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成功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这个生产方式是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及与之相联系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政府依靠土地国有建设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以及公路等基础设施招商引资，有力促进了产业集群和分工网络的形成。但政府拥有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必然导致投资冲动、消费压抑。不过在潜在人口红利以及欧美高工资、高福利导致超强国外吸收存在的条件下，这反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国内劳动力供给出现刘易斯拐点和欧美消费率下降时，便需要检讨土地招商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向个人界定可能是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关键选择。

一、引言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相伴随的是其特殊的增长结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众多制度安排看来并不完善（如产权并未清晰完整界定给个人）、不合理现象大量存在（如投资冲动、消费压抑、长期双顺差等）的情况下实现的，甚至是在看起来不大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实现的。[2]如何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更是个难题。[3]中国的高增长很难用主流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30年的高增长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奇迹”。[4]问题是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奇迹只是表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还缺乏深入认识。许成钢就强调不存在“中国奇迹”或者“中国之谜”，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源于中国社会有一些自己的制度，正是这些制度解决了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5]那么这些特有的制度是什么，又是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什么机制实现增长的？因此，众多学者投身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解释。这不只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涉及如何判断中国增长前景的重要实践问题。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持续高增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特殊增长结构做了解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分析了高投资的产权原因及其宏观经济后果；[6]尹世杰认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资过剩；[7]樊纲、王小鲁利用收入和城市化水平、交通运输和通讯设备条件、银行卡和养老保险的普及率、基尼系数等变量综合分析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8]罗楚亮引入持久性收入、暂时性收入、收入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医疗和教育支出的不确定性变量分析了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9]万广华等引入包括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各种类型的自变量分析了农户的储蓄行为；[10]刘伟、蔡志洲分析了二元结构对于GDP最初投入成本结构，以及GDP最初投入成本结构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影响；[11]李扬等强调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造成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12]Kraay、Modigliani and Cao认为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13]Kraay还认为约有10%的储蓄不能由中国因素来解释，有必要将其放在中国经济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经济之中才能得到解释。卢峰从产品内分工角度认为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在特定开放时期下国际分工导致的。[14]余永定则系统分析了双顺差的成因与后果。[15]

上述分析从不同角度很好解释了中国特殊的增长结构，不过总体上其对于中国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于产权国有就持否定态度。[16]又如尹世杰对于投资挤占消费也持否定态度。[17]再如余永定对于双顺差也是持否定态度的。[18]但是，一个不合理的增长结构怎么可能让一个经济维持30年的高增长呢？可见，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30年的高增长。正如本文将要指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障碍，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当然，当约束条件改变，这样的反常的特殊增长结构将不再是增长的原因，反过来又会成为增长的障碍。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结构调整的内在原因和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王小鲁、王小鲁等从工业化、城市化角度解释了中国的高增长及其它相关问题；[19]蔡昉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解释了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同时指出中国社会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于2013年左右趋于消失。[20]李扬等综合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改革解释了中国的高增长。[21]当然，还有诸如和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劳动者更有纪律性和更能逆来顺受、[22]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市场化和比较优势的发挥、[23]中国的高增长源于市场化和特殊的双轨制制度安排等等解释。[24]不过限于分析视角的选择，本文不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考虑，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红利、低劳动成本解释的进一步分析上。

其实，困难不在于说明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的高增长，而在于说明为何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利用工业化、城市化成功实现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些说，没有中国利用的好。而拥有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国家多的是，为何这些国家没有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增长？例如印度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为何没有“印度制造”？非洲也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为何同样没有“非洲制造”？故不能不反思：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是否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成本上升是否中国制造面临困难的真实原因？中国的增长前景到底怎样？

可见，我们需要回答：中国到底因为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成功实现了潜在生产能力转化成现实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了持续高增长的。为此，人们从地区竞争角度对此给出解释，这也解释了（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5]

的确，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地区竞争密不可分。考察地区竞争的主流文献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从财政分权和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入手探索竞争的机制；[26]二是把地区竞争与中国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联系在一起，解释竞争的形成。[27]可问题在于，竞争是一个与稀缺性相联系而存在的概念，只要存在稀缺性，在非罗宾逊一人世界竞争就无可避免总会存在。而且竞争并非总是好的：有的是生产性的、租值增值的竞争，有的是非生产性的、租值消散的竞争。因此竞争本身无需强调，竞争的具体方式及竞争准则才该是关注的重点。[28]对此，张五常用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建立一个土地使用的“佃农理论”，对地区竞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增长给出新的解释。他关注竞争的具体方式及竞争准则的使用，指明了地区竞争最激烈也最重要的乃是县际竞争，而县际竞争又主要围绕土地使用而展开。[29]

