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国崛起和强国相争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争霸惨烈。英国在19世纪确立世界霸权时，面对着多重挑战。英国与法、俄、德是传统的争霸国，曾发生战争乃至引发世界大战。但是，英国不得不对美国“另辟蹊径”，从早期的打压走向妥协，继而在二战后被迫和平让位于美国。美国则是经历劣势、均势、优势三种战略态势。两国经过打压与抗衡、妥协和竞争、合作又遏制的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渐进式霸权转移，展示了除争霸战争以外的“迫不得已的和平转移”方式及其博弈之道。这对中国思考全局战略，少走弯路，以较小代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提供历史参考。
“春秋无义战”：霸权转移的历史和理论
强国争霸，连绵不绝，既是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难解的历史之谜。其中，霸权问题首当其冲，矛盾复杂，争夺惨烈。核心问题是重大利益冲突，包括动荡的利益格局变化、激烈的利益争夺和不同的争夺方式，有关的思想理论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迅速崛起，与斯巴达发生争霸战争，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道，“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①后世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专指新兴大国挑战既有的霸主国，霸主国必然应战，战争不可避免，这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修昔底德也是西方第一个揭示战争因果关系和经济因素的史学家。他注意到商业贸易和利润争夺，还提出，“在战争中，金钱比军备更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特别是在一个陆地强国和一个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他还分析出新兴雅典败于内部斗争、政策紊乱、对外扩张、外敌、同盟者背叛等原因，②迄今使人深省。不过，修昔底德虽批评战争的惨烈，可能由于其书未完成，难见对争霸战争的批判性认识与和平思想。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互相征伐，形成长期的争霸战争，实为夺取更多的财产、土地和人口的利益之争，反映了周室衰微后的利益格局大变革和社会动荡。对此，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实际上，这是以复古形式要求在天下大变中保持稳定和秩序。孟子疾呼“春秋无义战”，谴责争霸战争。儒家将“仁”作为政治伦理和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境界。“仁”原指人人相亲爱，儒家将其提炼升华，赋予其丰富内涵，期望把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调整到中庸和谐的良好境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修昔底德的思想中难见“春秋无义战”那样有思想高度的历史批判与和平境界。“修昔底德陷阱”和“春秋无义战”显示出，自古以来中国和西方对争霸战争有不同的主流观念，也预示了二者国际关系、外交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西方崇尚实利、变革、武力，中国重视义理、稳定、和谐。这一差异对当代中国复兴形象的塑造，可以作出历史文化说明。
中世纪以来，“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其封建制度“不仅为政治所必需，也是经济所必需”。③近现代欧洲争霸战争有英法“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奥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大国莫不为利而争，为霸而战，也出现众多理论。
均势理论是最具西方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既古老又时尚。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19世纪英国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再到冷战中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继承发扬和亲历实践，均势理论可谓常见又常新。该理论认为，在大国力量对比中，均势不可少，要形成制衡霸权的稳定性国际体系，防止一国独大；制衡方法有制造两极或多极抗衡、通过第三国对抗或缓冲、扶弱抑强、多国结盟、军备竞赛、分而治之等。1936年，丘吉尔指出，“英国四百年来的外交政策一直就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咄咄逼人和最霸道的强国”，为此，“英国总是不避艰难，加入较弱一方，将它们联合起来，打垮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无论它是谁”。④此言是英国均势外交的经典表述。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英美不仅是均势战略高手，也先后是两个霸权国家。由此来看，均势理论在实践中首先是强者理论，为强者所用。
