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方面土地制度是理解中国经济过去增长逻辑与未来增长前景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中国三十年高增长，有些人盲目乐观，说中国模式，尤其是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盲目否定西方模式肯定中国模式的人就更多了。华尔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西方当然有问题，但是不是西方的一切都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普适性的成功道路呢？

中国制造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

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中国制造的成功是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这话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不对。中国经济的成功的确是中国制造的成功，但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只是潜在的竞争优势。将潜在竞争优势转变成现实竞争优势的是中国特定的产业组织结构。不然，怎么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也有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为什么没有经济成功？印度、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为什么没有印度制造和非洲制造？

中国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有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望项背的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苏州工业园区，288平方公里，汽车开一个小时都走不出园区。温州生产的打火机，供给世界70%多的市场。东莞生产的暖水瓶，有的专门生产瓶胆，有的专门生产瓶塞，有的专门生产瓶把，有的专门组装。成都双流空港工业园区内，有个生产流体控制设备的中寰流体设备控制公司，该厂自己只生产几个元件并负责组装，其他元件主要来自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这个流体控制设备可不是个小设备，竖起来足有一人高；这个流体控制设备更不是一个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它是亚洲最先进的流体控制设备，不仅做到了零泄漏，而且做到了在全天候条件下只要管道有异常，阀门就会自动关上，提供了绝对的安全保障。2012年经济形势那么严峻，可是这个企业利润仍然翻番。

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产业集群，就没有专业化和分工网络，但的确没有今天中国这样丰富而庞大的产业集群，没有中国这样细致而专业的分工网络。这些就是中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零配件生产和产品组装方面，无人能敌中国。

既然中国制造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那么中国制造的困难也就不是劳动成本上升之过。在一个没有人为干预的市场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劳动成本上升，一定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生产率提高，这只会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会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制度障碍限制劳动的自由流动，那么劳动成本上升，这个企业做不下去了，一定是劳动力在另一个企业里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众所周知，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会导致经济增长。因为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成本上升其实是一回事。

逻辑上，在一个没有人为制造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劳动成本愈高，经济增长也应愈快才对。西方国家劳工成本高，经济竞争力低，这只是表面现象。西方经济缺乏竞争力，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高，而是因为他们的高工资是人为拔高的，而不是市场决定。中国没有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劳动成本上升不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怎么会对产业造成困难呢？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公务员的工资就被人为拔高了，而最低工资、工资集体协商也正在开坏政的头。

中国要思考的是到底什么制约了劳动的自由流动。要研究像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劳动成本到底有多少是户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推高的？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形式不能流向沿海地区？如果不区分劳动成本上升的原因与性质，简单把制造业的困难归结为劳动成本升，那么就会误判中国制造面临的困难病根与中国的增长前景。有些人不负责任，主张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假如你做内需，那么转移到中西部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是做外需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面向全球生产，沿海具有天然的优势。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把人转移到沿海来生产成本低，还是将原材料和产品运来运往在内地生产成本低？中国要想办法通过制度变革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不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但现在我们在干舍本逐末的事，不是把沿海的生产生活成本降下来，而是把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去。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制造业不是夕阳产业，永远都是朝阳产业。吃穿住行用是人的基本需求，有关人的基本需求的产业永远是朝阳产业。如果有关吃穿住行用的产业不可持续，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可持续的产业了。世界上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只要我们把品质做得更精，质量做得更好，就仍然会有竞争力。我们讲转型升级，实际上升级比转型重要得多。

过去企业生产衣服，你让它转型生产飞机去？没有基础，怎么可能呢？升级则不一样，还是做衣服，但是生产的技术进步了，工艺改进了，产品品质改善了，附加值提高了。一件衬衫可以卖几千块，升级之路其实是没有尽头的。为什么一定要去转型呢？福建东石的制伞者们就自发地进行着这样的产业升级，从生产一般伞品，到生产降温伞、不沾水伞、超强防风伞、自开收伞等专利功能性伞品。成都中寰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气液联动执行器控制阀，密封达到零泄漏，可用于多种苛刻的控制环境，占领了整个亚洲市场，即使经济下滑，也未受冲击，也是产业升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最大的成功，其实是模仿学习别人的东西，然后改进，做得比你更好。这里面更多的其实也是升级。升级成本小，收益大，是最重要的创新。

