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以权威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政治发展跌宕起伏，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权威主义领导人的离去，中国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的政治基础和权力效应相对薄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成为主要趋势。政治的渐进发展将成为检验政治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比较政治 权威主义 政治发展 民主化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发展，经历了 1949—1976 年的“毛泽东时代”与1978—1997年的“邓小平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政治领导人有着崇高的政治威望，独享创造和确定重大思想、理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领导人的政治权力与思想理论的结合，加上特定的历史因素，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特征。1997年后，随着领导人的过世，中国政治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后权威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政治的渐进发展成为主导趋势，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权威主义的定义。权威主义的概念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权威主义与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同属于人类探求知识和真理的四种基本方法论。持这一方法论的人们认为，某些具有特定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才具有确定知识和真理的权力。权威主义产生于人类的古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发展，从知识、思想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成为某些特定社会形态政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权威主义概念引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分析之中，有利于建立一个超意识形态的新视角。同时，与西方研究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时，广泛使用的但与中国的实际并不相符的威权主义概念作一区分。也是对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国内活跃过的新权威主义理论作一个拓展。
权威主义的形成。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末，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为权威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列宁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并逐步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扩展。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同时为了使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提出了著名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告别了资产阶级民主下沙龙式的政党模式，向高度集中统一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转型。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学说，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补充。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后，这些具有鲜明的列宁主义特征的思想原则，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中得到普及。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日起，“就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以及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实际经验和建立了雄厚的政治基础，他的丰厚的理论建构和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他本人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袖。“毛泽东思想”因此成为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个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及毛泽东思想发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也相应做出了重要规定。1943年 3 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明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项规定在政治上强化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权威地位。
权威主义的发展。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成果来之不易。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到革命胜利，所走过的道路极其曲折和异常艰难。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执政党的历史地位，也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最重要来源。由于毛泽东为夺取这一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威望在共产党内乃至全国范围内，达到新的高峰。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目标逐步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和发展经济。在 60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例如，统一了国家，巩固了多民族的团结；以现代化为目标，推动经济的发展，重新确立了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从 20 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使经济开始腾飞，人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综合国力也大幅度提高。为全面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跌宕起伏的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在决策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例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以及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评价这些成就和失误，在学术界包括在党内有不同见解。但总体上，还是倾向于把它们同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判断乃至个人决断联系起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一节时指出：
“这十年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决议紧接着指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这一状况进行了如下分析，“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对于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作出这样的评价：“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在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时，决议再次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权威主义的载体是某些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和人格特征的领袖人物。随着领袖人物的离去，时代变迁必将来临。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毛泽东的年迈多病，以及周恩来总理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权力结构出现巨大真空，这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条件。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推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 4 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此作出这样评价：“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的治理整顿，为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改革开放序幕的逐步拉开，邓小平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的领袖人物。在“他的指导下”，1978 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共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他作为党和国家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战略思想，主持制定了有关党和国家的一系列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政策。中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发展，或者说每一项重大事件包括政治运动，以及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功和失误，都与他的意志、判断有着紧密关系。1997年 2月，邓小平去世后，他的思想、理论被概括成为邓小平理论，并继毛泽东思想之后，作为以个人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2004年 8 月，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再次重申了这一评价。
