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 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现在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例如，有一些外商和一些非公经济人士向我反映情况，最后总是叮嘱我千万别跟地方领导说。我说你反映情况的目的不就是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让我跟地方领导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里就没法待了。我给你反映这些问题，是希望你们立法，但你千万别说。这说明，地方领导在裁量很多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有一位企业家到某地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挽救过来，由亏损户变为赢利大户。这时，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采取强制手段将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仅仅归还他原始的投资，连利息都没给。我几乎每天都接触到这类问题，看起来都是我国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从网上看到有位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某地方政府的稿件，当地政府竟动用了公安人员来抓她。我想，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尽量减少人治。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内容，应该说基本完备了。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

我还说过，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行依法治国。

此外，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包括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新闻研讨会上讲过，媒体的作用应当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 真”。我认为，我国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媒体的监督作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要大胆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我认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例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而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去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那效率和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

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我们最近对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不少香港的汽车都开到深圳来空车加油。不但油箱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要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

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就用鞭子赶。

当用刀砍或用鞭子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建设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政府认为电力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3天开4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

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心理，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 挤上去的时候，你就对车上的人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政府不应限制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基本克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 所以追求GDP，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由于财政收入是分灶吃饭，我听说在有的市里，一个房地产商即使在某个区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但要在另一个区开发房地产时，还要在那个区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以便增加那个区的税收。我认为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过分集中权力，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过分集中财力，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