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在许多国家以及重要的国际争论中，移民问题日益成为政治问题，并因此引起各输入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热点。但是，对于新型国际人口迁移在理论上如何做出解释，目前还没有一个单独的统一的国际移民理论，只有一些大部分是独立发展的零碎的理论。通过研究国际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及梳理国际移民理论可以发现，用“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来解释当今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国际移民政策进行研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关键词】国际移民 移民政策 移民治理 国际迁移理论
【中图分类号】D523.8 【文献标识码】A
“移民”是指人们特别是某个群体从一个地方如城市、国家、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在英文中，关于移民的表述有两个：一是Migration，二是Immigration。由于Migrant一词没有法律上的地位，因此许多国家使用具有法律地位的Immigration或Emigrant来表达。Immigration特指人们离开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永久居住的过程，Emigrant特指人们离开一个国家的过程。①
移民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2000多年前在丝绸之路上艰辛跋涉的还只是星星点点的商队、马帮的话，那么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沿着新航道迁徙到新大陆，移民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前，全球化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流动不断加速。正常的移民流动拓展了人们原本狭小的视野，促使人类社会走向全球化时代，使得人才、技术和资金可以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极大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可以说，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移民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伴随反恐而出现的正常移民渠道不畅通、移民融入当地社会面临种种困难、人口二次流动、偷渡和贩卖人口等非法移民行为以及滥用庇护机制等现象和问题层出不穷。移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不仅影响到人口的正常流动，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②因此，移民问题日益引起各输入国政府、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热点问题。③
移民现实与治理模式不相适应凸显政策研究必要性
“世界经济日益相互依存，跨国劳动力市场也已产生，移民正是这其中的一部分。”④戴威·赫尔德（D. Held）认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根据国际移民组织2011年发布的数据，目前世界移民总量约有10亿，其中，国际移民总量约2.14亿，占世界人口的3.1%，换句话说，每3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专家估计，到2050年，国际移民的数量会达到4.05亿。国际移民直接影响着几乎所有国家与区域的发展与稳定。⑤
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在继续，但世界移民总数在这几年并没有下降。除了总体稳定之外，2010至2011年度，国际移民还有一些特别显著的发展，表现为：第一，中东与北非的政治转变使移民工人被迫返乡；第二，自然灾害的增加导致灾民人数增加；第三，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体人数保持稳定；第四，2010至2011年度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尽管是复杂的）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对移民趋势产生影响；第五，全球被贩卖的人口仍然很多，包括强迫性、契约性劳工和被强迫卖淫的成年人和儿童。⑥
面对大量的国际移民，国际移民管理问题凸显。近年来，全球在移民政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例如移民与发展论坛（Global Forum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作为一个自发的、跨政府的、不具约束力的和非正式的协商进程，为移民与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移民区域协商进程”旨在为那些有兴趣在移民管理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提供信息分享与讨论平台。尽管很多区域协商进程在2010和2011年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管理环境移民的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区域性的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现有的管理环境移民的政策往往是临时性的，并不是系统的移民管理制度的一部分。⑦
新近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最明显的是在中东和北非）引发了过去很少看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移民工人被目的地国发生的冲突所波及，需要援助才能返回家乡。移民工人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他们要进行艰难决策——是冒着生命危险经受冲突的考验，还是逃到邻国寻找回家的路。国际社会支持对这种移民危机做出应对，33个移民来源国请求国际移民组织援助各自国家的公民返国。然而，要解决这一新出现的大规模的被迫迁移问题以及保护那些受波及的人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非常规移民问题更为复杂，面临的形势也更为严峻。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在当前世界的2.14亿国际移民中，非常规移民的比例占到10%～15%，南南国家的非常规移民数量和严重程度已经接近南北国家非常规移民的数量和严重程度。在来源渠道方面，非常规移民一般通过非法越界、逾期居留、偷渡和人口贩卖、非法就业等方式产生，他们的基本人权很难得到保障。从非常规的生存方式来看，在目的国，非常规移民一般受雇于非正式的劳动场所，使非法雇工成为可能。从非常规移民和国内其他群体的关系来看，非常规移民同时损害了接受国居民和其他合法移民的合法权益，输入国的公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往往会做出强烈反应。对很多国家来说，虽然存在容忍度提高的征兆，但是，严厉打击非常规移民，对非常规移民施与严厉监管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⑧许多国家的法律“未能确保对非常规移民基本人权的尊重。他们的处境极为危险，其中许多人在企图到达目的国的途中丧失了生命。而一旦到达目的国，这些非常规移民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不稳定，很容易沦为歧视和剥削的牺牲品”。⑨如何处理非常规移民问题，需要各国做好法律化和人性化的应对。
移民对于接纳国和输出国都造成了压力。移民数量的增加引起许多移民接受国的担忧和恐惧。自从1991年以来，（移民接受国）在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上表达了移民的增加对它们造成的压力。然而，它们夸大了恐惧且不能被轻易消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移民的压力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包括普遍的贫困和失业、基本权利的丧失、人权被侵犯、内战造成的伤害、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等。⑩
