是立宪君主、新权教会主教、其他首脑，而自由民主阶段则以宪法为权威载体；六是从权力结构看，三个阶段依次为：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相对独立的议会、三权分立。吴稼祥进一步阐述了新权威现代化指向的保障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压力：１．人民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呼声；２．相对独立的财团所有者，即半中产化的阶级的利益要求；３．财政方面的压力，当国营企业再不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渠道而国家只能依靠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提供财政收入时，新权威就难以蜕变；４．外部世界民主化趋势，国际社会人权与自由的氛围。
就此，反对意见认为：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牵强的，尤其是“过渡”阶段的界定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往往沉湎于“过渡”中找到心理平衡而不思变革，醒悟时发现不是“过渡”而是“循环”，只有旧框架的突破与变革才是新发展的前提与起点。譬如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实际上是从体制上把君主拉向虚位，而政治运行、权力结构已纳入民主化轨道。发言者对史学中对１６８８年英国“光荣革命”所作的“妥协论”的解释提出质疑，认为透过承认君主象征意义上最高权威的现象，应该看到实质性变革已经突破专制体制与民主体制的“临界点”。因而君主立宪是对１６４０年革命在体制建构上变革效应的深化和固化，也是选举、罢免、任期、制衡等宪政制度发展完善的启动点。
有些发言者还认为，四个方面的压力，以及各种咄咄逼人的社会危机的压力，都不会自然作用于权威，因为在“首脑主动型”的体制中，决策者是否深切地、准确地感受到压力，并针对压力与需求理性地、明智地抉择，取决于决策者本人，这种不带有必然性的所谓“保障”不能从根本上作为保障。当权力因无制约而使其现代化指向成为偶然性时，权力的膨胀、腐败、闭塞和无规则成为必然。权力现代化指向的必然性取代偶然性只能靠民主政治的真正确立完善才能完成。
六．关于新权威主义的国际参照模式
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与会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国际上的情况：一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在建国初期过早地进行过引进西方议会民主的尝试，但由于国内缺乏现代化社会力量和素质，导致权威流失，甚至出现混乱。二是拉美国家政治强人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由于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新权威同市场化同步趋进，在政治上采用铁腕，甚至不惜镇压各种反对力量和动乱因素，从而扭转了权威真空，使进一步发展获得了稳定和秩序的基础。具有浓厚的专制意识的军人强权统治在推进现代化中的独特作用，构成值得主义、并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现象。
持不同意见的李盛平认为，对于国际模式的比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但决不能简单类比。第一，要看到历史条件的变化。墨西哥、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军人统治是在５０年代，而当巴西搞军人政权时就遇到极大困境。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世界性现代化潮流，而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有机构成。今天的极权统治已经有悖于世界性时代主流，也决不会适应已纳入国际一体化格局的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二，要看到国内条件的区别。南朝鲜人口仅３０００万，其强权统治在极不稳定的政局中推行，朴正熙自１９６１年上台后一直动乱频仍，其特务组织达４０万人，活动经费到７０年代达４亿美元，这些在我们１０亿人口的大国是不可想象的。林彪曾经搞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树立绝对权威，实际上为文革动乱做了铺垫，这种历史不可重演。第三，要看到国际背景的差异。“四小龙”背后是西方无形而强大的手在操纵。朴正熙、全斗焕都曾受到美国总统的耳提面命。总之，国际上各种情况作为思考比较的对象确有价值，但作为实践的参照模式，就决不能简单地移花栽木。
七．关于新权威主义的思想借鉴
一种意见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最新成果中肯定极权与秩序之间联系的观点是值得重视与借鉴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就列举了中国一党制和极权化，并阐述了其对于提高政治效率、强化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作为西方新保守主义代表的亨廷顿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从多元民主化、自由化国度的基点上强调效率与秩序，表明了其思维的开放与超越，对我们的启迪恰恰在于以“趋同意识”破除“门户意识”，认真面对中国极权历史悠久漫长的历史，力求以民主和法治的统一破除君主与动乱的循环，以变革与秩序的良缘取代极权与僵化的联姻。
八．关于新权威主义的现实性和操作性
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提出民主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无基础而图高楼，无起步而求腾飞，是出于急于求成的焦躁心态的政治浪漫主义。因而主张立足于现实权威结构，推进已经起步的经济形态转化，然后在市场机制完善、中产阶级出台条件下推进民主建设。这是风险最小、最可行的选择。
反对意见则认为，真正的政治浪漫主义在于幻想不变更体制而谋求真正的发展。浪漫，其实是一种对“仁治”的情感寄托，是一种回避实质的、对于变革过程理想化的一厢情愿。浪漫，在向现实表象的妥协中绕开现实的内在需求。曹思源以“破产法”经反复力争、终于在人大会议通过为例，力陈可行性在于民主实践、民主追求中的民主训练，“橡皮图章”变为“钢印”的过程，只能靠我们不懈的努力。他建议知识分子投身与修宪的论证、公民权利的充分行使等实际步骤中。
会议的讨论还涉及到新权威主义产生的背景、社会基础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改造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