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做出“将发生大改变”的判断。
根据多年研究的体会，对国际形势轻易不要做出诸如发生大改变的判断，很多事是否会有较大影响很难确定，会变得很快。例如2008年以后，很多人在探讨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和对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例如冷战后本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现在是不是衰落了？如果美国衰落了，世界局面将出现怎样的变化？
在20世纪历史中，有过多次做这种预测的先例。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全面质疑，首先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始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一度如日中天，出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全世界都在质疑资本主义的前途，认为资本主义没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且二战把当时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打成一片废墟。一方面是欧洲衰落，另一方面是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高歌猛进。后来很多新兴独立国家要在两者之间做比较，进行选择。挂社会主义牌子的国家最多的时候达60多个。
第二次对资本主义的质疑出现在70年代前期。最初的起因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惨败和几乎同时发生的世界石油危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在越南打了十年，结果是1973年不得不从印度支那甚至整个亚洲全面撤退。当年10月爆发中东战争，中东产油国对美国和欧洲国家实行石油禁运，这不仅冲击到欧洲，连美国也陷入恐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对美国是又一次深度打击。
这几个大事件在国际上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和资本主义衰落的象征。苏联领导层当时做出重大的判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了，世界革命高潮真的正在到来，苏联的对外政策应该主要是推动世界革命高潮。于是苏联开始支持世界革命运动，包括支援古巴出兵安哥拉，并在非洲支持各种反西方的武装斗争；与越南结盟并支持它在印度支那地区搞军事扩张；最后是直接派遣2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
1975年东西方本来达成了《赫尔辛基协定》，在此前后欧洲的确出现了缓和局面，如果苏联利用这个时机进行经济建设和革新，苏联的命运和世界政治图景会有很大不同。但苏联的扩张导致新一轮冷战又开始了。后来的发展证明，苏联领导人的战略判断是错误的，这一战略性错误导致国力大幅衰落，入侵阿富汗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也使苏联难以长期承受。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反复。就像越南战争导致美国衰退一样，阿富汗战争是导致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到1980年代中期想要改革的时候，已经财力枯竭。顺便指出，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镇压了那里的改革，也导致苏联内部改革探讨的终结。邓小平说过国家可以犯错误，但是不能犯战略性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吧。
东亚棋局中看中国与美国。
在二战以后，任何国家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历史结论。9.11事件之后，美国反恐战争导致过度扩张的结果就是目前面临的困局，美国的世界地位遭受沉重打击。要人类接受历史教训是非常困难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又面临性质相同的判断问题。现在所谓战略形势的讨论尽管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但从大背景上看，争论的本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过去的争论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各国家的大战略部分取决于对2008年危机后资本主义能否重生的判断。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总要讨论资本主义的命运。
2008年以来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争论越来越深入，涉及到经济、社会和民主制度等等，还不能说谁的判断就是最终结论，但国家的战略判断一旦出错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中美关系其实是这个大判断之下的中层问题。我想谈的首先是东亚现在是什么局面，在这个局面中如何看中美关系，看美国的政策，看中国的行为。不能只从中国现在发展的绝对程度和相对程度来看地区问题。中国现在的环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以放在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的大进程来看，并进一步看在东亚的大进程中，中国起了什么作用，把美国放在什么位置上，即从更宏观的地区历史中看当前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
冷战结束以后，或者进一步上溯到19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东亚的本质特征就是繁荣，以致到21世纪，东亚继欧洲和北美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中心。中国的世界地位是建立在这个大趋势的基础上的，没有东亚的繁荣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同样，没有中国的繁荣也没有东亚的中心地位。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就是如此的兴衰与共，中国的发展要放在东亚繁荣这个大环境里面解读。
东亚出现繁荣的过程不同于欧洲。欧洲在成为世界中心的历史进程中，战争不计其数，直到二次大战后，人们甚至都认为这个中心已经衰落了，欧洲在70年代重新兴起也算是世界奇迹之一，当然也是特殊的条件的，即所谓“美国拯救了资本主义”。欧洲的复兴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它对依附在苏联帝国下的东欧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吸引力，这种吸附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当前的乌克兰局势就是其表现之一。苏联则因错误判断战略形势，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同时在世界各地扩张，导致力尽财穷，孤家寡人。1980年波兰危机发生时，苏联领导层已经明白，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像1956年出兵匈牙利、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行干预了。
欧洲复兴的例子也说明，国家的兴衰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得了的事情。德国在二战中被炸成了粉末，日本被炸成一片废墟，可是经过大约30年，又成了世界经济中的老二老三——要是没有中国，它们现在还是老二老三。国家可能会犯战略错误，但选对了道路，还可以比较快的复兴。近代历史上没有“国家兴亡在某一战”这种规律，那是政治动员的口号。现在有一种笼统的说法，即大国崛起需要战争，或难免一战。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选对走什么道路是最重要的，当然也包括不得已卷入战争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德国和日本不发动战争，国家状况会比现在好的多，战败后回到正确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才得以复兴。如果一定要说国家崛起与战争有关的话，打赢一场正确的战争才是有意义的。