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民族文化冲突也会存在，有时甚至更加尖锐，实现国际移民和当地居民的融合是各国面临的严峻问题。现在每年大约有230万移民融入西方发达国家，移民数量占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数量的2／3，西方国家的民族和文化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当地居民对国际移民的歧视、偏见、误解以及因民族习惯、宗教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等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将变得更为复杂和尖锐。“移民问题不仅是一个移民人数巨大的问题，而且在欧洲、北美以及其他白人占多数的国家，是一个种族问题。长期以来，白人种族优越论占统治地位，即认为不受欢迎的人破坏了他们民族的同质性。这些观点在过去被用于各种新移民。过去40年中，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反移民的种族主义目标是亚洲和非洲移民。”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政治事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很难找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得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国际移民和当地居民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隔阂问题，移民及其文化冲突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发挥智慧，以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宽容的政策积极应对。
研究国际移民政策，还需应对二战后国际移民运动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即一些本身曾向国外移民的国家，现在却在艰难地向移民输入国的身份转变。在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西班牙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移居到其他大陆和国家。但是，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变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的家园。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内，爱尔兰和波兰都向新世界大量移民，现在也是吸引移民前来的国家。阿根廷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正在由历史上慷慨接纳来自欧洲移民的地方向吸引周边国家移民的国家转化，而这些新移民却不怎么受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外交流的深入发展，中国侨民遍布世界各地。目前，我国海外华侨华人的数量接近5000万，绝对数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同时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需要各种人才，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高层次人才。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目前在我国境内居住并且接受普查登记的外籍人员共计593832人，加上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地区居民，合计1020145人。截至2012年7月，“千人计划”共引进2263人，其中，发达国家院士22人，相当于教授职务者1100人。来华留学生是中国国际移民的特殊群体，截至2011年，我国累计共接收了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25万人次的各类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深造。与此同时，也存在外国在华非常规移民，主要包括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三非”人员。2011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就查获非常规移民2999人次，查处其他违反出入境法律法规人员4.9万人次。随着外国人入境人数的逐年增加，在华非常规移民短期内不会消失，且数量呈上升趋势。因此，我国需要加强与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家在非常规移民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非常规移民方面的合作，尽量减少和杜绝来华非常规移民。
“国际移民，其本质是一种国际性的进程，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家或单边政策的治理范畴。移民的现实与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适应状态，由此产生了种种问题。”这些国际移民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积极应对。
对移民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审视
对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对移民的研究，主要是移民历史的研究，包括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以及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等等。1885年，地理学家莱温斯坦（E. G. Ravenstein）发表《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s）一文，首开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者。
移民研究涉及各个学科，主要包括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也包括心理学、教育学、公共服务、城市规划、公共政策，还包括宗教研究、语言、文学以及其他领域。当然，每一种社会科学都有其自身的影响移民研究、解释、分析的特定的方法、范围和目标。社会学家对移民的兴趣在于研究移民同化、居住隔离、从事的职业、边缘地位、族群与种族关系；人类学家关注的是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政治学家侧重研究移民政策、移民的政治吸收、公民、民族国家的含义；历史学家研究移民到目的国的历史、探讨同化过程、移民文化向他国的输入、移民适应过程中种族的作用。过去的移民研究，几乎都是研究欧洲移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研究拉丁美洲、亚洲移民。
全球化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动，随着国际移民的飞速发展，移民研究也迅即升温。就国内而言，关于国际移民政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关系视角研究国际移民及其政策。例如，李芳田的博士论文《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认为，在过去20年中，移民成为西方社会由单一社会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型以及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的政策制定者，无不把国际移民问题当作其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及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的移民政策是决定国际移民发生、发展、模式及治理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国际移民政策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往往不再是该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它同时会对其他的相关国家造成影响，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所以绝对的、排他的主权观念亦应作适当的调整。