可是，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由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所有权相相分离，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便无可避免，低效率使用也无可避免，而长期的双顺差亦与此有关。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普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现象。[30]然而问题在于：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以及被低效率使用，而双顺差也是无效率的，那么又怎么可能和经济长期增长相兼容呢？可见，如同需要思考“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的高增长一样，我们同样有必要揭示到底是怎样的约束条件使得看来不应该有的持续高增长发生了。本文研究将表明，这个约束条件与中国经济呈现的低消费、高储蓄、双顺差这样的反常增长结构能够导致中国高增长的其实是同样的约束条件。

本文探讨和回答：中国到底依靠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成功实现了潜在生产能力转化成现实生产能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这个组织结构又是依靠什么约束条件才成为现实的？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安排，到底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才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的持续高增长？该制度未来还会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吗？为此需要做怎样的结构调整？本文重在考察“不合理”的增长结构在怎样的约束条件下彼此匹配变成合理从而成就了中国30年的高增长，把中国的高增长及其特殊增长结构放在一个依赖于特定历史条件极其转变的大历史视角下来给出一个“大拼图”解释，进而给出中国的增长逻辑的解释和前景的预测。

接下来的第一部分说明中国制造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简单地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成本上升是中国制造面临困难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第二部分说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是中国建立先进生产方式的重要有利条件，也是特殊增长结构的重要原因，过去是福不是祸；第三部分说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未来又是祸不是福，需要将其清晰界定给个人，并且对中国的增长前景给出了一个基于约束条件之上的预测。最后是主要结论的一个概括性总结。

二、中国制造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

中国的经济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中国因此而有“世界制造工厂”的声誉。众多文献把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的成功归结为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31]但是，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成本低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也低，这只会不利于而不会有利于经济增长。逻辑上，中国经济（中国制造）的成功不可能简单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但是没有“印度制造”；非洲也有的是年轻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同样没有“非洲制造”。

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结构。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中国存在广泛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形成显著的都市圈经济，地区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形成紧密的垂直分工，表现出很高的竞争力。[32]德勤公司、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众多驱动因素中，供应商网络的建设方面毫不逊色于几个发达国家，甚至领先于个别国家。[33]这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零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方面，无人能敌中国。

全国主要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理分布示意图和省级工业园区分布情况

图片来源：中国开发区网（http：//www.cadz.org.cn/kfq/index.jsp？id=561）。

既然中国制造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那么中国制造的困难也就不是劳动成本上升之过。在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劳动成本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制度障碍限制劳动的自由流动，那么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在别的企业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一定是别的企业和部门产生了对于劳动的需求。在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断不可能劳动不在别的企业和部门创造更高的价值，没有别的企业和部门增加劳动需求，而出现劳动成本上升。所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成本上升，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做不下去破厂倒闭，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但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

众所周知，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会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经济增长了。我们看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会高增长，可是我们忽略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和务农收入相比较，打工收入是大幅度上升了。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的竞争力应该愈强，经济增长也应愈快才对。我们观察到西方国家劳动成本高，经济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缓慢，这只是表面现象。西方经济缺乏竞争力，经济增长缓慢，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高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的高工资是人为拔高的，而不是市场决定的。总体上，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不应该对经济造成困难才对。[34]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我们要研究，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推高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的话，那么沿海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户籍制度、医疗制度、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大有关系，是它们制约着劳动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减少了沿海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高房价等导致的工人高生活成本，不仅仅是工人的生活成本，同时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这正是科斯定理的隐含含义。如果我们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面临困难的病根与中国的增长前景。

