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于民族国家认同 (nation-state identity)问题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理论热点。在 "后"冷战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和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员交往和国际性流动日渐频繁，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也势必会发生交汇、碰撞和影响。在总体上，这些都是有利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社会现象。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为其所掌控、所主导的全球性和国际性金融及经贸组织，在极力扶持本国巨型私人财团、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趁机进行全球性经济扩张中，根本无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侵蚀他国、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伴随这种经济扩张、市场垄断和资源掠夺并为之服务的，还有其军事威慑、政治渗透和舆论造势，甚至靠编造诸如所谓 "人权高于主权"、 "人权外交"和 "价值观外交"等借口，而不择手段地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公然军事入侵和推翻被其厌恶的他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研究国家认同之时，就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作为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进而才能正确地理解、引导和增进国家认同。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研究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
所谓 "国家认同"，就是指认识主体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并作为认识客体的国家持有肯定性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普遍而真实的国家认同，是国家稳定的民意基础，也是国家兴旺的重要前提。
当我们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学术探讨和理论研究之时，就应懂得国家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规律性，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作为理论基础，才能逐步深化对国家认同问题的理论思考，应对各种学术争鸣。当然，就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先进分子而言，如果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就有利于自觉地使自己、并帮助他人确立和增进我们的国家认同。所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才能引领人们沿着正确的思路，确立和增进国家认同，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学术研究并推动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毛泽东等后继者不断加以发展的思想理论。简略地说，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国家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告诉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开端。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恩格斯这一在继承、综合和发挥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和其他人类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论断，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的 "历史之谜"。
关于国家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们或多或少对其加以研究，但都没有科学地揭示其本质。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往的政治学理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超历史、代表全民利益的社会机构，并给 "国家"下过种种似是而非的定义。但只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2]列宁也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3]具体而言，"国家"的内涵包含这么几点：
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 "政治形式"。这从奴隶制国家，到封建主义国家，再到资本主义国家，历来如此，没有例外。鉴于 "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4]故而，统治阶级才需要和利用国家以维护其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在形式上，这就使国家公共权力作为 "调停人"出现，以 "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而发挥管理社会的作用。实际上，国家政权采取社会公共权力的形式，是在掩盖并维护其阶级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5]
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6]所以 "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就叫作国家"。[7]作为一种暴力机器，国家不同于氏族社会的武装组织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国家不仅有武装部队，而且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等物质附属物，即常设的暴力机关，而氏族社会的武装组织不过是由其社会成员自愿组成的组织。国家的暴力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并作为政治工具，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对付外敌，而氏族社会的武装组织由全体成年居民组成，主要用于对付外敌，在氏族内部则主要是以原始民主、原始崇拜、道德习俗等习惯力量，来维持其秩序；国家所采用的往往是系统的暴力，也是有精致包装的暴力，而氏族社会的武装组织，则不具备国家暴力的系统性和精巧性。
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这样，在统治中，国家就必须履行其他一些社会管理和组织职能。如古代国家已承担起铸造钱币、制定度量衡标准、平抑物价、救济灾荒、兴修水利、管理经济和其他社会事务等等；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其经济干预和社会管理职能，就更为复杂而多样了。因为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8]国家实行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重性，正是统治阶级利益得以实现的客观要求，是其阶级利益在社会上的实现形式，并体现其国家性质。
(二)国家的发展、更替和消亡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中，伴随奴隶制、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历史性更替，分别形成的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些不同类型的国家，即使在政治形式上，已经由古代君主专制发展演进为现代民主共和国，但都是由其统治阶级对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实行阶级专政。这也使它们具有剥削性质的国家的共同本质。
必须肯定，历史上通过相应的社会革命，所实现的社会形态及其国家的发展和更替，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制度性飞跃和社会进步，推动这种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则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然，新兴的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其革命和上升时期，也都发挥过积极进步的历史作用，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但究其根本，只有广大劳动人民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是他们的生产劳动和对剥削制度的反抗斗争，才促成剥削阶级用一种新的比较文明的剥削形式，去取代前一种野蛮的、过时的旧剥削形式，由此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9]