在东亚，几十年来维持了基本和平稳定的局面，这是东亚持续繁荣最基本的条件。到现在为止，我不认为这个局面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个地方太繁荣了，各国都希望从这里得到好处，各国都关注这里，而且可以说不论哪个国家都不想破坏这里的繁荣局面。在这里发生的激烈竞争与过去那种领土竞争从本质上讲是不一样，更多的是争的技术、资金、财富转移等等。这依赖于这个地区能不能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的确存在一些可能会引起地区大变动的因素，例如各方都想在这个地方维持大致上的均势，结果却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局面。一方面希望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担心有人破坏它。现在问题不是有人想主动破坏它，但是大家都担心它被破坏。有关国家缺乏互信，互相都带着警惕的目光盯着对方。越是看好越想多占点；越想多占就越怀疑对方，这种气氛持续上升，会使一些具体问题如领土争端成为引发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全面认识和把握东亚形势很重要。
我还想谈一下在东亚地区繁荣过程中，中国的作用和贡献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当时就是为了依托东亚地区，利用东亚正在兴起的繁荣。当时东亚的兴起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向东亚国家开放市场，它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因此获益甚多，80年代一度在东亚的投资和援助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也导致了美日之间紧张激烈的贸易摩擦。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下决心加快中美正常化也是为了赶这班车，他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极为重视历史机遇，有历史紧迫感。拖了8年的中美建交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解决，中国领导人的决断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同盟体系与中美战略合作是东亚能维持和平稳定的两个基本条件。中美因结构性矛盾无法建立同盟，双方只能不断找办法来维持战略合作，没有中美战略合作，这个地区就会出现动荡甚至对抗。
第三是把苏联的扩张和苏联的模式挡在地区之外，这也是决定性的。东亚地区不走市场经济的路是发展不到今天的。二战以后，苏联提供了与欧美不同的另外一个发展模式，中国也曾经学这个模式，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苏联模式，结果促成了东亚地区整体的市场经济局面，整体地进入到世界体系中，并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可以说，中国的贡献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与美日等国合作建立反苏统一战线。苏联解体后，原有的格局并没有根本变化。没有那些战略性的事态，东亚不会有长期的稳定与基本和平，也就没有现在的繁荣。
中国有塑造安全环境的能力。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只要国家战略不改变，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几次处理关键性的时间其实麻烦也是很多的。特别是是90年代，例如1996年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比现在紧张的多，也能闯过去。当然，中美确实存在严重互信不足，双方都有那种思维，即紧张地分析对方的一举一动，要从对方的每一个行动中发现阴谋诡计，结果是累积的互信还在上升，这也是历史的宿命吧。
中国与美国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双方为什么会这么互相警惕、这么紧张？都说有结构性矛盾，即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从经济、社会层面观察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额4000多亿，接近5000亿美元；双方有大量的人员互访，中国去美国留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数以20万计，跟美国结成姐妹城的城市上百吧，双方数不清的企业往来，还有不少跨国婚姻。去年因偶然的机会参访了在建的宁波三门核电站。那个核反应堆的技术是美国的，号称是美国高于“三代”核电技术，在美国也是很新的技术用到中国，从施工机械、管理到质量检查，都是按照美国的标准，非常严格。仅就这一个核电电项目就这样大规模的合作，包括利用美国的技术，冲突在中美关系中到底占在什么位置上？这些综合起来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全貌、全局，从中可以看清楚很多炒作的事情到底是多大的事情。
三门核电这么大型的项目，就建在海边，而且用美国的先进核电技术。当时选址的时候、决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时候，中美关系跟现在有根本的不同吗？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公众的福祉、中国公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愿望也是实质性的，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解国家的主要政策，在大政策的框架中如何分清楚大事小事是很重要的。
历史证明，中国有很强的塑造自己所需要的环境的能力。80年代中期，邓小平说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需要和平与发展，然后就照此目标塑造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毛泽东总是担心战争马上要爆发了，中国天天备战，把周围形势搞得很紧张。1969年跟苏联爆发珍宝岛冲突，此后国内用于备战的钱跟打一场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差不多。所以说中国认为形势紧张，就真的会搞得很紧张；我们说和平与发展，就有能力把事情摆平。现在美国说要“重返亚太”，有些人感到紧张，需要确定的是到底紧张到什么程度。从历史上看过来，跟美国人仗也打了，当有战略需求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很快和解。
从历史上中国较大的战略调整看，中国为自己塑造安全环境的能力极强，主动权不在其他国家。当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越南和阿富汗三个方向威胁中国，包括施加军事压力，最后结果是它自己解体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再早以前，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在中国东南一线建立了弧形包围圈。但到90年代初，菲律宾要美军撤出，说苏比克美军基地是殖民主义的遗留物，当然现在又希望美国人回到菲律宾。历史就是一圈圈的转，见多不怪。只要中国在大的战略判断上不失误，辅以外交行动，加上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应该说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能力比过去更强，应该更有自信。中国的周边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不必把历史遗留的问题诸如领土纠纷等升级夸张到战略形势改变的地步。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就不能友好合作吗？历史无数的例子证明答案不是如此。
(在《世界知识》杂志关于美国防长哈格尔访华研讨会的发言整理，杂志拆开发言分装在几个部分，发表在题为“哈格尔效应”的专栏讨论中，小标题是编辑加的，文字略改。)
来源: 《世界知识》2014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