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顾使人清醒，学术史的清理使人更能冷峻地面对自己思想延伸的历史。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学术界在思考拓展新的思维空间和学术新维度的深层问题，但在人文科学长期僵化思想压抑中，无法寻绎到新的思想资源和入思角度催生新的思想，也无力从人文体系中产生新思维的平台。于是以“科学”的名义，寻找人文科学转型的地基，成为时代的内在焦虑和要求。并进而在科学方法论中，获得人文科学学术思想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上） 文艺方法论研究的学术史清理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全面梳理。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杂糅性。

一 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 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 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 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 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 等。同时，张卓民, 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 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 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 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 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 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 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 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 (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 (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 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 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 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 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 (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 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 (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 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 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 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 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 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 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 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 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 刘明今著《方法论》， 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 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 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总体特征上，从而对作品做出具体而概括的判断。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方法论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其一，用新方法分析作品时忽略“文学性”。不少新方法批评仅仅满足于运用一些新名词、新术语、新范畴，或单纯对文学作品进行字、义、句的数量化精确分析，而背离其文学审美特性这一整体价值，这样的研究忽略了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将文学等同于同于一般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共同性，使文学仅仅作为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的一个例证而已，这将使我们难以从新的角度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文学，反而丧失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二，忽略多种研究法的互补性。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从作家、作品、读者、社会文化四维上进行全面把握。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要想揭示整个文学过程之谜都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揭示各层次的相互关系，揭示文学系统的规律和个体感悟中的价值底线，从而使我们对文学获得本真的认识。其三，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去分析方法之目的。在“方法论热潮”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两难境况：文学研究者越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运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读者就越感到坠入五彩云中，不得要领，于是，“新方法”的运用，使得深奥的理论研究和论证的艰深探索的学术著作，成为理论圈内批评界同行或者少数读者的读物，理论成为文学阅读的障碍。我认为，那种只为少数同行而写的批评著作是缺乏生命力的，那种无视读者的文学批评是短视的。这些问题论可以使我们的文学方法论热过去以后，进行深度反思和价值评价。

历史已然说明，文艺方法论的发展，在90年代学界的消解性思想与80年代方法论的建构性，已经在思维上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不同。9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价值消解性，不再是那种整体的向前发展的神圣性话语，而是解构性话语充斥文坛，如法国的解构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耶鲁四人帮”，成为了时代的精神主角。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边缘”等话语，成为现世的流行语的写作策略或叙事圈套。这种现象时的方法论问题进一步成为明日黄花，也使得本体论问题的合法性受到了挑战，方法论的讨论于是终于归于平静，成为一个历史上的文化热点而留在学术史的记忆中。

(下) 文艺本体论研究在中国

文艺本体论（Ontology）研究在中国80年代中期的出现，决非偶然。尤其是1986年被学界称为“本体论年”，更是有其独特的思想解放意义。文艺本体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在于，在思想禁锢之后，生发出一种张扬大写的人、人的存在价值、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合法性要求。这是在思想封闭之后的必然性反弹。于是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论后，一种由外在思维论开放到内在的观念价值重建的内在学理要求，就必然浮出水面。

一 历史转型视野与本体论研究学术史演进

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其巨大的文化精神跨度使人们有一种“转型期”的个体身份重新书写和心灵失重感。在这相当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时期，可以看出其在“现代性”问题的推进上，有了诸多话语形态的不同。其中方法论热和本体论热成为引人注目的理论事件。

从70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具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争取失去的时间，再度获得失去的学术和知识权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启蒙心境。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成为了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标尺，直接测量着80年代思想解放的深度。于是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主体性、对个体存在的意义的追求构成了80年代的知识话语，演化为知识分子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批判，对民族现代性道路的重新探索的基本思路。从1979到1983年的四年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些文章在当时可谓有振聋发聩之效。

80年代思想启蒙是以全民“美学热”为表征的。美学热不仅是理论的自我甦生，而且是被压抑的感性生命解放的勃发形式。当思想解放以美学热的方式表征出来时，美学实际上成为当代新生命意识存在的浪漫诗意化的表达——对人自身感性存在意义的空前珍视和浪漫化想象。人的理性化和感性诗意化整合，人的主体的无穷膨胀和主体精神的高度伸张，铸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精神内核和价值重估的当代仪式。