既然国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那么国家也就必然会随着阶级的消灭走向消亡。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 "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10]因而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国家消亡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产物。国家消亡的根本条件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高度发展。那时，通过社会民主的高度发展，公共权力就逐渐地从占国家人口少数的公务人员手中，转交到大多数人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手中。这样，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连同其政治权力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可能和实际意义。"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 '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1]
(三)无产阶级国家的崭新性质和过渡性质
无产阶级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新型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只有这样，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奠定政治前提和物质技术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阐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具有崭新性质和过渡性质。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认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3]"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4]
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巴黎公社 "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5]列宁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明。他写道："'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特殊的镇压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16]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国家与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具有根本性和本质性的区别，尽管它们都具有相应的阶级专政的职能，但其性质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在所有剥削阶级国家中都是极少数剥削者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绝大多数人民没有或仅有形式上平等，抑或极为有限的民主权利，而在实质上则是剥削和压迫劳动阶级的政治工具；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国家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以镇压极少数剥削者的反抗和复辟企图。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17]即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是 "新型民主的 (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 (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因此，当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发展到比较巩固、发达和不可逆转之时，处于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形态和 "自行消亡"中的国家，可称为 "半国家"。[18]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国家及其具有本质区别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基于唯物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看问题，才能正确地看待和引导人们确立和增进国家认同。因为，只有当人们对于国家的来龙去脉、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公共权力的阶级基础及其作用等基本问题有起码的了解和认识以后，才能够正确而自觉获得关于国家认同应有的认识、态度、感情及信念。否则，他们就只能是受其直接利益驱使的、甚至是被迫持有的一种从众、无奈和盲目的国家认同或不认同。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同国家发生、发展、更替和消亡共始终的问题。但从学术观点看，它主要是研究当今世界法制环境下的国家认同问题。当今世界各国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也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其实，我们的世界(除了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在总体上还是阶级社会，即便是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离完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当他们必须思考对自己国家的认同问题时，也必然会使之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决定自己的认识、态度、情感及信念的选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不宜停留于 "国家认同的一般"的层面，而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分析具体人们对具体国家的认同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都是复杂的社会有机体。故而在国家认同的明确意识中，至少有三个基本层次，包括由其宪法所规定的国体即国家制度的阶级性质；为其国体所要求的、由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并适应其民族文化特点所形成的政体即国家权力体制；对由执政党和上层领导集团所实行的施政纲领的认识和态度。就资产阶级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执政当局而言，其法律保障、理论辩护和舆论宣传的政治取向，自然都是企望所有公民都能对国家广泛认同、忠诚不渝，对执政当局行使政治权力，给予全面认同和支持，并通过资产阶级两党制或多党制竞选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以巩固其执政地位，并争取获得其永久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这些国家的全体公民是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而且，不同阶级对其国家认同的情况和程度，自然会有所不同，甚至存在本质差别，因而受其影响的国家认同必然存在着裂隙。
就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而言，它们作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对资本主义的国体和政体之认同，存在着本能的政治亲和力，所以在他们那里一般都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他们在国家认同上可能会有差异，但最多只是对于执政党和上层领导集团持异议，而这往往取决于现任政府及其政策是否能够较好代表他们所在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其实，资产阶级往往都是天然的实用主义者，它们对任何国家和政府的态度，都要以是否有利于资本利润最大化为标准，这一点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谓 "国家认同"和 "爱国主义"往往是个可以任意捏弄的 "面团"。正如列宁所说： "资产阶级最崇尚的原则是：'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19]为此，他们通常采取双重标准，高唱 "人权高于主权"等论调，推行 "人权外交"和 "价值观外交"，而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其政治霸权和经济扩张的，即只允许自己搞国际扩张，而罔顾《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并把别国人民对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国家认同的坚守视为大逆不道，而极力分化瓦解之。
就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言，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西方垄断资本的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大多抱着 "有奶便是娘"的心态，并不真正认同自己的祖国，而是对西方大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认同自己的祖国，还会对国际垄断资本对该国的主权侵蚀、经济扩张和资源掠夺，特别是对其企业利益的伤害等有所抵制。
而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来说，情形就大不相同。他们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已获得了 "政治解放"，并成为法权平等的国家公民，但因为并未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这种公民权大多有名无实，所以他们对所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本质上难以有根本的共同利益和真正的归属感。正如恩格斯在驳斥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加尔涅-帕热斯所说， "法国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全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在法国只存在着法兰西公民"的言论时所揭露的："这就是说，'让资本家继续垄断全部生产力，让工人照旧靠极少的几个钱去过活；但是为了补偿他所受的苦难，我们赠之以公民的称号'。"[20]从那时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虽然有所改善和进步，但其大体情况，也依然如此。
