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容颜
是否曾在阴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
而耶路撒冷
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威廉.布莱克
2002年4月，《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的主要翻译者钱敏汝以冷静得让人窒息的语气写道：“20世纪末，正当资本主义的缤纷色彩跨越了世界地图上越来越多的疆域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化和危机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库尔茨以《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这一著述提供了一个高倍数显微镜，让我们看到深嵌在五颜六色之中的霉点和黑斑。在罗伯特.库尔茨的笔下，这些霉点和黑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残酷发迹的血腥阴影的残余，而且也是其不可治愈的隐患的活性病源。”[1]
我马上想作进一步的补充：罗伯特.库尔茨所提供的高倍数显微镜不仅让我们穿过“国有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表面对立的假象而看到密布在资本主义机体里的病菌，而且以不同时空的事物在不变的资本内在法则的整合下都将被纳入一个共同结构而暴露出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的奇特方式将中国权力资本的无耻、野蛮、肮脏和卑劣拉进了我们的视野。罗伯特.库尔茨对几百年资本主义发迹史和罪恶史的生动描述浓缩成了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无比堕落的世界。发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变成了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血泪控诉。
似乎一些令人从梦中惊醒的声音都来自德国的那一片曾经以思想的密集而令世界震惊的土地。卡尔.马克思令脑满肠肥的资本家老爷肝胆俱裂的力量直到今天即使因东欧的“国有社会主义”的失败仍然没有从这个世界中消失，因为这个名字并不活在历史，而是活在资本主义机器的暴虐之中。一个叫海因里希.伯尔的德国人在一篇名叫《假如没有马克思》的著名文章中写道：“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 [2]曾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活跃，并在美国留下他们足迹的那群被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德国人以其无比深刻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批判几乎破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而其最初的动力则是被那个罪恶世界刺痛的良知。
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以远远超出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当初所看到的现象的广度和深度蔓延。对森林的砍伐、对河流的污染、对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粮食的染指、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掠夺、因掠夺世界上的稀缺资源而发动的野蛮的战争、在中国虎跳峡上导演的对环境和文化遗产进行破坏和对当地村民进行驱赶的密谋……这一切就像钱敏汝所讲的，都再次将资本的内在法则以只要人类的良知不灭便无法阻挡的形式送上了“历史的法庭”。在西方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的声音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一个叫“黑豹”的摇滚乐队所发出的“别去糟蹋”的强烈抗议。“我要张开臂膀，挡住无知疯狂”的吼声则以超越时空的形式在整个世界回响，并通过特定事件聚焦在中国一群为保护虎跳峡而签名、并在2004年第六期《天涯》杂志上公开表明他们的态度的人的行动之中。在世界各地借助于强大的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而辗碎一切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内在指令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规范权力只因政治经济权力的保护才能够避免人类的人性内在法则的消解。但是，它的滚雪球式的体系扩张注定会在它的不可避免的雪崩到来之前就同时无情地遭受到良知和理论的鞭挞。
与马克思、伯尔、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一样是德国人的罗伯特.库尔茨的批判正象是我们站在这个文明与野蛮已经交融而无法泾渭分明地作出判断的世界上对于现实无奈的审视和对于历史沉痛的回眸。他从资本主义的发迹史到现在资本主义在全球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全面审视使他的历史分析变成了一本资本主义对自己的罪行无法抵赖的控诉状。这个以抨击在全世界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而闻名并一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战斗的人物挖出了由“国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共享的现代性背后所隐含的建立在抽象的劳动法则和资本的内在逻辑基础之上的祸根，并将它们的分析变成了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疯狂和“国有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据。正如马尔库塞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所提出的“本能革命”那样，他对资本的内在逻辑对于人的无意识指令的重新编码并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变成人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有可能性选择的揭露打开了一个进入资本主义成功的密室的入口。这种深刻的洞察使其批判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而达至峰巅。