权力转移理论在二战后兴起，它质疑传统的均势理论，认为大国实力接近才是引起大国权力关系变化和战争的最重要原因。简言之，经济强大→政治崛起→军事扩张是大国发展的必然逻辑。该理论不仅用于解释美苏冷战等，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思想基础之一，近些年又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认为中国也将依此必然逻辑扩张。⑤实际上，该理论可认为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随后，霸权转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罗伯特·吉尔平注重国际政治的稳定与变革以及霸权兴衰周期。他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争夺财富和权力——没有变化；兴衰周期有两个要素：新兴大国要求改变国际体系，财富和权力分配结构发生变化。⑥他认为霸主防止霸权转移有三种选择：发动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大国，绥靖退让，更多扩张；还认为帝国衰落原因是过度扩张和成本太高、入不敷出及腐败等。1996年出版的《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一书提出，国家有从幼年、青年到老年的生命周期，必有兴衰的变化。其序言认为超级大国美国力不从心，日、德、欧盟无法承担“大任”，“没有人能够确切说出，15年或20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将处于何种地位”。⑦18年过去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热议话题。
早在1904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提出了与马汉“海权论”齐名的“陆权论”以及欧亚大陆中心为“心脏地带”的理论；还提出中国可能成为“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⑧1919年，他又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⑨英国为什么进行战争？麦金德坦言，英国是“为市场而战”，⑩道出西方争霸战争的本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虽流派众多，但都包含了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权力和利益，二是权益的分配方式。它们提出种种学说，主流理论多认为凡强必霸，争霸必战，零和博弈，有关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专题解说不多。另外，这些理论往往有意无意地避重就轻，回避资本主义国家争霸及其外交哲学的本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众所周知，资本追求利润至上，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近现代历史才产生了一次次“为市场而战”的争霸战争。另一方面，资本追求利润，需要成本—效益核算，计算得失，并由此决策。西方政界学界关于外交和经济等政策的大量辩论，就是一种成本—效益核算活动，计算国内外经济账和政治账等。实际上，西方大国外交是资本外交，霸权争夺就是资本争夺。
资本精于成本—效益核算。其中，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此，资本外交具有明显的商业思维和行动逻辑：以各种方式手段不断探查成本—效益关系，不断冲击对方底线，查明成本代价，取得成本—效益的比例，索要最大利益，并由此决策。反之，成本平于或高于效益水平则不可取。这意味着，争霸政策要接近到自己的成本底线才开始清醒和妥协，直到成本底线可能被击破才停止，资本才会转向“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的图利准则。英美之间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
“取之有道”：霸权转移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美国从1783年独立到二战后全面取代英国霸权地位，历时160余年。1783～1865年是第一阶段，历时82年，基本态势是英强美弱。第二阶段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美国迅速崛起，形成美英“均势”状态，历时53年。第三阶段从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完全取代英国，历时30年。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从劣势到均势，再到优势的历程，而且“取之有道”；对英国而言，这是从打压到妥协，再到退让的历程，不得不“让之有利”。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避免了生死之争，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第一阶段：英国打压与美国抗衡。这一阶段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865年南北内战。独立战争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但英国虎视眈眈，伺机卷土重来，而年轻的美国野心勃勃，急于扩张。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力量确立霸权地位，多方面打压美国，甚至企图分裂美国。美国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政治松散，内部矛盾多，不得不长期处于弱势，不过，国力虽弱，为求生存发展，必须敢于抗衡英国。两国矛盾尖锐，常有冲突。
第一次大冲突是1812～1815年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国向英国宣战，直接原因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任意劫持美国商船和水手，深层原因是双方互相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底线，激烈争夺美洲霸权。美国企图借机“解放”加拿大，扩张领土，控制北美，将英国彻底逐出美洲；英国要捍卫加拿大和帝国“海权”，企图借机武力“粉碎”美国，于是攻占其首都，焚烧总统官邸。由于美国顽强抵抗，双方停战，以“平局”结束，恢复战前状态。这意味着美英相互冲击对方底线，查明了成本—效益关系，由此，美英关系发生三个重大转变：第一，战争表明美国国力不足，阻止了美国与英国争霸的冒进势头。第二，美国转变扩张方向，避强击弱，避开北部强大的英属加拿大，转向力量空虚的西部和南方进行扩张。第三，两国都认识到武力成本太高，无法战胜对方。英国难以武力打垮美国，美国不敢吞并加拿大，彼此避免直接的战争冲突，这为开启渐进式霸权转移道路确立了最基本条件。