理论和实际都表明，在阶级社会中，一个阶级如果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同时也就在精神上占统治地位。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们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当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 "自在的阶级"之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国家认同上，往往难以认清其本质，而 "隶属于"资产阶级。对此，恩格斯指出："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21]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无产阶级群众以某种形式所表达出国家认同，那也只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一种无奈的认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至今仍然深受工联主义影响的工人群众，乃至多数工会及其工人运动，基本上都是追随资产阶级的。而那些介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层，在其国家认同上就更是这样。这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虽然在推行普选制，但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在强化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特工等)，以管理和服务社会之时，依旧能够通过强大的舆论和政治网络，操纵名曰 "民主政治"，实则 "金元政治"，而实现国家政权依法运作的基本原因。
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2]各国工人阶级终究会觉醒，因为只有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未来。2008年以来，在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经济危机中，资产阶级国家极力维护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大力压缩社会公共福利开支，所造成的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伤害，其实已经开始唤醒西方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这包括从发端于世界资本主义老巢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并扩散到该国几十座城市，随后还蔓延到欧洲多国多座城市的人民抗议资产阶级国家转嫁经济危机的群众运动。其中，有些人士已把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身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已向垄断资本家及其政府发出了 "我们是99%，你们是1%"的怒吼，甚至有不少人由此关注和看好马克思主义，并想从 《资本论》中寻找理论解释，思考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问题。这表明，资本主义统治动摇有了新迹象，也在冲击着其国家认同。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遍地鲜花！
至于有些学者把国家认同，简单地视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应当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仅依 "票决"获得合法性，往往是一种程序性、形式上的合法性，而不是实质的合法性。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看来，任何国家是否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一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即是否具有其经济必然性和历史正当性；二要看它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社会进步利益；三要看人民群众实际获得的政治参与权利，是在前进还是在停滞和后退，即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政治文明在某个历史阶段上的发展，以及向更高阶段转进。
在共产党人看来，所有局限于资产阶级需要、并肯定其合法性的积极意义的国家认同，只能是教育、训练、组织工人阶级的一种条件和有限手段，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根本目的和政治希望本身。工人阶级在阶级本性上只会倾向于社会主义。但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要想在工人运动中生根、开花和结果，就要靠自觉的理论 "灌输"。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要想从雇佣劳动制度下获得彻底解放，只有靠其先锋队即共产党长期而不懈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唤醒和武装工人群众，使之由一个 "自在的阶级"提升为 "自为的阶级"，使他们较普遍地认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拒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情况的出现，既要靠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主潮流发挥作用，也要靠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自觉地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认同的主体结构及其态度分析
在西方社会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各自民族国家内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实践，同时尽可能地 "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23]因此，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及其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应是面向未来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列宁曾说过： "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 (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24]如果把这里讲的 "革命"理解为广义的，并能使之同当代的历史条件相结合，那么，其精神实质就依然是正确和有指导意义的，而且也有利于增进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国家认同。
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国家认同问题更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引导，而且应当优化国家认同的各个层次的主体结构，同时应采取多种措施，以增进国家认同的自觉意识和正确态度。
当前，就我国公民国家认同的状况而言，总体上是乐观的，但必须有紧迫感。应首先肯定，认同和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是我国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主流意识，否则，我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多种严峻的挑战，虽然尚未发展为引发 "国家认同危机"的地步，但在少数人那里，也确实存在国家认同弱化，乃至发生动摇和弃之不顾的情况。
从国家认同的主体结构及其基本态度看，其支柱的社会力量，首先是作为我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工人的综合素质已有明显提高，并在继续发展壮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农民工)，尽管在从事最辛勤的劳动，获得低廉的工资，但他们热爱和认同祖国，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顶梁柱和主要的依靠力量，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主力军。其中，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的老工人，为改革开放所付出的代价最大、却受惠不多。仅从他们默默接受党和政府的这种安排，虽然有些意见和牢骚，但没有因此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来看，就充分显示出这个群体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深藏于内心的政治认同和诚挚感情。