面对劳动成本上升，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是不负责任。假如是做内需，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做外需，那是绝对不行的。在古代，经济中心原本在中原，为什么近现代转移到了沿海？很重要一个原因当今是全球化时代。面向全球生产，沿海具有天然的优势。把人转移到沿海来生产，成本显然比将原材料和产品运来运往在内地生产成本要低。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中国还要避免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如果人为拔高工资和福利就能改善百姓生活，那就把最低工资规定到每个月10万块，岂不是我们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伴随的劳动成本上升永远都是好事。如果说一个国家增长的基础是低劳动成本，那岂不是为了经济增长，倒要有意的压低工资收入了？而压低了工资收入，经济就总是能高增长了？可是实践已经给了明确的答案：高增长不在劳动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在劳动成本更高的中国。何况，我们发展经济不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果劳动成本不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怎么提高，怎么可能过上好日子？

但要克服和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劳动成本的推动。任何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外的因素导致的劳动成本上升都只会给经济带来噩梦，最终让人民不能过上好日子。

在供给的其他方面，中国也不差。中国的基础设施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能够赶超的。中国的劳动市场相对具有弹性，虽说也有工会，但没有西方国家工会那样的职能和作用；虽说也有最低工资法，但法定最低工资比市场决定的最低工资还要低。中国的产权保护其实并非我们想象的差，一些方面差，一些方面其实不差；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差，当然经济形势坏的时候可以变得很差。中国名义税率很高，企业承担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但是中国偷税漏税现象普遍，因此中国的实际税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高。中国制造业的实际税率是25%，低于世界平均值26.2%。[35]经济形势恶化，偷税漏税就困难了。经济形势恶化，政府部门就会严查税收，即便减一点税，企业的实际税赋反而会增加。

笔者观点有些与众不同：西方国家因为一户人家竟然高速路改道，机场移位，这不是保护产权，是破坏产权。产权保护具有相互性。100户人家，99户愿意拆迁，但是1户不愿意，保护了1户人家的产权，实际上就是破坏了99户人家的产权。在美国，件工合约是非法的。这不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利，是在破坏产权。动不动就罢工，这也是破坏产权。合约签订了，只要没有强制，是自愿签订的，那么不管情况怎么变化都应该遵守合约。自由也要体现在遵守合约上。美国“腐败”比中国严重得多，中国只是几千万干部在腐败，美国是全民“腐败”。那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不是“腐败”是什么？印度孟买有60％约700万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其中位于孟买市中心的达拉维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8平米。很多白领奋斗一辈子，连公寓都租不上。因为什么？因为有个生效了50多年的《租金控制法》。这个法案把租金规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并且规定一旦租客在一处住房中居住满一年，那他就有优先权来买这个住房，如果不购买，那么只要他交房租就能无限期住下去，并且禁止房东将超过一年的租户赶走。盖房和出租房子利润小麻烦大，所以买房意愿低。[36]

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客观观察，那么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

三、非常态增长及增长结构的内在逻辑

为什么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与中国土地国家所有有很大关系。土地国有，政府才有可能建立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在一个土地私有的社会，靠政府强力去建设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无法想象。不能否认，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建设基础设施辅之以引进外资等措施，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

但是，以这样的模式发展经济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任何资源假如国家所有，那么就会有被过度利用的倾向，并且还有低效率发生。这是“公地悲剧”的含义。实证研究显示中国普遍存在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现象。[37]其次，这个模式会产生消费压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不可能消费，有了收入没有人不消费。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收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消费必然受到压抑。再次，这个模式要获得成功，有赖于技术外生的条件。技术外生给定，最优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制度安排。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民间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38]而且，一般来说依靠市场来交易技术费用高，因此只有技术外生给定，依靠产业集群交易中间产品来组织分工和专业化才最经济。相反，如果是新技术，则大企业更有优势。

中国社会不只是人口众多，整个社会还呈现典型的青壮年特征。这使得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特点。中国的人口是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鼓励生育，经历了60年代的生育高峰，70年代强制推行计划生育，到了8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又开始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人口再次出现一个生育高峰，从而形成的一个极其特殊的人口结构。通常情况下，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会增加，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获得就业，那么就不只是导致收入增加，储蓄增加，经济的消费倾向会下降，储蓄倾向则相应上升，结果是经济的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上升，经济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一度达到72%的高度。[39]

储蓄-投资=出口-进口

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如果没有国外需求对于国内巨大产能的吸收，那么经济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就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所以，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是有前提条件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需要有国外需求对于国内产能的吸收。

