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鳅般的当代感
从追寻“定律知识”的角度看，“中国研究”如同所有的“区域研究”，是一门进展缓慢的学科。经常有人说：中国难以捉摸，变动速度快、变化幅度大，而这个蜕变中的“当代感”，更如泥鳅般滑溜。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关注中国的兴趣，甚至诱引更多优异的心灵投身其中。
后毛时代三十几年来：
·中国经济猛暴式成长，出口畅旺，蔚为崛起的强国，但政治发展“内卷化”，政治改革停滞不前。
·民间社会日益挣脱高压，社会组织蓬勃，群众抗争不断升高，要求民主与自主，但政权投入惊人维稳经费，使维稳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让国家“公安化”，刑罚之外用钱买稳定，将中国炼成了独特的警察国家。
·高成长加上高财政汲取，使中央政府与国营企业掌握巨额资金在全球收购，然而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当出口导向工业化面临动能耗竭的转折点时，政府试图发展内需市场，却面临中下阶级购买力不足的难题。
·北京在1997年取得香港主权，撒下重金收买香港各股力量，结果却引发一波波激烈抗争，香港人的社群（本土）认同也节节攀升。
·中国对台关系亦类似，主权宣称进逼、复制香港模式、采购／收买策略，虽有收效，却也引发更多的预警与抗拒，而“台湾因素”也反作用于中国社会。
·更加饶富兴味的是：中国政权高压治理，社会伤口泛滥之际，却有政治学者指出：问卷调查显示，大部份中国人自认比邻近一些民主化国家，享有更高程度的民主。
如此矛盾力量的交会，百花齐放的消息，皆是中国（及其与周边国关系）的真实切面。快与慢、冲撞与煞停、断裂与连续，多重节奏交叠出一幅复杂鲜明的当代史。中国实力暴涨，既引发世人瞩目（与侧目），也带来全球性的效应与焦虑。如何精准掌握中国的发展动向，是中国研究学界最大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系统”，的确难以简单几条“定律”或“规则”去概括，但仍有若干“结构”、“模式”、“形态”、“机制”、或“作用力”隐约浮现。尝试从各种角度切入这复杂系统，掌握当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变化趋势，是本书各章之间共通的线索。
权力资本双螺旋
后毛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条主要线索是：权力与资本的双螺旋运动。“双螺旋”挪借自分子生物学的启发，用来观察权力（政治力）与资本（经济力）这两股力量，如何互动、交缠，激发中国变化的动能。当然，政治力与经济力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除此之外，意识形态（理念）作为一种社会力（ideological power），以及武力（military power），也经常左右社会动向。例如，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一度是国家变革（以革命运动改造社会）的推手，而武力则是拱卫革命的最后手段。在后毛时代，意识形态的作用退位给经济力；政治力则贯穿着整部当代中国史，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展现方式。这里，对于人类社会中各种“力”的互动、结合、对抗之分析，借助于Michael Mann发展出来的架构。
在这条线索导引下，我们可以观察到：权力（政权）与资本相互为用，如何促成了高成长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毛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大约从一九八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在国际经济结构重分工的脉络中，以各级政府与外资结盟为主轴，推动了一长波“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简称“EOI模式”）。第二阶段的主旋律，大约从二〇〇〇年代初期迄今，是由政权结合国营资本与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所驱动的成长模式。这个阶段，国营企业重新取得了对关键工业与服务业的垄断性控制权，在许多部门排挤了私有部门，而产生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这条主线索是简化描述。两阶段的区分，也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其实贯穿整个“改革开放”年代的，另有其他显着的共通现象：泛滥的“圈地运动”与地方政府愈来愈依赖“土地财政”；“城乡二元体制”历经了缓慢的制度变迁，进而促生了一个新的“农民工阶级”，成为中国成长模式的一大支柱。具体的历史过程，也牵涉到更多“政商关系”调整以及“制度变迁与创新”。例如，推动EOI模式，需要从农村挤压出“剩馀劳动力”（农民工），也同时需要中央层级配套的外汇制度改革与税收制度改革，这两项都从1994年开始进行。而在区域或地方层次，工业化的机构建制，涉及到各地竞相“辟建开发区招商引资”，这样的“政治经济行为”需要在地方层次上取得“认知正当性”方能推行，其中更牵涉到制度学习、模仿、与传散的过程。