随后，美国推行避强击弱的策略，逐渐形成先建立周边的“美洲体系”（本地区霸权），以后图谋世界霸权的战略。1823年，美国宣布门罗主义，要求欧洲列强不在美洲殖民扩张，以示抗衡，同时表明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避免招祸。门罗主义成为19世纪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在1900年之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和门罗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韬光养晦’。”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在国力不足时避开欧洲强国以免受损，要挥戈向弱敌。如1846～1848年美国对弱势的墨西哥发动美西战争，夺取了墨西哥一半领土。
第二次大冲突发生在1861～1865年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这是美国崛起中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英国扼杀美国崛起的大好机会。英国未敢派兵参战，但挑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英国联合法国、西班牙等明里暗里支持美南方分裂势力，出售军火战舰，图谋分裂美国，两国甚至濒临战争边缘。英国议员指出，“英国准备只承认林肯先生为北方各州的总统，默认南方独立”。美国坚决抗衡，扬言进攻加拿大，终因美军在战场上的胜利，及时阻止了英国的分裂图谋。经过惨烈内战和战后重建，美国终于渡过最艰难时刻，解决了国家分裂和奴隶制等严重内部问题，为经济腾飞和国力大增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美英关系的关键性转折点，英国亡美之心彻底破灭，美国扭转劣势格局，确保了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存在和继续。
在第一阶段，美国地大物博，野心勃勃，但国力不足，内部不稳，一方面必须敢于以弱抗强，以求生存发展，另一方面不得不有所收敛，内外兼修，争霸限于美洲。由此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稳固内部和养精蓄锐、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同时，美英经贸关系密切，相互需要对方的市场和资源，基本无损双方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这为渐进式霸权转移准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英国有亡美之心，但美国的抗衡使其风险成本太高，最终无可奈何。
第二阶段：美国崛起与英国妥协。这一阶段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18年一战结束。英强美弱态势告终，两国比肩而立处于均势，面临多国争霸的新世界格局。美国跨出美洲，开始面向世界争霸，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有重大实质意义的新历史阶段。根本原因是美国迅速崛起，国力赶超列强，英国虽依托大英帝国仍有较大综合实力，毕竟逐渐衰落，无力打压，相反，需借助美国抗衡德国的崛起争霸。于是，19世纪末，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
这个阶段正值美国“镀金时代”，是美国赶超的关键时期，国力取得四大进展：逐步解决经济、科技和教育落后问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腾飞；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控政治松散、腐败严重和社会经济矛盾等国内问题，强化了国家凝聚力；完成了大规模领土扩张；军事力量崛起，奠定了争霸世界的武力基础，而且择机加入一战，大扬军威。
具体而言，内战后美国加速工业化，经济迅速发展，不仅快速超越英国，到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而且随后出现更大的加速度增长：1910年美国工业产量几乎是第二位德国的两倍，英国沦为世界第三位；美国人口达一亿之巨。美国实力超越列强，拥有巨大的工农业和军工生产力。教育和科技方面，内战烽火中的林肯政府不忘通过莫里尔法案，规定政府可利用公地发展教育，建立了公立大学和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美国从欧洲的“科技殖民地”起步，在20世纪初期成为教育和科技大国。19世纪末期，美国兴起进步主义运动，针对贪腐盛行，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公正和道德等多方面改革，包括限制垄断集团的反托拉斯法，制定保护劳工利益、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法律等，有利于焕发国家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军事方面，19世纪90年代马汉提出著名的海权论，“海权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他认为，海权是国家强盛繁荣的主要因素，必须有强大的舰队、商船队和发达的基地网，海军战略就是建立海上优势，实现国家目标。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美国，从此积极发展以海军为主的军力。实际上，马汉的海权论体现了美国迅速崛起时期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发展方向——争霸世界。