1982年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开始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向，不再从一般认识论角度看世界和人生，而是从本体论哲学和生命美学方面重新看世界万物和存在意义，进而提出，如何使世界成为属人的诗意世界，成为对人生有意义的主体性世界，是人的价值和意义实现的关键。这一年，汪子嵩著《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本体的问题在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悄悄热了起来，但尚未形成一种思潮。然而这种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寻找真正的理论资源的学理进路，却有可能使思想解放运动不流于一般的运动，而是能够深入到中国当代问题的根源处，提出新的理论范式和关键词。

1986年中国学界出现了“本体论”热，从方法论层面推进到本体论构架，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一方面理性使一切事实都成为值得怀疑的问题甚至连理性本身也遭到了怀疑，另一方面，感性存在的意义危机问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于是，本体论研究不仅注意到传统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而且更加关注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以及当代“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等问题，使得学界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1986年前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初步冲击，知识群体的传统信仰和知识范型悄悄发生着裂变，面对世俗化趋势，人文知识分子张扬"诗意化生存"，不仅具有呼应西方对科技理性批判的功效，同时也具有对中国当代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批判。于是，刘小枫的《诗化哲学》 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诗意化的关注。同时，叶秀山主编的《博士论丛》中有两部关于本体论的著作，在全国范围内应起了较大的反响。一部是陈宣良著《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 ，另一部是谢遐龄著《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 。同年，谢选骏著《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社），使本体论问题不仅仅在哲学界讨论，而且在文化界中也同样开始重视。那种为人生的哲学——探索人生何为和灵肉的诗意安顿问题，成为一代青年学者热衷的话题。这种本体性思考纠正了认识反映论思考的某些盲点，推进了对人的价值的深度体认。

进入90年代以后，本体论问题虽然不再具有思想解放的功能，但是却有不可忽略的学术史价值建立功效。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继续推进这种本体论研究。主要有：李维武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 郑家栋著《本体与方法》， 林兴宅著《文艺象征论》， (美)多尔迈著《主体性的黄昏》， 吴国盛著《自然本体化之误》， (匈)卢卡奇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戴文麟主编《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研究》， 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 吴炫著《否定本体论》， 屠承先著《本体功夫论》， 严正著《儒学本体论研究》， 龚见明著《文学本体论：从文学审美语言论文学》， 颜一著《流变、理念与实体：希腊本体论的三个方向》， 金马主编《太阳神箴言：人生本体论》， 潘知常著《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 杨乃乔著《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 张国风著《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 俞宣孟著《本体论研究》， 刘远传著《社会本体论》， 刘大枫著《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研究》， 冯达文著《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 陈望衡著《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 钱广华等著《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 庾宗庆著《艺术本体论：情感与生存》， 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 章启群著《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 等。这些著作大多通过对反映论哲学和文论将文艺看成生活的反映提出质疑，将文学看成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诗意话语置换。文学和思想不再是人的认识对象，更是体验自我的生命沉醉境界。在人的生命和文学意义之间，通过理性审理和感性批判而重新获得一种新的亲和力。

二 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和研究向度

反思本体论年的学术思想推进现象，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和其学术推进意义不可忽视。

其一，80年代初的启蒙主潮中，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良知、社会的尺度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动力。由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而推进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价值的肯定，即对他们的价值评判和知识专家地位，他们在本世纪中遭遇知识贬损和愈演愈烈的对知识分子人格的践踏的颠覆与重新书写。于是，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工作平台上掀起一股强劲的民主自由的“西化”思潮。可以说，影响中国学界的本体论并不是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那里获取的思想资源，而是从西马、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美学等思想中获得灵感，并进行了中国式的现代转换。这批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在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怀疑精神。一些新的思想和美学原则催生出来，对启蒙精神的反思成为人们思想超越性的表征——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霸权问题，为了解救这种现代性理性的偏向，知识分子开始注意理性的限度，进而吁求人的个体感性和存在价值，通过感性的解放建立人的新价值体系。

其二，强调个体存在的本体论有着生命存在意义和中国现代性中主体性建立的要求。作为对本加以描述的本体论，是对人的活动与人存在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整体的看法，是追问生存的真理、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根基。在现代本体论中，本体是具有自我相关性的，人本身就在他所描述对象的变化之中，因此召唤和研究本身是对人的本质的不断认识和不断阐释。主体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一样在不断变化和生成。在不断生成过程中，“感性”成为生命的本原而常变常新富有革命性的概念，而“理性”则是倾向于静止保守甚至具有封闭封建的概念。只有感性血肉之躯才可以使人具有审美感的人去创造新世界，并在这创造中创造新人自身。