但这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没有问题。过去二三十年，因为有IT革命、柏林墙倒塌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二者对于制造品价格上涨的抑制，西方国家可以长期超发货币，大搞赤字财政、超前消费，[40]从而有效吸收了投资冲动、消费压抑的中国的过剩产能。

一边是中国投资冲动、消费压抑、产能过剩，一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任何一边，离开了对方，经济都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相互依赖、互为补充，才成就了世界经济的过去的均衡高增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中心。

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同时吸引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来发展经济还需要另外一个条件，就是经济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势必会产生扭曲和效率损失。如果只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能被国外需求吸收，而没有相应的收益来弥补产生的扭曲和效率损失，那么长期的高增长同样不可能实现。

逻辑上，一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那么资本项目就会逆差。但是中国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却长期出现反常的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也顺差的双顺差现象。无疑，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同时顺差的重要原因。无可否认，双顺差意味着中国一边高价向人借钱，一边又把钱低价借给别人，这中间存在扭曲，存在损失。无可否认，土地国有，过度利用、过度投资便无可避免，这也是扭曲，是损失。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在过去是有积极作用的，作用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让13亿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依靠土地优惠、税收减免招商引资，虽然存在着消费压抑、过度投资，存在着一边高价向人借钱，一边又把钱低价借给别人的双顺差，但是这种消费压抑、过度投资、双顺差正好是特定条件下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的一个有效手段。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不是一般地多，而是大量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的生产率低，工业劳动的生产率高，将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到工业部门，必然提高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41]再者，人不仅仅是要有活干，要获得收入，否则社会就会不稳定，为避免社会不稳定就要支付大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为此而支付的大成本。而且，人力也不能储藏，人年轻的时候是资产，但是老了走不动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就不是资产了，人力不能储藏的特性决定了人力能用要尽可能地用尽用完，哪怕支付一些代价但能把人力充分利用起来，其实是值得的。最为重要的是，人是主动资产，通过干中学，可以有效积累人力资本。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源于知识的积累。[42]这些年，中国几亿农民最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正是在打工过程中完成的。概言之，“扭曲”背后其实暗藏巨大收益。正如获取任何收益都要支付代价，“扭曲”其实是获取收益的必要代价。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在技术模仿和赶超阶段，这也给了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发展经济提供了条件。虽然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新领域政府具有劣势，但是在技术外生给定的模仿和赶超阶段，政府依靠其动员资源能力强的特点发展经济还是有可能的。东亚在快速发展的赶超阶段基本都内生出了一个“强的政府”，政府深深地介入经济活动，就是这个道理。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辅之以招商引资，有力促进了产业集聚和集群的形成。

在过去外部超前消费能够吸收巨大产能、内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土地国有、消费压抑、过度投资、双顺差，所有这些不仅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障碍，反而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没有潜在的巨大收益，一个扭曲政策下的经济怎么可能高速增长三十年？

四、结构调整、产权变革与中国增长前景

可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后形势起了变化。当IT革命的效应已尽，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完，没有了抑制世界制造品价格上涨的力量，西方国家再超发货币、大搞财政赤字就要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之所以是在2007年紧缩货币，恰恰是因为那时中国出现了“民工荒”。所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制度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危机，是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低投资这样的各自结构失衡但又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的中美两国“双人舞”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制性终结。

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开始紧缩开支。美国的储蓄率在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未来，再没有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货币刺激政策已经用到极致，而财政赤字也都达到了极限状态，再进一步应用刺激政策的余地较小，[43]这决定了全球再也不可能有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长期地、大规模地扩张财政与货币了。这也是说过去二十多年其实是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高工资、高福利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这就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西方结构调整是要降低其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涨工资、增福利易，降工资、减福利难，结构调整谈何容易。但是不降低本来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其经济不可能重回高增长轨道。

因此，中国的外贸再也不可能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了。这决定了中国也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就是要把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外吸收下降的情况下，曾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利好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大障碍。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储蓄、低消费除了特殊的人口结构原因外，重要一个原因是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因此中国结构调整核心是要克服上述制度造成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这需要进行深层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重。然而如前文指出的，消费与收入本质上是一回事，增加消费核心是增加收入。由于劳动收入总有极限，因此增加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收入。当今中国，由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百姓获取收入的另一来源就被人为阻断了。这决定了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经验上，我们没有观察到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是国家所有，然而老百姓收入增长快，是富裕的，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社会上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土地财政是分税制的错：地方政府要做很多事，但是缺少钱，所以才搞土地财政。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收入的背后是产权。土地产权归政府，政府一定要搞土地财政的。土地财政是一个产权问题，跟地方政府是不是缺钱、是不是多做事完全没有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能搞土地财政，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却不能搞土地财政。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产权归政府，政府收入增长就一定快于百姓收入增长。