《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1999年由德国艾.希博恩出版社出版，2003年7月被翻译成中文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是，这本70万字，穿行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之中，将康德、斯密、边沁、葛兰西、哈贝马斯、达尔文等人不为人所知或重视的一些言论都作了批判性审视的著作一出版即已被人们遗忘。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所独具的资本法则的洗脑功能使权力与资本的歇斯底里变成了一个不适合于任何一种反抗声音存在的场景。笨拙而野蛮的原始积累的模仿在社会断层中变成了掌握稀缺资源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对于掠夺的合谋，这种“精英联盟”正试图扼杀任何一种真相并将所有的否定性力量驱逐出他们所建构的那个掠夺系统之中。但是，也恰恰如此，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逃脱库尔茨的深刻洞察：“市场与国家、私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经济要人与政治精英，无论从历史或是社会结构的角度而言，这些对立面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方面随时有发生突变的可能。” [3]他再次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纯粹表面性的对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圈套以及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利用自身的两面性而做的一种变形游戏而已。” [4]
问题已经在于，“私有资本与国家经济、经济要人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表面上的紧张关系已不仅仅是存在它们之间发生突变的可能，而是这种突变已经发生，并且正在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中国，通往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赤裸裸地变成了一条权力所保证的抢劫之路，它在2004年的“郎旋风”事件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说明，从而使“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发出了绝望的怒吼的公众眼中终于变成了一种最为无耻的抢劫理论。库尔茨以翔实的资料证明：不管“自由主义者”如何地美化西方的资本主义史，私有经济背后都站着霍布斯语境中的那个巨形怪兽。在中国，简直无法想像，没有这个怪兽，没有“经济自由主义”故意制造的它与怪兽对立的幻觉以及它将底层民众对于公正、平等、民主的渴求污蔑成要搞“平均主义”以及是“多数人暴政”的卑鄙伎俩，连右派诺齐克的“获得正义”底线都不要的一系列抢劫又如何能在权力的主导中疾迅地推进。
按照既定社会经济和制度模式思考的人永远没有超越于这个世界所给定的材料而发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库尔茨以一种并不令任何一个没有被各种假象弄得头晕目眩的人吃惊的方式说道：“作为偏离正统思想脱胎于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根本上说受到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利益范畴的高度感染”，[5]因此，“东方当初从一开始就不是另一种历史选择，而只是西方本身的一个更为粗糙和脆弱的，而且半途而废的版本而已。” [6]如今，这个版本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得不向那个高级的版本回归――而且是以最野蛮的方式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不是另一种历史选择的历史选择所带来的失败抹杀了其他历史选择的可能性，全球因此沉浸在资本主义的狂欢中，从衣冠楚楚的绅士、脑满肠肥的官员、阴险狡诈的政客，到派头十足的白领、奴性十足的吹鼓手、斤斤计较的小市民，每个人都像被洗了脑一样条件反射地一致将一种被强加的选择模式当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拙劣版本改邪归正而向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的“唯一历史选择”的认定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于西方的“羊吃人”时期的拙劣模仿所带来的一切罪恶变成了一个似乎可以获得合法性支持的历史进程。