其三，本体论不是玄学理论，而是蕴含着时代发展的正当合法性要求。本体论建立要解决的问题是：首先，厘定本体论与认识论、价值论相关联的问题。自康德的三大批判将本体论与认识论划界以后，认识论迅速取代本体论，登上近现代哲学论坛。然而，本体论和认识论并非毫无关系，本体论往往在认识的极限处出现。本体论对人而言，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即对世界、人生的总体认识，这使其不仅具有认识的形式，而且有着伦理的内容。如果说在历史上，本体论起过一种为一切知识奠基的作用，那么，从近代开始，随认识论哲学的成熟，本体论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伦理学方面，主要为人的终极关切的价值思考而存在着。

其四，本体论转向问题。本体论是历史形成的，哲学家依据本质与存在同一的过程中对必然和自由的看法，而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古希腊“自然实体本体论”、中世纪“神学本体论”、近代“理性本体论”、现代“生命本体论”。本体论转向的意义在于：由传统实在的自然绝对本体论转向人类生命本体—一个感性生命本体（即由客观世界转向人的生命世界）；由恒定不变的存在（自然、上帝）转向人的感性生成（过程、时间）；由无时间的大全转向时空之中的过程；由客体论（必然）转向主体论（自由）。而艺术本体论转型过程大致有：注重摹仿的古典本体论，强调表现的浪漫本体论，坚持形式的语言本体论，张扬文化的批判本体论，认同价值的精神生态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演化，表明现代本体论高扬人的生存价值，对古典本体论无视人的境况加以扬弃，把握人的本质与存在、必然与自由的同一的根基，并重新审视全部本体论问题，从而真正确立了将人的存在作为本体论核心的地位。

其四，艺术本体论成为当代美学核心的内在根据。现代艺术以“体验”作为人的诗意生存方式，在现代危机时代中面临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当代写作意义问题、现代语言本体论转向问题、后现代文艺本体消解论问题等。而艺术与人一起承担了世界对人的中心地位的打击，艺术在哲学美学的现代危机中，走向与人对话的前景。艺术使超越问题从时空超越转入对生命价值的终极看法，它将人的无限追求本身无限化了。艺术作为生命超越中介本体，其中介原则是生成，艺术的生存即使人朝自己的本质生成。艺术本体论具有一个三维本体结构，体验本体、作品本体、解释本体。其中，体验是本体论的核心。

其五，作品本体论是艺术本体论的微观解答。20世纪文艺美学对何谓艺术品加以探索，但均未真正解决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划界的问题，这导致艺术品本体研究的转向：艺术品本体研究由其定性逐渐变为定点（特定时空或语言指涉）；由艺术品是什么（质的规定性）变为艺术品存在于何处（现实确定性）；由艺术本体存在的研究，逐步转向主体如何规定艺术品的特质方面；由作品客观物质自主性（自然本体论）向主体的人的价值主体性（生命本体论）转向。

三 反本体论问题及其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80年代的本体论热无疑使得人对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有了深度了解，而90年代的反本体论者却对深度意义加以尽情嘲弄，整个时代氛围从神圣而带有某种悲剧精神的生命意识探索和反省中游离出来，人在现实面前变得无所谓轻重，进而发展到似乎只有对神圣化的精神、灵魂、未来加以彻底消解和亵渎，才能终结历史、抹去深度，麻木自己的心性。于是，在强调血肉之躯的欲望，鼓励绝望无奈和对世俗大众写作的认同中，人们发现了真实而世俗的人生那卑微而有效的意趣。就此，本体论变成了一种可笑的过时晚装，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生命彼岸，成了人面对其自我镜像时的一种晕眩。

本体的消解和方法的逆反即解构，使得美学成为了“反美学”，由80年代的感性审美的沉醉，进入了90年代世俗欲望的狂欢。“泛审美文化”终于使纯美学研究寿终正寝，而成功地开出了一片遗忘了历史并消解历史记忆的“空场”，在这一空场中，反审美者以个人化描述的方式对生命淤积物和世俗生活加以重新涂抹——不仅是对理想、意识的重新描摹，也是对语言、语词的叙事方式的重新描摹。反美学终于使美学丧失了纯粹诗意而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时代的现世纯肉身性的世俗性言说。