增加百姓收入并不难。一块土地，假如百姓只是拥有使用权、收益权，没有转让权，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而如果还同时拥有转让权、抵押权等系列权利，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大幅上升。这是说，只需把产权界定完整，土地市值就会大幅上升，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就会大增。这也是说，只需把产权界定完整，就可以有效增加百姓收入，刺激国内消费。中国百姓拥有的宅基地、包产田、山坡等等资源，本来应该成为资本的，但因为产权界定不完整，还只是资源，远远没有完成资产和资本化，被人叫做守着金饭碗要饭吃。

土地产权不能清晰界定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坏处，就是会推高房价。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收入，这些收入是需要载体承载的。如果土地国家所有，那么就缺少承载巨大收入的载体；房地产成为有限的承载巨大收入的载体，价格就很难不高。反之，如果土地产权界定给个人，960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收入的载体，那么房价就很难高。

虚高的房地产价格必然重伤经济。首先，即使资产泡沫不破裂，也会极大提高工商各业的成本，降低经济的竞争力。高房价、高地价不仅直接增加企业的土地和房屋租金，而且还通过增加工人的生活成本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高房价不只是工人的高生活成本，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近年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高房价阻碍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的流入。如果说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就能聘到低成本的劳动，那么一定是什么阻碍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而且资产市场的高收益构成了做实体经济的高机会成本。资产市场泡沫化，必然致使人们无心做实体经济或者因为高成本而无法做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其次，资产泡沫破裂，还会重创整个经济金融体系。资产泡沫需要不断的资金流入才能维系，但这显然不可能；资产泡沫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孱弱的实体经济最终会无法支撑过度发展的资产市场，最终资产市场坍塌也就成为必然。[44]

未来，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而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则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

在新形势下，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发展模式因为国外吸收下降便不能维持。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未来十多年，虽然人口红利还在，但是到目前为止剩余劳动力显然已经用完。[45]这意味着曾经的依靠扭曲土地等重要要素投入、政府深度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来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其潜在收益下降或者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原来发展模式就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了。未来，中国必须实现从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结构调整、产权改革。

不完成结构调整，世界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然而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庞大的需求刺激计划。可是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因为这个原因，世界经济还将处于深度调整期。从供给面来讲，中国由于经济相对自由，生产能力还在，短时间其他国家还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替代。从需求面来讲，中国生产的是必需品，经济下滑，收入减少，人们首先会减少高档品的消费，必需品消费会减少，但还是要消费的，即中国产品需求有托底。因此，中国中短期维持一个7%左右的中高增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调结构，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可能有大麻烦。中国必须通过改革从过去依靠高增长维持社会稳定转向依靠社会建设维持社会稳定。必须清楚，一国产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是产业聚集内生出来的。产业聚集，分工和专业化于是可以深化，成本会越来越低。市场是需要一定厚度的。一旦产业转移，即便有日本的好制度，也只能是失去的十年、二十年。所以，中国一定要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世界制造工厂地位。

五、主要结论

中国制造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中国是当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在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劳动成本上升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没有制度障碍限制劳动的自由流动，那么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在别的企业里产生了更高的生产率，一定是别的企业和部门增加了对于劳动的需求。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劳动成本上升，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做不下去破厂倒闭，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不但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总体上，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不应该对经济造成困难才对。不是劳动成本上升本身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而是制约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了中国制造的困难。

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与中国土地国家所有有很大关系。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建设基础设施辅之以引进外资等措施，可以在短时间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是以这样的模式发展经济有其固有的缺陷：首先，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并且还有低效率发生。其次，这个模式会产生消费压抑。再次，这个模式要获得成功，有赖于技术外生的条件。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需要有国外需求对于国内产能的吸收，还需要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抵消扭曲的损失。

