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经济发展，我从长远一点的角度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最近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2002至2012年，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最近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地保持在7%至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2023年，我们的增速可能在7%左右，整个增速在7%至8%之间。
从当前看，我们十年内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最大的挑战。
环境是这十年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环境。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超过了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性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说过，"人们不可以过渡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我们。"上世纪60年代雷切尔·卡逊生在《寂静的春天》书中指出农药对环境的危害，此后不断地有这种报告发表，上个世纪80年代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真正落实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也就是这十年我们一定得想办法来改善我们的环境，降低我们的环境成本，这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一个民生问题。
中央很重视，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但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形势仍很严峻。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换言之要保证7%的经济增速，就需要4.9%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地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我们要减少汽车尾气对环境的污染，尽管我们尽量想办法限制汽车的增长，但是汽车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可以限制，但是总量还是在增长，北京的情况比较的突出。反过来说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标准。我们原来汽车的柴油是国一标准，硫含量是500个PPM，按照国外欧美的标准是10个PPM，也就是我们一辆车排放量是人家50辆车的成本，当然提高标准就要提高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让生产者负担，那我们的消费者也要负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污染问题解决。
应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第二个挑战是财政和金融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但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账吗？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地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再一个问题是银行坏账，现在采取的办法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投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改变过分依靠投资的模式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这个大家都知道，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只要有投资就会有GDP。
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分有三种：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里7至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否则即便GDP达到10%又有何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他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但投资增长绝对不只是1%，因为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不过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说明这投资的效益太差了。但由于它能拉动GDP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因为热衷于去投资，对怎么样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就不重视了。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通过制度创新化解发展难题
这些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结构要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就要有一种引导演化的动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对我们的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我认为它当然是拉动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看，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民主化，而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又有两方面的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一方面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这肯定要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其边际产出虽然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农村这些低收入人群，转移到城市后的收入能够进一步改善。
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央提出了，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核心，这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的做法；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民进城以后，要解决他们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点非常重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改革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有点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了，但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了。但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这次三中全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应该是明确了这个问题：
1、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2、要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3、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应该农民有股份，有分红；4、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解决我们国家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原来农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制度创新在将来我们都会看到，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在国外演讲时，遇到一些人提问，中国经济是不是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放心，中国经济下行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够盲目地乐观，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成绩，这些年来取得的各方面的进步，这点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成思危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