实力大增的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相比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可谓“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外交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成功在望”体现了这种新的战略风格。一是继续避强击弱。美国先拿欧洲大国中老弱的西班牙祭刀，发动1898年美西战争，夺取其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及其亚洲的关岛和菲律宾，跨出“美洲体系”，冲向亚洲和世界，进入扩张新阶段，从此作为世界军事大国崛起。二是争霸讲究“方式方法”。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迫切需要夺取新的市场和资源，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门户开放”等政策，但又宣称无意兼并扩张，不轻易与英、德、法等强国发生大冲突。三是等待时机称雄。在英德争霸的一战中，美国先是中立，坐山观虎斗从中牟利，直到1917年看准双方精疲力竭的最好时机与英国结盟，为“和平”而参战，战后俨然以世界领袖自居。
虽然美国在金融、外交和海军等方面尚无压倒英国的优势，不过整体来看，内战后的美国崛起是一种超大规模的全方位崛起，包括由基础到高层的六方面。一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的基础层次，二是社会相对稳定和政治稳固的基本层次，三是经济、教育和科技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实力层次，四是潜力巨大的军力层次，五是积极扩张又进取有度的外交战略层次，六是国家意志坚定，思路明确。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超大规模全方位崛起是罕见的，在当代，唯有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可初步相比。这使英国不得不面对一种“大到吃不下”的美国崛起。
英国虽然江河日下，但还拥有庞大帝国、强大的海军和金融力量等优势，对美国尚未完全处于下风。不过，在新的争霸格局中，英国还面临德国、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争霸，独力难支。于是，“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衰落中的英国不得不在巨大压力下作出了战略选择：
第一，从英德经济竞争、殖民地争夺、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尖锐矛盾判断，认定德国是最直接和最危险的争霸对手。近在咫尺的德国争霸更急切突出，掩盖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争霸。
第二，调整政策，对美妥协，意在利用美国抗衡德国等对手，维护自己的霸权。恰好美国也与德国多有殖民争夺和贸易冲突等矛盾。于是，英美出现改善关系的“大和解”：英国在委内瑞拉危机、加美边境争端、美洲地峡运河等不伤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牺牲别国，对美国扩张作出妥协让步，承认了门罗主义和美国的地区霸权；在瓜分中国问题上，英美就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达成共识；在美西战争中，美、德海军发生马尼拉对峙，英国支持美国，压制德国；美国则在布尔战争中支持英国，尤其是在一战中与英国结盟对德作战。对英国而言，大和解实为大妥协，避免大冲突，以让步谋利用，换言之，“让之有利”。此举虽迫不得已，毕竟务实明智，且让步有限。
第三，利用与美国的种族和历史渊源关系、语言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共性，创造英美民族相互认同的价值观，消除英美之间长期的敌意恶感，宣扬英美都是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人类文明的领导者，注定要主宰世界等。一战结束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欢呼“英美言归于好、同心协力”，都是民主自由国家，英美要作为世界的托管国，共同维护“和平”。简言之，英美要结盟共存，共管世界。美国顺势利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同样意在利用美国维护自己的霸权，且正好发生在美国迅速赶超英国和英国逐渐衰落时，也许在有限意义上是百年前“中美国”或两国集团（G2）论的早期历史版本。这些思想对英美渐进式霸权转移的延续，发挥了掩盖矛盾、避免冲突、促进合作的战略作用。
从资本进行成本—效益核算的角度看，对于“大到吃不下”的竞争对手，资本会“吃不掉对手就握手（妥协合作）”，这就是英国对美和解的实质，也是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核心原因。
在第二阶段，美国由弱变强，内部稳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具备了“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迫使英国有限妥协退让，又似乎不“急于求成”，形成了此阶段的渐进式争霸战略：实力在先、争霸在后，“有所作为”又“进取有度”。英国已无亡美之心，反而开始和解以求利用，“让之有利”。
第三阶段：合作与遏制中的霸权转移。这一阶段从1918年一战结束到二战后，历时30年，渐进式霸权转移进入了最后的决定阶段，在英美既彼此合作又相互争夺遏制中基本“顺利”完成。此时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因素：一是两国基本战略态势大变，英美均势告终，进入美强英弱阶段。历史天平不可阻止地倾向美国。二是两国再次面临多国争霸的新的世界格局，产生各怀异心的“共同需要”。衰落的英国面对三个最强大竞争对手德国、美国和苏联，既无力独自对抗，也难以玩弄均势制衡从中牟利，霸权地位已摇摇欲坠。问题只是“花落谁家”？
一战中，美国大发战争财，意满志得，英国受重创，继续衰落。英国债台高筑，欠美债务多达40多亿美元，美国成为英国的大债主。两战之间，德意日法西斯兴起，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英国的争霸冲突又不可避免，再次转移了英美争霸矛盾。二战中，虚弱的英国自身难保，再受重创，不得不又依靠美国援助以抗衡德国，对美负债高达200多亿美元。二战后的英国到了破落地步，加之冷战发生，英国又必须依靠美国挽救经济和抗衡苏联。而且，英国长期赖以为生的庞大殖民帝国也分崩离析。概括而言，英国的衰落已从19世纪后期的局部衰落向二战后的全局衰落发展，这远不是具体数据对比的衰落，而是历史性衰落。