由于人口红利和体制原因，中国经济必然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同时顺差的重要原因。双顺差、土地国有、过度投资是扭曲，但是这种“扭曲”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关于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因为国外高消费、超前消费存在强大吸收，农村在在庞大剩余劳动力，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的模式反而有效率。但是金融危机后国外吸收降下来了，且国内剩余劳动力已用完，出现刘易斯拐点，这一发展模式成本收益便发生逆转。中国和西方都面临结构调整的任务：西方要降低其不可维持的高工资、高福利，由于政治约束并不容易。中国要把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涉及深层次改革。未来，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而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则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

不完成结构调整，世界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高增长轨道。然而面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实行了庞大的需求刺激计划。可是需求管理不但不能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相反加剧结构失衡，延缓结构调整。因为这个原因，世界经济还将处于深度调整期。从供给面来讲，中国由于经济相对自由，生产能力还在，短时间其他国家还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替代。从需求面来讲，中国生产的是必需品，经济下滑，收入减少，人们首先会减少高档品的消费，必需品消费会减少，但还是要消费的，即中国产品需求有托底。因此，中国中短期维持一个7%左右的中高增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调结构，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可能有大麻烦。中国必须通过改革从过去依靠高增长维持社会稳定转向依靠社会建设维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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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27）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3G030012）阶段成果。

[2]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8年，第116-117页。

[3] 张军：《思想的冲击—张五常巧解中国的经济制度》，《企业界》2010年第2期。

[4] 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113页。

[5] Xu， C.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4， 2011， pp.1076-1151.

[6]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7] 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消费经济》2002年第5期。

[8] 樊纲、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9] 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10] 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年第5期。

[11] 刘伟、蔡志洲：《中国GDP成本结构对投资与消费的影响》，《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

[12] 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

[13] Kraay， A.，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4， No.3， 2000， pp.545-70； Modigliani， F. and Cao， S. L.，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XLII， Mar， 2004， pp.145-170.

[14] 卢峰：《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2006年11期。

[15]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16]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17] 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消费经济》2002年第5期。

[18]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3期。

[19] 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20]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21] 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

[22] Basu， K.，“Idiosyncratic Paths to High Grow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44， No.38， Sep，2009， pp.43-49.

[23]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245页。

[24]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6-129页。

[25] 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227页；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第141-146页；Xu， C.G.，“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4， 2011， pp.1076-1151.

[26] 朱恒鹏：《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世界经济》2004年第12期。

[27] 张军、周黎安：《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第140-174页；Xu， C.G.，“The Fundamental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9， No.4， 2011， pp.1076-1151.

[28] 产权（竞争准则）正是被人发明出来用以对竞争方式进行筛选和限制：产权既为竞争提供激励，激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竞争，又对竞争进行限制，限制人们用那样的方式竞争。

[29]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8年，第141-146页。

[30] 胡景北：《农业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机制：对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的一种理解》，《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白雪洁、姜凯、庞瑞芝：《我国主要国家级开发区的运行效率及提升路径选择——基于外资及土地利用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陆铭：《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地区再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

[31] 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

[32] 陈建军、夏富军，《垂直分工、产业集聚与专业化优势——兼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优势格局》，《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魏后凯，《大都市区新型产业分工与冲突管理——基于产业链分工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2期。

[33] 德勤公司、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

http：//www.deloitte.com/view/zh_CN/cn/ind/mfg/b8b9e2b93ec4c310VgnVCM2000003356f70aRCRD.htm。

[34] 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公务员的工资就被人为拔高了，而最低工资、工资集体协商也正在开坏政的头。

[35] 德勤公司、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3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第31页。

[36] 姚洋：《“贫民窟”真相》，《招商周刊》2007年第11期。

[37] 白雪洁、姜凯、庞瑞芝：《我国主要国家级开发区的运行效率及提升路径选择——基于外资及土地利用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8期；陆铭：《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地区再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

[38] 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评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劣势之“争”》，《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4期。

[39] 李扬、殷剑峰、陈洪波：《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研究》，《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

[40] 财政、货币双重扩张，累积叠加，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美国人不储蓄，甚至负储蓄，生活美滋滋。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这样一种高消费、低储蓄生活方式于是得以持久地维持。

[41] 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Vol.22， No.2， 1954. pp.113-152.

[42] 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3]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形势课题组：《2012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和下半年走势分析》，《发展研究》2012年第8期。

[44] 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甚至衰退，正是泡沫破裂的恶果。

[45]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近在眼前》，《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