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把“不唯GDP”看做是“不要GDP”，淡化或者忽视地区经济增速的重要性，或者以改革为由，消磨掉了增长的雄心。倘若真的如此，就可能人为地降低增速，所谓的“改革制约增长”就可能真的出现了。
今年一季度全国GDP增长7.4%，低于全年预期增长目标。对于这个数据，各种看法都有，这是正常的，但其中有一种议论值得注意，就是认为增速滑落的原因在于改革，正是因为推进改革，所以“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放缓改革步伐。
梳理此种观点，大致归纳起来，主要的“论据”有这几个方面：
一、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制约了一些高档、高端消费；新一届国务院成立后，李克强总理鲜明提出“约法三章”，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随后，各地陆续出台刚性约束措施，中办、国办印发通知，重申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并加强了检查和处罚，制约了一些地方和行业基建投资的扩大。
二、中央加大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由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通过举债来搞建设，现在，把这个“口子”堵上了，虽然有利于降低风险，但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影响，“手脚”腾挪不开了。
三、中央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规范金融机构各种“表外业务”，因此，社会资金面收紧，一些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最近，个别金融理财产品出现违约，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都和这个因素有关。
四、中央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力度，完善各种社会“托底”政策，增加环保投入，大力治理雾霾，理顺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降低了一些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发展。
五、中央大力压缩过剩产能，导致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比较低迷，拉低了整个上下游产业链的增速。
其他的类似说法还有一些，其共同点在于，认为增长和改革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二者不可兼得。
上述这种观点及其论据，粗一看，很有迷惑性，从短期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综合看，从长远看，就会暴露出其片面性和似是而非来。
第一，一年多来出台的很多改革措施是直接利好增长的。比如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迄今已取消或下放审批权300多项，着手清理非许可类行政审批事项，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要求政府部门列出“权力清单”，强调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深入推进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些地方的创业热情被极大激发。
又如放宽民营企业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的准入门槛，拓宽了社会投资的渠道，激发了投资活力。推进营改增试点，持续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环境。
再如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出和完善“新三板”规则，加快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步伐，定向下调相关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有针对性地改善三农、基层的流动性，便利有竞争力的企业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资金支持等。
还如大力推进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推出4G带动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络发展，一大批新的增长点正在培育发展之中，等等。
尤其是政府推出一些“微刺激”政策时，表面看起来是刺激增长的，但都包含有大量改革要素在内。比如，棚改是群众翘首以盼的大事，但很多时候受制于资金“供血不足”。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提出把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确定由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采取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向邮储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筹资，鼓励商业银行、社保基金、保险机构等积极参与，重点用于支持棚改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这样，就可以加快棚改，这既是增长措施，也是改革措施。
再如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不仅可以扩大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改善欠发达地区发展环境、帮助千百万人摆脱贫困，是件大好事，我们的铁路密度也确实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发展空间很大，但修铁路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光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怎么办？同样是通过改革，国务院已经决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设立铁路发展基金，创新铁路建设债券发行品种和方式，今年向社会发行1500亿元，实施铁路债券投资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铁路承担的公益性、政策性运输任务，中央财政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逐步建立规范的补贴制度，等等。这同样是把推改革和促增长紧密结合的“组合拳”，对增长是十分利好的。
第二，一些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讲是为消除制约增长的体制约束，其效应可能短期看不出来，甚至可能是有一些短期“负效应”，但如果不实施这些改革，不仅长期的增长不可持续，就是对短期增长来讲，也可能犹如“抱薪救火”，或者是“饮鸩止渴”，增长也是“虚快”、“虚胖”的。就拿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来讲，应该说，对一些“畸高”的消费是有制约作用，但这种畸形高消费不仅败坏党风政风，而且拉高了餐饮、烟酒、娱乐等一些正常服务的价格，制约了老百姓正常消费的扩大。通过反四风，奢靡之风和浪费减少了，而健康的消费就逐渐活跃起来，这才是可持续的内需扩大之路。
再拿压缩过剩产能和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来讲，也是如此。维持或者保护过剩产能，表面上可能开工率高些，就业量大些，但市场销不出去，没有用。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如主动作为，有序推进，这样才能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往往不受企业和群众的理解和欢迎，但我国的国情就是如此，相对于13亿多人，土地、淡水、油气、铁矿石等资源不足，环境的容量有限，再照以前的粗放发展模式走下去，走不长，走不远，也走不快。只有通过改革，推动建立高效集约使用资源、低碳循环利用资源的制度体系，这样，我们的增长才有可能健康地持续下去。
第三，改革开放30多年，始终是推改革同高增长相伴随，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因此，从逻辑上看，不能说到了现阶段，改革就同增长“不相容”了，就妨碍甚至制约了增长。实际上，从德国、美国、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的增长历史看，都曾经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高增长后，转入了中速乃至中低速、低速增长的轨道。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国也不能例外，不能说增速降低就是因为改革的缘故。还应该看到，一季度增长7.4%，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令人惊艳”的高速度，尤其是就业数据很好，这说明，这个增速是能够支撑就业需求的，从而也是适当的，是同现阶段的潜在增长率吻合的。
5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致辞，特别指出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国过去高速度发展靠改革，今后高质量发展还要靠改革，靠激发市场活力，调动亿万人的创造力。怎么样向改革要动力？怎么样把改革举措和增长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粗浅地看，我看需要更加注重长短结合、把握节奏、完善配套，消除可能的负面影响，即使需要短痛，也尽量降低这个痛苦度。这是一个艰难的“走钢丝”艺术，需要“手术刀”般的精细操作。
最后，我认为有一点值得再多说几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改进干部政绩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导向性安排，是十分及时必要的，但在实践中，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把“不唯GDP”看做是“不要GDP”，淡化或者忽视地区经济增速的重要性，或者以改革为由，消磨掉了增长的雄心。倘若真的如此，就可能人为地降低增速，所谓的“改革制约增长”就可能真的出现了。为此，确实要加快健全政绩考核办法，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当然，如何确定各个指标间的权重，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价一个地区、一个班子的成绩，有大量的艰巨工作要做，也只有在探索推进中才能不断完善。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