第二，比较不同国家移民政策的特点与趋势。例如，李明欢教授《国际移民政策研究》一书，采取事实性分析与理论性探索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各国移民政策的内涵、变化与影响，比较不同国家移民政策的特点与趋势，探讨实现移民个人、移民迁出国、移民输入国三方共赢的政策趋向，分别将国际移民政策置于人口生态、经济理性、政党政治、多元文化和族群认同等视角下进行解读。
第三，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的结构及其调整。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政治向民主化方向的发展，也必然促使西方国家进一步协调相互间的移民政策。例如，杨恕的《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的结构及其调整》一文认为，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移民潮流的迅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国际化的具体体现。当前西方国家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流向，其对移民政策的调控主要集中在家庭团圆原则、经济移民、难民及非法移民四方面，表现出限制与扩大的双重矛盾。
第四，国际区域移民政策研究。例如，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一书，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系统考察了美国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重点论述了移民限额制度的产生和变化，深入剖析了全球移民限额制的形成及其影响。王毅的《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移民政策》一文，是关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移民政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文章认为，欧共体／欧盟移民政策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层面符合成员国国情的发展，还表现在超国家层面的协调与合作，而且这两个层面都离不开欧洲一体化这一最重要的历史背景。论文通过历史分析、比较研究欧共体／欧盟移民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制约政策形成的复杂因素、政策主要内容及历史脉络、政策作用影响等，揭示出移民政策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趋势。孔建勋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分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政府族群政策以及各族群基于心智习性而对特定政策表达出来的族际公正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从国别和各国主体族群两个层次对三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从比较中得出族群政策与族群态度的启示。
从国外研究来看，在美国，20世纪的前10年是欧洲移民占多数的时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在本土和种族之间展开对所谓“移民问题”的争论，早期是关于各国移民的原因和后果的讨论。经过约40年的时间，到了20世纪中期，移民研究转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同化过程。二战以后，更多地是讨论种族与族群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国外关于移民政策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南锥体移民政策的研究。经济全球化在拉丁美洲不仅体现为商品、技术和服务的交换，还体现为人口的流动。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马吉德（Alicia Maguid）分析了拉丁美洲南锥体近年来移民趋势发生的变化，并通过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和移民政策所起的作用确定了这些趋势的决定因素。该文章认为，移民政策与社会经济不对称。南锥体国家和美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的限制性方法至少直到20世纪后期依然盛行。移民政策在调节移民潮方面的有限作用，证实了在解释国际移民的原因和后果时应当给予结构性因素以最大的重要性。
第二，分析东亚国际移民的趋势与政策。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到其他国家追寻赚钱的机会及更高质量的生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亚太地区经济整合性的增长、交流与传媒系统的扩大和交互联系、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化、交通的日益简易和方便、收入差异、就业机会以及变化的环境等。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区域性人口流动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对劳力和专家的需求、教育和工作实践的标准化，将对国际短期移民产生激励作用，进而使新政策的出台成为必要。
第三，移民调查与移民政策的制定。《移民调查与移民政策的制定：对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考察》一文，考察了亚太地区移民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调查者之间关系的情况。它叙述了调查体系为政策制定过程提供信息的各种方式，特别是调查对移民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方式。
第四，英国、法国、德国移民政策。英国、法国、德国三国移民政策在欧洲具有典型性。例如艾坦·梅耶斯（Eytan Meyers）在《国际移民政策：一项理论和比较分析》（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Policy: A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国际移民政策理论。这种移民政策理论解释了政府如何决定它们将接纳的移民人数，各种族集团之间是否存在不同，是否接受难民和在什么基础上接受难民，是否赞成移民工人成为永久移民等。
第五，战后欧洲移民政策。萨拉·柯林森（Sarah Collinson）在《欧洲与国际移民》（Europ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一书中认为，伴随着战后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北欧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经济恢复和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这为地区间和国际性迁移模式的结构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逐步扩展其劳工市场的范围来促使经济重建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出现的国际劳工迁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劳工迁移模式的复苏和扩张。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欧洲劳工迁移流向主要限制在周边国家的固定地区和运动中，二战后出现了更加广泛的地区——从临近的共用劳动力到诸如地中海周边和前殖民地等更遥远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有工业化高度发展的西北欧国家都经历了部门劳工短缺的状况，它们都成为劳工输入国。虽然不同劳工接收国家之间人口迁移的模式、动态和基本原理是不同的，然而在战后超过45年的时间里可以看到它们有某些共同趋势。根据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移民政策的总趋势可以将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73年期间，移民政策是促进和鼓励大规模的劳工移民；第二阶段是1973年至20世纪80年代，移民政策的目的是中止进一步的劳工移民；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加强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和日益关注非法移民与难民。
