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富 辛向阳:拨开笼罩在“意识形态”上的层层迷雾

——读《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9 次 更新时间:2012-03-27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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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富   辛向阳 (进入专栏)  

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一切文明社会中的任何国家都实际存在的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社会层次或社会领域。而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像新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却是一个被国内外一些人搅合搞得混乱不堪的话域。某“权威”政治学工具书就片面地断言,意识形态的“要害是为现状辩护,因此它是‘虚假意识’”。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前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质疑。在意识形态在威信扫地的同时,意识形态成为贬义词。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意识形态虚假论”,还有什么“意识形淡化论”、“意识形终结论”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论”等论调,在学术界似乎越来越受到“追捧”,以至于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借以作为诋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私有化和“民主宪政”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廓清国内外一些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散布层层迷雾,就必须需要正本清源,结合实际,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侯惠勤同志的新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5 月版,以下简称“该书”)一书,就是担当这种理论使命、发挥着这种作用的一部学术力作。

我们认为,该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理论份量,因为它是一部具有五个向度的学术专著:有厚度、有广度、有深度、有力度和有高度。

有厚度。不仅仅是指这本书厚达 787 页,76 万多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讲这本书具有厚重的学术含量。在谈到对马克思著作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时,作者提出了极具学术价值的见解,即主要应处理好四大关系:其一、文本和历史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其二、矛盾与范畴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处理文本范畴和其揭示的历史现实的矛盾。范畴是各个学科必不可少的基本概念,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最普遍的矛盾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其内容是现实的,而其思维形式和表达形式则是主观的。现实及其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畴是对于现实(矛盾)的观念把握,其鲜活的本性来自现实本身。其三、主题和话语的关系。主题是特定时代和具体历史阶段提出的主要任务、展现其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时代主题能否及时回应和回应的正确程度,决定一个国家、政党及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其四、词句和精神实质的关系。精神实质体现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因而是连贯、完整和深刻的,而词句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从一定的侧面都力图表达精神实质,但不能与之直接等同。在谈到对马克思的著作解读中,我们通常会遇到几类典型情况:一是一词多义。这种情况我们在马克思文本、尤其是早期文本里经常遇到,诸如“劳动”、“分工”、“私有制”、“市民社会”等等,都曾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二是多词一义。多词一义表现了马克思在真理求索中思想观点形成的集焦过程,也反映了马克思的某种思想观点从萌芽、提出到成熟的历程。因而,这主要集中在一些核心概念的形成上。如马克思先后用“实物关系”(《神圣家族》)、“交往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哲学的贫困》)来概括历史过程中的基础性社会经济关系。三是词不尽意。即为一些语词的具体语境(所指)所难以引申的意蕴(能指),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异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了。

有广度。该书既以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三层内涵(统治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和“虚假意识”)的科学分析为理论起点,又涉及到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对施蒂纳个人主义观点的辩证批判;既涉及到对西方学者扭曲意识形态的批判,又涉及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相关研究;既涉及到对当代中国信仰问题的分析,又涉及到对所谓“普世价值”的剖析。作者以坚定的理论立场、思辨的哲学智慧和闪光思想语言为基础,纵横捭阖,挥斥指点,激浊扬清。由于作者丰厚理论内功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其著作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度,而且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他纵观 160 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营养;他放眼 90 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中获得现实的力量。加上,有着长达 20 余年的写作过程,使这本书具有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度的广阔视角。由此既能够用现实观照未来,也能够用历史观照当代。例如,该书专门分析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悲剧及其在当代的意义。他指出,我们的世界正处在新世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虽然暂时还缺乏准确的概念去把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地感受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和世界秩序正在来临。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两个“前所未有”统一起来,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极端态度(“过时论”和“固守论”),就会又一次撕裂着马克思主义队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历史形象和中国的未来发展,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方面,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留下了永远应当记取的历史教训。因为他们是时代转化中的落伍者,不懂得辩证法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本性及其所具有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精神。

有深度。该书不仅视角开阔,而且对一些重要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该书认为,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是“西强东弱”,长期共存共处于一个地球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两种社会形态在制度构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上的异质性,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等各方面的交往、碰撞和斗争在所难免。在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为了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就要做到三点:一是“同中述异”;二是“异中求同”;三是要拥有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如何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该书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且尝试性地作出了以下概括:坚持“劳动优先”,反对私有产权崇拜;坚持“人民至上”,反对个人第一;坚持“共同富裕”反对市场崇拜;坚持“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的统一”,反对形式平等崇拜;坚持“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对抽象个性崇拜。这些概括观点鲜明,内容深刻。它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体现了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时代性、先进性、革命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有力度。该书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精髓,因此其中也贯穿着辩证思维的“革命的批判”精神。该书对于“普世价值”的批判,不是纠缠于枝节问题,而是直指要害、一语中的并指出:我们批判的“普世价值”,有着明确的本质界定。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从理论上看,“普世价值”以消解共产主义理想、确立资本主义不可超越为前提,其立脚点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及其制度架构是历史的终点,人类在这方面将不可能再有真正的进步和突破;二是从实践上看,“普世价值”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全割裂中国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间的内在联系,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导到“回归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这种一针见血的革命的、批判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性、彻底性和战斗性。

有高度。该书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待意识形态问题,从而能够深刻把握意识形态的基本矛盾关系:(1)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与包容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不断地对是非、善恶、美丑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使自身的价值得以彰显,从而获得广泛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旗帜鲜明理所当然,模糊界限就意味着消亡;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同时也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在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我们又必须面对两大新挑战:一是在涵盖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庞大体系中如何体现“核心”价值?二是当我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则时,其批判性原则就必然遭遇新挑战。(2)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是情感认同,真理性认识也要通过调动激情的方式才能奏效。(3)意识形态的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普适性话语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阶级性、集团性的话语,它并不是从个人从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要求是自觉性的思想理论“灌输”。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虽然实际上是一定阶级的或利益集团的观念表达,然而其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却是让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才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4)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与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适应人民群众对于先进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它必须体现时代潮流、时代精神和时代发展,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同时,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和“混凝土”,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

应该说,该书上述五个向度上特点和特色,是通过全书富有尖锐的现实性兼有高度的思辨性的研究主题、鲜明坚定的理论立场、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和睿智闪光的话语表述,而体现出来综合性的学术特征。该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有理有据回应了国内外一些人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歪曲和责难,即它以一个重大理论难题的有效破解,同时对笼罩其上的层层迷雾的拨开,而达到了作者写作这部专著的基本目的,就是从根本上推倒了“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根据,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建构当代中国的富有活力的意识形态阵地提供理论支撑。当然,同任何一部有份量专著一样,该书也许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尽管该书通篇贯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但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书中没有正面和直接阐述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考察意识形态问题的内在联系,而缺少这种思想视角和理论分析,往往难以讲清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的难题。但这毕竟瑕不掩瑜。总之,这是一部深入辨析和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精品力作。该书为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时,表达了作者的不少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思想。当我们认真阅读该书和随同作者一道思考,就会深受其教益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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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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