上述两阶段之间，除了连续性的演变，也有断裂现象。“EOI模式”在第二阶段面临“动能耗竭”，包括出口市场的饱和与竞争、加工贸易政策转向、“剩馀劳动力”耗竭导致的劳动成本增长、环保标准提高等问题。在此宏观变化下，台资在中国的营运，也面临新的情势。以往只靠台商与地方官员交际，便能运作顺畅的“关系政治”，如今不再无往不利；市场政治里的权力位阶关系，更拓展到国际买主、代工台商、地方政府与农民工等多方行动者之间的竞逐。2000年之后，中央政府主导查税行动，开始介入地方政商关系的共谋结构，意图增加其利益分配的份额；同时，由劳工运动施压而来的“反血汗工厂运动”，却让国际买主藉由“转包”，转嫁责任到代工厂身上，意外地造成部分工人的利益损失，这些新的情势，使得中国劳力密集加工出口业之经营环境产生剧烈的变动。于是，过去几年来，广东台资历经了快速的组织调整与迁徙，一部分内迁至内陆省份，一部分则外移至越南、柬埔寨，缅甸则在晚近成为“冒险新乐园”。
在“双螺旋运动”的“作用力”中，社会领域和文化场域如何与政治力与经济力互动？如何激发对应或因应的行为模式？例如，中国庞大的文物遗产，不论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财、或是晚近“发明的新传统”，在各级政府创收与寻租活动的驱力下，展开以“合理利用”为论述，而竞逐地方文物治理、以及文物商品化的建制。这是“权力创生资本”的一种典型操作模式，也是权力资本对文化领域的外延作用力。类似的驱力，也表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的改造，催生了一批由“农民身分”转化而成的“收租阶级”。农民身分是毛泽东时代，政权为控制人口移动并加速国家资本积累而设计的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在市场经济发展与都市化转型过程中，一批在工商业发达地区的农民，成为了坐收租金的新阶级；而“集体产权”的制度背景造成了村民“再集体化”的现象。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了制度论研究取向中的路径依赖特色。农民收租阶级，也是权力资本逻辑运作下的外延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农村菁英的流动过程。村干部（政治菁英）地位的取得，影响因素包括人力、政治、社会、资本等各类“资本”，以及村集体的民主化程度；而成为经济菁英的主要因素在于“人力资本”，以及是否身处“经济快速成长”的村落。另外一种与权力资本发生互动的模式，则是充满对抗性的社会抗议与维权运动。因为国家或资本的掠夺──或者更经常是，国家与资本结合而成的双重剥夺，使得社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反抗行动。中国每年几十万起规模超过百人的“群众事件”、蔓生中的维权社会网络、以互联网为串流载体的网民“围观”世界、强调社区环境生存权的中产阶级反PX运动、非干部农民争取土地利益的乌坎事件，皆可视为对“权力资本双螺旋”的反扑。但是，这些反扑行动（或反作用力）都要置于具体时空与人文脉络中分析，才能掌握作用其中的“因果机制”。
一党专政的逻辑
中国的公民意识在威权镇压下缓步成长，社会也无所不在地反抗权力资本，凸显了政权的正当性危机。中共政权位处双螺旋的核心，过去几十年，不断针对新的情势作出回应，发展出所谓“韧性威权主义”的现象。中共有相当能力对升高中的社会抗议，作出正面或负面的回应，前者包括局部的行政改革，以吸纳民怨；后者则包括维稳体制的强化，增加镇压恫吓能力。在这一系列复杂的策略互动过程，逐渐隐现了某种“共和国逻辑”，强调宪政论述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与监督功能，以有别于中共传统的“党国逻辑”。党国的本能是追求一党专政、政权存续。近年来，中共善于利用“共和国逻辑”，使用变相吸纳与管控打压的双面策略，反而巩固了党国逻辑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徐斯俭）
一党专政的另一个内在逻辑是：权力继承者由统治团体内部产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被引入社会主义体制，“政治经济景气循环”（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的现象就可能变得显着。就一般理论而言，导致PBC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然而，同样的行为模式，中国与西方选举民主国家存在显着差异。在民主国家，主要是现任政策制订者，为达到胜选的短期政治目的，所引发的讨好选民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中国，主要是每五年中央政府“换届期间”，集体领导控制投资扩张“暂时失灵”，地方政治菁英趁势增加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PBC的存在，可以佐证“政治制度”对政治菁英行为的制约有强化的趋势。中共是一个没有“选民”的政权，其权力继承的运作，乃通过自我指定、自我再生产，但是中国特色之PBC现象的确认，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或这类）政权内部博弈的行为机制，及其“演化”的轨迹。