几乎再没有人敢否认像库尔茨一样可以由任何一个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所发出的这种愤怒而绝望的声音所表达的历史真实：至少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架美妙的据说能奏出动听的“自由”催眠曲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运转离不开普遍的“大众贫困”。库尔茨引用瓦勒斯泰因（Wallerstein）对13－19世纪英国木匠的实际日工资的数据对比时发现：在19世纪的光辉灿烂的工业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准刚好再次达到中世纪的鼎盛水平。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终于再次幸运地达到“中世纪的生活水准”的人们没有包括资本家和官员等社会强势群体在内。今天，在中国，这种对贫困的制造由体制内“改革”名义下的羞羞答答的（干部与职员）“拉开差距”到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雇主与员工以几十倍以上的收入差距，正一步一步地登峰造极。几乎所有建立在扎实而可信的调查基础上的统计都证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以上，并且几乎没有人不相信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富悬殊已经埋下了社会危机的地雷。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一份关于民工短缺调查的资料：广东等地发生民工荒的工厂工人每天劳动时间至少10－12小时，而每月工资仅有600－700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2年来，物价不知长了多少倍，但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这些处于奴隶状态的劳动力所获的微薄收入背后是由这些血汗工厂所支撑的城市的繁华和资本家与官员的一掷千金。像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所揭露的农村的普遍赤贫一样，血汗工厂的工人正以他们令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向这架野蛮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注入他们的斑斑血泪。
资本所具有的自律运转的机制决定了它为了自身可以冒一切风险，在权力的支撑下它更是勇气倍增。它绞尽脑汁也要将劳动力作为原料投入到自己的运行中，并榨干他们最后的一点能量。为此，它可以将那些轰鸣的工厂变成“魔鬼的磨坊”。库尔茨引用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将这种“工厂噩梦”形象地昭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上帝的容颜/是否曾在阴云密布的门厅中显现？/而耶路撒冷/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来？” [7]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孩子，连残疾人都被送入了这个人间地狱并进行永无尽头的劳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所痛斥的那些罪恶和野蛮使这个“魔鬼的磨坊”所具有的魔鬼特征成为后世有良知的人一个痛苦的回忆，但它所具有的噩梦性质仍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轰鸣进入了我们的时代。如今，这个“魔鬼的磨坊”搬到了中国，并开大马力加速运转。
魔鬼的存在若构成对自身的反讽，即意味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心虚。因此，被视为没有“与时俱进”的《包身工》虽然已经被官方从语文教材中撤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这个时代“包身工”的出现不是对这种无耻掩盖的一记耳光。在中国大大小小的“魔鬼的磨坊”里被魔鬼拿皮鞭抽打给魔鬼推磨的人像他们中一个叫李昌明的贵州民工一样一次次地发出了绝望的哀鸣：“这里的工作实在太苦了，每天拉着满满一车砖，一干就是十二三个小时。平时就吃熬白菜、米饭。我们实在撑不住了，可工头不让走。我亲眼看见一个工人逃跑后被抓回来，被工头拿铁锨打得跪在地上直求饶。”（《北京娱乐信报》，2004年4月）“跪地求饶”的最初动力逐渐被植入并与其它东西一起构成了资本统治的隐秘的暴政。因此，如果他们撑得住的话，只能像是库尔茨所说的：完全失去了根基的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变卖自己，屈从于糟糕得难以形容的工作方式。只是，生活在我们时代的库尔茨没有想到，在中国，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即使不惜一切代价变卖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变卖自己的收入。中国建设部在2004年8月召开的一次“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新闻发布会”承认：仅仅在建筑领域，2003年底以前所发生的已峻工工程的工资拖欠数额就达1756亿。这种明火执杖的拖欠已近乎抢劫，以致出现国家总理为民妇讨工钱的怪事。而这些向魔鬼讨回变卖自己的收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要付出大小不同的代价。2005年1月25日，一群民工在河南郑州一个叫“紫东苑”的小区讨要工钱被一百多暴徒殴打。2005年3月28日，《法制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河南民工血案惊动国务院，百人挥刀砍向讨薪民工”。