权威主义时代的政治特征与权威主义的终结。作为权威主义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在内容上有着重大差别，前者主要是革命与改造；后者主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是对前者造成的正常社会秩序破坏的一种修复。同时，两者之间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领导人作为新政权的创立者，经历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洗礼；在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担任过十分重要的领导职务，建立了雄厚的政治基础和崇高的政治威望； 以个人创造性的论著和论述为基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理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构成了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治的凝聚力。因此，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在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当其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时，一般受到的阻力较小，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资源的调动与整合，快速走上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但当其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时，往往也难以纠正，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灾难。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面临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阻力。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之所以能够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邓小平个人在党内外的凝聚力、号召力。之后，从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年代，改革开放每一次遇到新的瓶颈和障碍时，也往往由于他的干预才得以重新扬帆起航。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中每一次曲折，每一次动荡，也与邓小平个人判断有着很大关联。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革命和战争年代产生的领导人的相继去世、经济社会长期在和平条件下的发展变迁，以及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和意识形态的淡化，权威主义形成的土壤不复存在，后权威主义时代到来。
后权威主义时代政治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障碍。不容置疑，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一些政策，以及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影响等等，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现象。例如，腐败泛滥，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管理体制相对陈旧、僵化与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的不相适应，所造成的群体事件频发；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上的摩擦等等，对后权威主义时代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经验证明，改革尤其是推动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健康的良性发展轨道，是最终解决以上矛盾和问题的难以迂回的途径。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风险与障碍是巨大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尤为值得警醒：
1． 政治领导人合法性基础薄弱，政治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弱化。在后权威主义时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经历，从政历程相对简单；也不具备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合法性基础；领导人产生的机制并不健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因此，他们在党内和社会内的威望和认同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员能力和权力效应，比权威主义时代的领导人明显地弱化。在推动政治改革过程中举步维艰，阻力巨大。如何化解来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意识形态、历史欠债等障碍和阻力，是对政治领导人智慧和意志的重大考验。
2．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中的摩擦。中国实行了 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大多数年代里，中央政府具有绝对权威。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状况达到了顶峰。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权力过于集中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为了打破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央政府走过了一个不断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过程。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部分区域性经济的超快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实力不断增强。在地方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号令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陈希同事件”、“陈良宇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都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发生冲突的典型案例。今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地方的认同和支持(首先体现在选票上) ，更成为中央政治领导人考虑的因素。中央的政治领导人将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状态。
3．在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下，面对各种日趋激进的社会思潮。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不断地生成和发展。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新左派等各种思潮，都从各自的立场和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审视和批判。对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提出各种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解决方案。如何最大限度地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协调各种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既坚定捍卫代表主流民意的大政方针政策，又能够給予少数派在体制内生存的空间，是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课题。处理不好，将为大规模的社会动乱造成思想动因。
后权威主义时代政治发展主要特征。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在民主、法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权威主义的历史终结就是这一进步的结果。尽管中国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改革方面，风险和障碍依然存在，有时还会出现暂时性的曲折，但政治进步的道路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明朗。这条道路将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和平、渐进将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告别了权威主义，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将会越来越严格地限定在宪法、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章等制度性的规范之下。随着民主与法治的深入人心和不断健全，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将日益增强。可控的增量改革将成为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方法和手段。避免出现动乱乃至革命，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这也不应成为拒绝普世价值和拒绝改革的借口。在中国走一条和平、渐进、增量改革发展道路，是检验中国政治发展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最优选择模式。
2．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成为重要趋势。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领导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政治基础相对薄弱，无法承受重大的决策失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小心翼翼地行使权力，是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最主要的选择方式。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票决制”和在中央领导层已经经常化的学习制度，也是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具体体现。
3．亲民、务实将成重要的政治口号和领导人的形象特征。缺少了对权威主义的依赖，领导人将更加注重自身的“亲民形象”。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一般都具有在基层长期工作的经验，相对比较了解普通民众的疾苦，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解决某些特定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以此来增强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将是增强领导人合法性基础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历史悠久、专制制度历史漫长的国度，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最终建立起一个高度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与挑战，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艰难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过程。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重重阻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既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也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它也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信心和可以借鉴的经验。其中最重大的经验就是，任何改革都具有鲜明的人为特征，可以上升到科学的层面加以论证。通过对改革过程的精心设计和有计划地控制，能够大大降低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大幅度提高改革的成功率。在后权威主义时代，通过政治的增量改革及在和平、渐进的中稳定运行，逐步建立起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四大支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民主、繁荣文化，将使中国的现代化站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
（《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