产业能集群化是因为土地国有

为什么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庞大的产业集群和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这与中国土地国家所有有很大关系。土地国有，政府才有可能建立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在一个土地私有的社会，靠政府强力去建设那么多规模庞大的工业园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无法想象。不能否认，土地国有，依靠政府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建设基础设施辅之以引进外资等政策措施，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

但此模式发展经济是有其固有缺陷的：首先，这个模式会产生资源过度利用和产能过剩。任何资源假如国家所有，那么都会有被过度利用的倾向，并且还有低效率发生。其次，这个模式会产生消费压抑。消费与收入本质上是一回事：没有收入不可能消费，没有收入你让人家消费那是笑话。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收入。劳动收入有极限，所以，增加收入还得要靠资产收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削弱了老百姓的资产收入；收入很难有效增长，消费必然受到压抑。再次，这个模式要获得成功，有赖于技术外生的条件。技术外生给定，最优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就是能够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制度安排了。政府动员资源并投向指定方向的能力显然超过了民间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强的政府”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

生产100斤土豆，自己只吃50斤土豆，其余50斤要储蓄起来以备将来养老之用。但是，这50斤土豆又必须在市场上实现其销售价值，否则再生产就不能实现循环。这50斤土豆便需要外国人来购买，这就表现为中国的外贸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没有外贸顺差，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如果没有国外需求对于国内巨大产能的吸收，那么经济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就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所以，依靠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引进外资形成巨大生产能力发展经济，是有前提条件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需要有国外需求对于国内产能的吸收。

这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二十多年，因为IT革命以及柏林墙倒塌，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二者对于制造品价格上涨的抑制，西方国家可以长期超发货币，大搞赤字财政、超前消费。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

西方国家超发货币，赤字财政，超前消费，从而有效吸收了投资冲动、消费压抑的中国的过剩产能。过去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其实是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双人舞的结果。别看中美两个国家吵吵闹闹，摩擦不断，但其实谁也离不开谁。好比两口子过日子，不吵不闹，一点口舌也没有那不正常，但其实呢，谁也离不开谁的。

增加老百姓资产收入的必由之路

华尔街金融危机后形势起了变化。首先是IT革命的效应已尽，虽然各种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但是短期里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那样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其次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完，没有了抑制世界制造品价格上涨的力量。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再超发货币、大搞财政赤字就要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之所以在2007年紧缩货币，恰恰是因为那时中国出现了“民工荒”。没有错，当中国出现“民工荒”的时候，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走到了终点。所以，华尔街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经济危机，是各自结构失衡但又彼此互补的中美两国双人舞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制性终结。

中国的外贸再也不可能维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了。这决定了中国也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就是要把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上来，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外吸收下降的情况下，曾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利好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发展模式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大障碍。

必须提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比重。如前所述，消费与收入本质上是一回事。劳动收入有极限，因此增加收入主要是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收入。一块土地，只是部分产权界定给了个人，就不值钱；反之，全部产权完整界定给个人，价值就会大增。

土地产权不能清晰界定给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坏处，就是会推高房价。并不只是增加房地产市场土地供给那么简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增加货币蓄水池，创造装钱的抽屉，给过量的货币找到泄洪的地方。中国经过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收入，这些收入是需要载体承载的。土地国有，股市又不争气，能够装钱的抽屉就只有房地产市场了，能不装得满满的？房价能不高吗？

虚高的房地产价格必然重伤经济。首先，即使资产泡沫不破裂，也会极大提高工商各业的成本，降低经济的竞争力。高房价、高地价不仅直接增加企业的土地和房屋租金，而且还通过增加工人的生活成本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高房价是工人的高生活成本，但是高房价是不是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呢？近年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很重要一个原因正是高房价阻碍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的流入。

如果说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就能聘到低成本的劳动，那么一定是什么阻碍了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而且，资产市场的高收益构成了做实体经济的高机会成本。资产市场泡沫化，必然致使人们无心做实体经济或者因为高成本而无法做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其次，资产泡沫破裂，还会重创整个经济金融体系。资产泡沫需要不断的资金流入才能维系，但这显然不可能；资产泡沫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孱弱的实体经济最终会无法支撑过度发展的资产市场，最终资产市场坍塌也就成为必然。

未来，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则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

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找到了一条具有一般性的中国模式。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不过是另一个东亚模式。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特定条件下的高增长，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功是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成功，并不具有普适性。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谢作诗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常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制度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代表作有：《自由化、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产权的性质》等。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整理）

来源: 南都公众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