“魔鬼的磨坊”里的魔鬼永远无法消除掉自己魔鬼的特征，但它要装扮成天使。不管怎样它都要以一种精巧的形式让人们的被动屈服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屈服，最后变成人们的自发反应。在库尔茨笔下，卢梭的“教育”思想和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都具有培养资本主义法则的顺民的功能。包括康德在内的启蒙思想家，其思考都无法离开他所置身的现实所培养出的“现实主义”。但是，在一开始只能将那些在“魔鬼的磨坊”里永无休止地推磨的人像装进笼子一样地进行监视。边沁由此发明出了那个臭名昭著、并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里出现的“圆形监狱”。边沁认为，他的“圆形监狱”“适用于将任何一类人置于监督之下的机构，特别是教养所、监狱、工场、手工作坊和工厂、贫民院、疯人院、医院和学校”（Bentham 1995/1791）。[8]在边沁这位被德沃金称为“只能给自由主义蒙羞”的“自由主义者”的伟大发明中，不仅疯子，连贫民院里的穷人和工厂里的工人都像监狱里的犯人一样成了囚犯。工厂成了监狱，工人成了被监视者，而监视者甚至可以躲在暗处进行监视。这个发明的“功利性”在于，它慢慢地在工人的被监视中通过内化而变成了他们的自我监视，这其中所节约的“成本”是难以计算的。只可惜，中国的资本家对于他们的伟大先驱的这项发明最多只是在进行拙劣的模仿，完全没有学到它的精邃。他们的野蛮本性还未能领会具有绅士风度的、由真正的虚伪无耻所创造的“文明”！
“我用孩子的目光朝妈妈看去，她的脚长满血泡，终日地站立着，我知道，她的双脚永远不会治愈”，美国著名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对曾经给他以巨大心灵创伤的童年时代回忆道，“整天在橄榄油厂难闻的雾气中站立着――每天10小时为每个星期10美元――用飞快的双手把标签贴到她从无尽无休的流水线上机械地拿起的罐头上：罐头，罐头，罐头，随着咣当作响的链式传动带发出的女巫般的格格狞笑声，丁零当郎、摇摇晃晃地驶过来……”（Capra，1992/1971）[9]库尔茨在此仰天长叹：“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母亲在流水线旁被剥夺掉人的尊严”。[10]但人的尊严早就被剥夺了，在暗无天日的血汗工厂中，在边沁的“圆形监狱”中，在人已经被驯化成动物或变成机器的现代化工厂中。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已经足够将它的内在逻辑的指令植入人的无意识结构中，将人驯化成一只由它用香蕉引诱并进行控制的猴子。
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已经通过它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而让普通人也分享到了一些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且通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才得到的甜头。几百年的时间已经够久远了，它早期的野蛮和罪恶在那些不够敏感的心灵中已经激不起任何震荡。但是，当罪恶以并不令人感到深深的刺激并且似乎可以在它所产生的那个体制内解决的时候，已经用社会所强加的那套思维模式思考而无法想像出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人仍然没有忘记历史的资格，因为正是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那套已泛化成社会政治机器的资本法则决定了历史上的罪恶，以一些不同的形式将它带进现在，并且还要融入未来。而且，资本主义的野蛮本性并不因它掠夺对象的变化、扩大或转移而真的向人们叩响了天堂的大门，它的掠夺对象只不过是从本国的底层民众更多地转向了那些仍然有待发展，甚至极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摧枯拉朽背后不仅可以看到资本逻辑解构一切的魔力，更可以看到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所决定的强者说了算的丛林法则的无比灵活的发挥。因此，罗伯特. 库尔茨对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迹史和罪恶史的全面考察与批判即使不能向人们提供一条摆脱罪恶的途径，但也足以警示那些“沉溺于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的‘市场人’”不要在思维的“黑白不分”中导致心灵的“黑白不分”。人类的集体性记忆的沉寂只能让人类在某个野蛮体系的自律扩张中无奈地迎来生存基础的崩溃。
而在中国，我们还生活在罗伯特. 库尔茨笔下似乎已经遥远到只能记住一些碎片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权力和资本勾结在一起不断地表现出种种歇斯底里的症状。因此，一个“现实主义者”只能像罗伯特. 库尔茨笔下的“市场人”那样因“黑白不分”而任凭摆布。不任凭摆布的人或许更多的只能在行动中表现出马尔库塞式的悲壮和悲观。但是，正如瓦尔特.本雅明以无比平静的语气说出的“正因为有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希望才给了我们”，当这个世界向黑暗飞速奔进时，我们需要向它的机体中注入越来越多的否定性力量。无论怎样，罗伯特. 库尔茨说的这句话都是一句至理名言：
“不因自身的力不从心而甘受愚弄。” [11]
注释
[1] 见钱敏汝为《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所写的《译者序言》，载罗伯特.库尔茨 著 钱敏汝 张崇智等 译《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2] 见伯尔《假如没有马克思》，载《伯尔文论》，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
[3] [4] [5] [6] [7] [8] [9] [10] [11]罗伯特.库尔茨 著 钱敏汝 张崇智等 译《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34页、第34页、第353页、《原书序言》第4页、第111－112页、第78页、第409页、第409页、第8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