相反，二战中美国大发战争横财，成为世界最强国，拥有最有利的战略态势，全面争霸的时机成熟了。而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结盟参战，打败强敌，又在二战后制定马歇尔计划，挽救英国和西欧的破败经济，对英国可谓居功至上。美国要取代英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似乎水到渠成，不过，这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是美国本身的问题。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美国陷入长期的重重危机，本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社会政治动荡，并引爆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是美国和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危机。它重创了美国实力，延缓了美国的争霸势头（不过，经济大危机更多打击了别国，一定意义上有利于美国。现代历史表明，美国治疗自己生病的最好药方，就是使别人生病更重）。而且，国内盛行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等，人们普遍不愿卷入外界纠纷和战事，这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传统，也限制了美国迅速争霸。
英国尽管衰落并多方与美国合作，但绝不情愿交出霸权，可谓且退且战。美国是步步为营，逐次争夺。英美围绕国际领导权、海上霸权、战时战略、金融霸权和殖民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激烈争夺，互相遏制。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取之有道”的战略：没有采取全面决战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将霸权分为不同部分，分别处理和夺取。
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列强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会议，美国开始谋求世界霸权，但未达到目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国际联盟。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欲确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与英、法发生外交较量。英国力图在战后保持霸权地位，遏制美国。斗争结果是国联成立，美国却因与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拒绝参加，实为被排除在外，争霸遭重挫。国联因没有美国参加，成为英法维持大国地位的工具，遏制了美国争霸势头。不过，美国继续耐心等待新机会。不久，在围绕海上霸权的激烈争夺中，美国于1922年迫使财力困窘的英国签订《五国海军条约》，正式承认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美国获得重要胜利，有效遏制了英国势力，终结了长期的英国海上优势，夺取海上霸权。二战中，英美既合作又勾心斗角，如在军事战略中，美国主张实行“西欧战略”集中打击德国，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英国却主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地中海战略”。美国积极反对殖民主义，鼓励英国殖民地民族自决和独立，意在战后肢解大英帝国，丘吉尔极力抵制。美国还迫使英国接受美国建立联合国的方案，终于在战后排挤了英国，掌握了世界主导权。
超级大国必须拥有金融霸权。美国下定决心，最后夺取英国残存的金融霸权。二战使本已虚弱的英镑贬值，英国的金融霸权地位遭遇空前冲击，美国乘机利用《租借法案》等手段继续削弱英镑地位。战争还在半途时，英美两国就表现出对战后金融地位和巨大利益的高度重视，开始设计有利于本国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英国由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提出“凯恩斯计划”，美国提出“怀特计划”。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代表英国利益，竭尽全力进行艰巨的谈判，以至身心疲惫不堪。但是，丧失实力的英镑无法抗衡带有黄金和原子弹的美元的压力。美国不战而胜，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使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总之，实力更强大的美国利用英国的困境，步步为营，逐次争夺，形成了第三阶段渐进式争霸战略：当仁不让又“取之有道”，既合作牟利又遏制防范。英国且退且战，尽可能争取“让之有利”。最终，英国迫不得已，和平交出百年霸权地位，沦为二流大国，代之以英美“特殊关系”：衰落的英国和称霸的美国相互利用的关系，但实际在更大程度上是战后英国需要继续依赖和利用美国。至此，英国退让，美国进取，渐进式霸权转移完成。
“股权变化”：简要总结和分析
英美之间的渐进式霸权转移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未如传统争霸那般发生惨烈战争，相对平和，不过，这是一个复杂激烈的博弈过程。形象而言，英美关系犹如一家“合资公司”，渐进式霸权转移的演变好像是公司逐渐发生股权变化，原来的大股东的股份越来越少变成小股东，而小股东的股份逐步增多变成大股东。双方彼此争夺，相互遏制，又“合资经营”，相互利用。美国主要是运用“大到吃不下”的强大实力和“取之有道”的方式，英国是且退且战，力求“让之有利”。这个博弈过程包括双方的一系列战略条件和方式方法。