第六，美国、加拿大移民政策。美国和加拿大是传统移民国家，其移民政策在北美具有代表性。关于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的成果较多。如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的《保卫金门：1882年以来美国的移民与移民政策》，查尔斯·比奇（Charles M. Beach）、艾仑·格林（Alan G. Green ）和杰弗里·赖茨（Jeffrey G. Reitz）合著的《21世纪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等。
第七，输出国移民政策。在移民研究中，学者们多是对接受国移民控制和移民吸收中的政策选择和限制进行研究，为了解释移民吸收和认同中的异同，比较研究描述了不同移民接受国的历史、结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没有包括同样系统中的移民输出国的政策。伊娃澳斯特加特·尼森撰写《国际移民与输出国》一书就是从输出国角度描述移民政策的。该书作者认为，除了美国以外，一些比较研究几乎没有告诉我们输出国政策的相同和不同。
第八，移民政策比较。国外学术界注重移民政策的比较。比如，美国与法国的移民政策及其形成过程有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尽管如此，仍有两个方面是相似的：首先是移民政策制定的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其次是对这个缓慢出现的问题的界定。再如，对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荷兰六个主要移民国家的比较。六个国家都经历过一个大规模的移民进入时期，而这主要是由相同的原因引起的。这六个国家都没有计划或者预测到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移民运动。他们对移民所做出的反应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着决定性的不同。但从长期来看，各地移民控制政策会变得更加严格，并且积极征募外国工人的计划也停止了；同时，移民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善。
此外，还有对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移民政策的比较，对移民国家和非移民国家移民政策的比较，对接纳国移民控制政策的比较等。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政策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从国内来看，主要是从国际关系视角研究国际移民及其政策；比较不同国家移民政策的特点与趋势；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的结构及其调整；国际区域移民政策研究。从国外研究来看，研究主要侧重南锥体移民政策；东亚国际移民的趋势与政策；移民调查与移民政策的制定；英国、法国、德国移民政策；战后欧洲移民政策；美国、加拿大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比较，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关于国际移民政策的研究，缺乏比较研究，也缺少交叉学科的研究，而国外的研究缺乏从宏观上把握的视角，更缺少关于如何对国际移民进行有效管理的研究。因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国际移民研究创新与“中心—边缘”的理论解释框架
研究国际移民政策，首先需要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与梳理，总结国际人口迁移的类型，并且分析国际人口迁移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但是，对新型国际人口迁移在理论上如何做出解释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单独的统一的国际移民理论，只有一些大部分是独立发展的零碎的理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跨国人口流动数量大幅度增加。新情况需要用新的理论加以解释。因此，在20世纪最后25年出现了一大批理论和观念框架，以试图解释国际移民的动力机制。
第一种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主要是由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被认为是“第一个称得上理论的学说”，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移民思想，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移民的性质和特点日益复杂化，该理论变得捉襟见肘。新古典派认为，“移民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至于一个人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新古典派认为移民的目的在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行为”。上述理论是建立在对波多黎各人向美国迁移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认为波多黎各的失业率越高，迁出的人数就越多；波多黎各最低工资水平的调高则大大减少了迁往美国的人数。新古典移民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际迁移行为产生的动因，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它具有两点缺陷：第一，它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尽管国与国之间收入、工资、福利待遇的差距极大，移民的数目却很小。这个理论也无法解释相同的国家为什么人口流入和流出不同。第二，这个理论不够全面。正如赵敏所指出，“国家间收入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迁移这一现象”。它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的作用往往大于国与国之间的工资差，文化因素对于移民也是很重要的。近年来有一种新经济学理论能对该理论给予补充。该理论认为，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绝对收入，而且是为了增加与社区内其他人相比较的收入，从而提高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
第二种理论是双重劳动市场论。该理论以复杂、技术的方式解说当代国际移民现象，强调“造成劳动市场层次化的先进工业社会的一些内在品质，产生了对外国劳动力的永久性需求；这种需求导致了国际移民”。按照迈克尔·皮奥里的解释，劳动市场是分层次的，一个是能提供高收入、高福利保障、环境舒适的上层市场，一个是与此相反的下层市场。那里的工人不愿从事不稳定、低效率的工作，而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工人愿意干低等工作。该理论强调了跨国移民的重要原因，即“来自当代发达社会经济体制内部的、对于外来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这种理论有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务输出，是对“外来工抢夺了本地人的饭碗、影响了本地人的收入和就业”说法的有力抨击。但是，该理论只是对跨国移民一般性的解释。该理论的缺陷在于：这个理论只是从需求的方面来看问题，未免有“见树不见林”之嫌；这个理论不能说明经济结构类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为什么悬殊很大。