反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在当今世界产生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明显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使人们从一元论模式或二元论模式中走出来，领会了多元氛围的重要性、边缘立场的可理解性，以及个体选择的合法性。在后现代氛围中，一个人不可能去干涉或训导他人的选择，而只能是一种善良的理解与对话，并通过对话达到心与心的相映，然后逐渐走向某种价值认同。同时，求同存异，保持个体思想的独立性。这无疑使得一切以改造人、强迫人、制约人、牵制人的自由思想的那种话语丧失合法性地基。但是，后现代主义由于将消解僵化之物作为它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且具体施加在文化的解构策略上，使得后现代主义精神又有扩大化之嫌。即将它的价值虚无主义置于整个文化精神上，使得文化游戏主义、文化游击主义、文化冒险主义风行一时，尤其是粗俗的、暴力的、虚无的文化观颇为流行。可以说，后现代艺术吸收了“空无”的思想，价值“平面”的非深度的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欲望－平面－边缘”思想特质和法本体论的艺术形态。

因此，在我看来，本体论研究在中国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一种视野转换和学术深度的展现。但是也应该看到，现代本体论研究过分强调个体感性本能以及人的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性，就为后现代反本体论留下了空间。这时的个体的感性生命在私人空间中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但是在公共空间中却有可能很难达到“主体间”的共识认同。公共领域共识的丧失使得个体以及个体的感觉将无法有效地存在。这种因为抵制僵化的意识形态而造成的对公共领域的放逐，使今天的文艺和美学成为一种私人写作，一种对普遍性的不信任和激情丧失的“白色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本体论在强调理解世界并对自己生命赋予意义的本体论设定，事实上已经部分地落空了。

本体论研究作为一种热潮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我要说的是：本体论问题并没有过时，甚至反本体论也是一种本体论的反向表达形式。一种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往往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然后在更新的新潮中渐渐淡化。然而当学术清理使历史的面纱渐渐揭开时，人们发现当初的理论形态是一架思想的云梯，将我们送上渐远的境界。人们在享用这种理论时，并没有想到这种理论诞生的种种艰难和危险。而这种理论的冒险和思想的拓展，终将会被不断“抹擦”的学术史所记住——本体论研究亦然。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本体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本体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本体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注释：

1 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3 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 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5 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 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7 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9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10 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11 张卓民, 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1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13 《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

14 (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5 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 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

17 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8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19 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0 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1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2 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

23 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4 (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5 (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6 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27 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28 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29 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0 (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31 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32 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33 (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34 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

35 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36 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7 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8 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

39 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40 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1 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42 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3 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

44 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5 传统批评方法，信赖批评者的直觉，其思维方法是凭瞬间感受，灵机一动而得出批评结论，这往往导致主观相对主义的浮光掠影式的评价，而难以揭示作品的本质特征。现代批评方法，在批评的方法意识上加以更新，超越了把方法理解为单纯的“手段“的阶段，而把文艺批评看作是文艺研究体系中一个整体存在。

46 刘小枫的《诗化哲学》198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47 陈宣良著《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8 谢遐龄著《康德对本体论的扬弃：从宇宙本体论到理性本体论的转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9 谢选骏著《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87。

50 李维武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51 郑家栋著《本体与方法》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52 林兴宅著《文艺象征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53 (美)多尔迈(Dallmayr,Fred.R.)著《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4 吴国盛著《自然本体化之误》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5 (匈)卢卡奇(Luka'cs,Georg)著《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56 戴文麟主编《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57 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

58 吴炫著《否定本体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59 屠承先著《本体功夫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60 严正著《儒学本体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61 龚见明著《文学本体论：从文学审美语言论文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2 颜一著《流变、理念与实体：希腊本体论的三个方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3 金马主编《太阳神箴言：人生本体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64 潘知常著《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65 杨乃乔著《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66 张国风著《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7 俞宣孟著《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8 刘远传著《社会本体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69 刘大枫著《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70 冯达文著《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71 陈望衡著《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72 钱广华等著《近现代西方本体论学说之流变》，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73 庾宗庆著《艺术本体论：情感与生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74 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

75 章启群著《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