第一，两国实力对比的决定性、渐进性和内部稳固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基本历史条件。一是英国先天不足和实力衰落。英国本土小，资源和人口少，虽有庞大的殖民帝国可依托，但终非久远之计，随着帝国瓦解，原形毕露。英国科技、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在多国竞争下节节败退，国力接连受到争霸战争削弱。二是美国崛起具有“大到吃不下”的实力，足以迫使英国妥协。三是英国并非急剧衰落而是渐进式衰落，美国崛起是渐进式崛起，即使从内战后的第二阶段算起，也有80多年。渐进式衰落和渐进式崛起产生了两国实力对比变化的渐进性，有了战略缓冲空间。相比之下，在英德争霸关系中，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4年发动大战只相隔43年，而德国法西斯的迅速崛起则用了不到10年。
实力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强国永远不会向弱国转移霸权），也是渐进性的根本前提。同时，国内稳定性是国力根本，也是这种决定性和渐进性的内在基础。美国在内战前，国内问题众多，经过内战胜利和战后调控，才重新稳固了国内社会政治，迫使英国放弃了分裂美国的图谋。1929年美国又陷入多年的经济大危机，经过罗斯福新政才重新稳固。英国在众多战争和危机中，也费尽艰难保持了国内稳定性。它们留下了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经验教训。
第二，双方战略回旋余地大，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空间条件。在美国崛起过程中，英美彼此无法凭武力完全击败对方，留下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彼此市场大，相互需要多，经贸关系密切，又留下广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具体而言，英国在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以后意识到无力彻底打垮美国，并且需要美国的广大市场；作为霸权挑战者的美国从未攻击英国本土，也需要贸易，两国产生了19世纪中期以来长期的相对和平。虽然这些军事和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因素，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缓冲作用。换言之，双方的利益空间多，留下了避免决战的战略回旋余地。
第三，长期以来多国争霸的世界格局，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历史机遇。19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受到法、德、俄、日等国的争霸挑战，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英国，且多次掩盖转移了美国争霸矛盾，还使英国必须依靠美国，创造了英美合作机会，有利于美国。此外，英美两国有大西洋阻隔，双方均可借助大洋为安全屏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第四，美国争霸“取之有道”，英国力求“让之有利”，为渐进式霸权转移提供了一种非传统的现代历史演变方式。美国发展史上充满武力扩张和霸气征服，但夺取霸权不得不讲究“方式方法”。简言之，一是并非传统般的“杀死”霸主，而是以自己的壮大，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使霸主的“资本”大贬值，乘机“收购”。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本运作”方式，符合资本的成本—效益的最佳比。二是美国在崛起和帝国主义思想狂热中，对英国基本保持了战略冷静和耐心，反而实现了夺霸目标。三是“取之有道”的方法，包括上述的韬光养晦和避强击弱、“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等，特别是在后期采取“分解霸权，化整为零，逐步夺取”战略。回顾历史，美国没有采取全面攻击大决战，一蹴而就的传统争霸方式，而是先在19世纪末取得经济优势，与德国共同消解了英国经济霸权；又在教育科技方面急起直追，建立美国优势，消解了英国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随后是建立海军优势，迫使英国签约承认美英海军力量对等，终于取得海上霸权；最后是在二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夺取了金融霸权。同时，美国利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长期瓦解英国殖民霸权。英国不得不“让之有利”，避免决战毁灭，保存了基本利益，并且多方面利用美国谋利，利益关系相对平衡。一取一让之间，虽激烈博弈，但完成了渐进式霸权转移。
总体来看，渐进式霸权转移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两国矛盾不少而不失控，实力对比是渐变而非剧变，利益关系相对平衡而不绝对失衡，美国野心勃勃却“取之有道”，英国虽不甘心但终究务实面对，“让之有利”。
当今，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问题成为世界性关切热点，必将深刻影响两国和世界。当年的美国崛起和英美关系，与当今的中国崛起和美中关系，难以直接比较，不同处比比皆是。两者至少有基本性质、根本目的、关系方式、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等众多不同。当然，两者在若干方面确有一些重要的类似性，可资比较和研究，以提供历史启示，且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战略哲学和实力的生成运用的学问。不过，篇幅有限，需另外论述。可以说，超越美国不是中国的最高目的，超越而称霸更不可能、不必要、不应该是中国的根本目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绝对必然，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不可能实现。历史发展不是简单重复，总是在以往基础上超越而创新。历史悠久的中国可有此信心、智慧和能力。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3月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