第三种理论是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着眼于宏观社会过程，认为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日本向世界其他地区延伸，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该理论认为，跨国移民是“资本主义渗透给发达国家造成的混乱”。跨国移民现象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核心国家向周边外围地区扩展，周边外围地区融入日益统一的全球经济”。这里有一个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概念。“中心国家指那些拥有资本和其他形式物质财富的国家，边缘国家本质上是指除去核心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他们依赖于中心国家，中心国家进入边缘国家寻找土地、原材料和新的消费市场等。当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等中心国向外扩张，边缘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并入世界市场经济，这样，跨境迁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另外，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联系也为国际迁移提供了便利，由于国际性大都市是金融中心、制造业中心、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而且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因此移民的主要去向是国际性大都市，例如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这类国际性大都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接纳了相当数量的移民。这与经济全球化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力蓄水池。世界体系理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国与国之间今天和过去的联系，了解造成移民的背景和某些发展机制。但是，该理论不是专门研究移民的理论。
第四种理论是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指的是移民或返国移民同亲友同胞间的种种联系。它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援，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使得川流顺畅。网络是移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移民输出国这方面，不少人迁移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在移民输入国方面，由于入境越来越难，网络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大”。移民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梅瑟就移民网络的动态形式与个人的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那些想迁移的墨西哥人中，如果其父母有移民的经历，则他们迁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也就是说，在家庭中若有海外关系或与曾经去过海外的人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国际迁移的可能性会极大地增加。同时，融入移民网络的人，其短期出差和旅行也会变得频繁。网络从本质上说是累积的，是后来者的资源，能产生移民乘数效应，先到移民为后来者牵线搭桥，导致了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发展，研究表明，“在美国，一个移民工人背后的潜在的移民人数至少是1.2人”。网络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在家庭团聚条款下的家庭移民将成为美国未来移民流的主体。这些理论有助于理解移民产生的原因和自我延续的机制，具有合理性。但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笔者主张用“中心—边缘”的国际迁移理论来解释当今大规模的国际人口迁移现象，它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个较大的地区共同体内，某些地段先发展起来，形成发展的“中心”；后发展地带成为“边缘”，受“中心”剥夺。该迁移理论认为，“历史上与中心国家有过接触或遭受过它们殖民的边缘国家往往会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往中心国家。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各国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反映出美国对邻近它的边缘地区的扩张。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尤其是刺激了边缘国家人民的消费欲望。而边缘国家不断经历着被融入中心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过程，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向其迁移提供了动力和可能”。
斯凯尔顿（Skeldon）在他最近的一本名为《移民与发展：一种全球性的透视》（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的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分析国际移民的框架。他把世界分成几个“发展层次”，试图“抓住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类型转型的思想”。亚洲太平洋地区中的第一个层次是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旧中心”地区；第二个层次是东亚和拉丁美洲，包括日本、朝鲜共和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新中心”地区；第三个发展层次是“积极扩张的中心”，包括中国沿海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如智利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第四个层次是劳工边疆，包括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大部地区，这些国家为人口流向中心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虽然发达国家对人口迁移进行限制，但是这些发达国家接受了相当数量的国际移民。总之，第一，经济全球化打乱了谋生中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人的传统方式，许多工人为生存而斗争，许多人由于失去了工作或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第二，这些工人接触到美国文化，即在美国找到工作赚许多钱，他们的梦想是寻求“好的生活”，但是他们认识到，在目前的境况下又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通过在美国的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并能够帮助离开家乡的其他成员；第三，美国公司往往以廉价工资雇佣移民工人，这些公司多次积极招募外国工人到美国，而且先到的移民会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帮助，经过此循环之后，移民通过社会网络也成了永久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