其次，从作为我国政治柱石---工农联盟---的基本构成的农民阶级看，他们仍占我国13亿人口的近一半，依然是我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这个阶级在实践探索中最先站出来，作为我国全面体制改革的探路先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就其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改革开放中虽受益最早、但也受惠较少。然而，这个阶级不等不靠，尽量利用党和国家的政策优惠，主动自找门路，谋求生存发展。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民群体的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为国家工业和城市发展已经作出了、并在继续作出自己的突出贡献，可是他们至今尚未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仅从这两方面的情况能够持续至今，而同时维持着国家大局稳定、经济繁荣和城乡和谐的发展态势来看，就表明农民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我们祖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认同和拥护的。
复次，从我国知识分子和六个 "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看，他们是我国改革开放中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主体，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作出了、并正在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尽管这些阶层的社会地位差别明显，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程度也大小不等，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人群境况的反差也较大。但应该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我们祖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和拥护的程度上，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其中有些人自觉而坚定，有些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有些人在大体认同的前提下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然而，他们在期盼我们祖国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同全中国各族人民都是、至少理应都是心心相印、休戚与共的。
最后，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状况看，它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主心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现有8200多万党员(截至2011年底，总数为8260。2万人[25])，接近整个德国的人口总数，是世界第一大政党，而且正在领导13亿多中国人民致力于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前沿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创造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艰巨和事关人类未来的宏图大业。尽管在目前的工作中，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从中国共产党仍然保持着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以及从绝大多数党员的实际表现看，不仅基本上不存在国家认同问题，而且他们正用自己的言行作表率，在引领和不断推进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的辉煌业绩。
阳光普照万物，但也伴有阴影。全体中国人在国家认同上，同样也会参差不齐，甚至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在改革开放中，也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不仅 "前腐后继"发生腐败，而且有成千的犯罪嫌疑人叛逃到海外；此外，还有一批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所谓 "裸官"。由于复杂的原因乃至具体的家庭原因，也有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已经移民或入外国籍，就有可能淡化原有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这类情况，既要作具体分析，也需要党和国家加强教育、舆论和政策上的引导。我国的企业家及其高级管理者，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既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并正在作出重要贡献，但其中也合法、不合法或打擦边球地产生了一个 "暴富"群体。我国宪法和物权法已从法律上庄严宣布、并在实际地维护包括富人群体在内的一切公民的合法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然而其中仍有少数人尚存疑虑，并想通过投资移民把其全部或部分私有财产转移到海外。据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共同发表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2)》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潮会将中国新近获得的财富带往海外。[26]另据 《福布斯》中文版发表的《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估计，中国共有1026万人可以被认定为富裕。在这个群体中，2。6%已经移民，21。4%的富人正 "计划移民"。还有，据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共同发布的 《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2年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超过70万人。其中，5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士近10万人，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士达4万人。他们中约有60%的受访高净值人士称正在考虑或已完成投资移民。[27]应该说，正常的私人对外投资和适度的投资移民，是国际经济合作和人员流动的常态，无须大惊小怪。但中国富人中这么高比例的移民意向，就意味着其中有些人的国家认同存在问题。
最为严重的一种情况是，在国外敌对势力策动和支持下，一些所谓 "藏独"、"台独"和 "疆独"等分裂势力，在挑战我国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国家认同问题，而是一种背叛和分裂祖国的犯罪问题，可以说，这是我国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对上述诸问题，我们应当分辨其性质和程度，而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和必要的政策，加以关注、引导、应对和解决。
总之，国家认同问题是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广大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和需要不断加以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认同主体的结构和态度，是多层次的并在不断变动的，其总体结构呈现为橄榄型。其中自觉而坚定地认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是相对的少数；那些对国家认同发生动摇、或以其言行在否定国家认同，乃至丧失国格和人格，直至演变为有政治问题的人，则是极少数；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即对国家认同问题缺乏充分考虑、认识肤浅而具有基本的国家认同(包括少部分人有所淡化)，因此处于中间层的人们，则是绝大多数。笔者认为，党和国家、理论界对国家认同问题，应从坚持中国立场、全球视野和长远眼光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清醒冷静、积极稳妥的原则和工作取向，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出更周密的政策设计和更有效的正确引导，以不断优化我们社会的国家认同的主体结构，并使人们不断增进国家认同的自觉意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3]《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4]《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页。
[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7]《列宁全集》第37卷，第62—6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9—560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
[16]《列宁选集》第3卷，第169页。
[17]《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第124页。
[19]《列宁选集》第3卷，第77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3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24]《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
[25]《全国党员总数8260。2万名》，《人民日报》2012年7月1日。
[26]参见王辉耀、刘国福：《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7]参见 《从 “创造财富”转向 “财富保值”——报告称中国经历第三次移民潮》， 《参考消息》2013年5月9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