一党专政的“历史使命”是“富国强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中国究竟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或回返传统的“天朝体系”，学界尚争吵不休，但一个总体趋势是：中国的国家机器“中央化”与“集权化”能力在大幅度提升。其中，国家对于文化场域的驾驭与引导，便是此霸权工程的一部分，“汉字罗马化”可贴切说明之。汉字罗马化历史悠远，最初来自外国传教士之手，历经多方力量角逐；即使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汉语拼音还是要等到七〇年代中共加入联合国之后，才取得主导性。结合刘禾提出的“跨语境实践”以及Bourdieu关于“实践”的分析概念，汉字罗马化乃是资本转置与符号权力斗争，透过政治与文化场域所呈显的结果／实践。汉语拼音作为“跨语境”的“实践”，带来的不只是一种新的意符与意指的对应关系，更蕴含着一整套符号权力的建立与事物秩序的重组，成为国族建构中的重要力量。而且藉由专名战争、改变分类法则与书写规范，建立并影响了国族观与世界观。
“台湾因素”的样貌
中国国力提升，台湾也笼罩在其权力资本双螺旋的辐射之下。两岸关系一方面是中国这个复杂系统的“外延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其复杂性的一个“构成元素”。
“中国因素”对台湾各领域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语言文化、消费、家庭、亲密关系，正以显着速度发生。而“台湾因素”则从相反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动向。从原初的动因分析，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开始的两岸关系，是由台资西进所拉动。投资触发了两岸贸易与人员流动，而贸易与人员流动又牵动了移民与社会网络的变化，对家庭与亲密领域的作用也日渐明显。过去十几年，台湾学界关于台资与台商的研究，已经累积一定成果。在这个领域，通过台商网络进入田野调查，台湾学者取得“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成长中，台湾资本以及来自台湾的加工出口制造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制造业台资（以及港资）进入中国的时间点，与中国提出东部沿海开放战略的时机吻合。从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制造业台资把资本、技术、管理模式、市场带入中国沿海；并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渐将此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内陆省份扩散。可以说，学术界近几年争论的所谓“中国模式”，其中的一个构成元素，即是台湾资本的独特角色。
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仍然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外贸平衡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随着EOI模式扩展，迅速累积庞大外汇，到了本世纪初发生跳跃式增长（参见图一）。从这个角度观察，台资至少在“中国崛起”的前期，起了关键作用，但其“贡献”却经常被低估，或被忽略。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若要精准分析两岸关系，需要根据实际现状，将之界定为“跨国关系”（inter-staterelationship），因为两岸关系牵涉到两部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然后，在此分析基础上，再加上“变动性”与“不确定性”等因素，才能观察其“特殊性”。中国与台湾于2001-2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从WTO的角度，纯以经贸功能而言，ECFA乃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自由化”。然而，两岸间争论中的“国界”等政治问题，使ECFA架构徘徊在“WTO规范”与“两岸特色”之间；后续谈判之内容与自由化进程，也将充满不确定性。例如，2013年七月，马政府与北京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对声浪，其中牵涉到“反民主黑箱作业”、“国家安全”、“弱势产业保护”、“移民”、“个资安全”、“所得分配”、“健保与医疗资源分配”等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服贸争议中，除了传统上的“高阶政治”（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阶级议题也进入了这个政治辩论的议程；来自公民社会的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actors），也参与了“决策过程”。可见，除了以跨国关系分析两岸互动，还要在分析架构上加入“国家－社会关系”，至少在台湾这边是如此。
两岸之间“跨国性”的复杂互动，可另从“跨国治理场域”的角度一窥端倪。两岸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身分政治竞赛”。过去关于台湾人民“国族身分认同”的研究，大都采取主观认同调查。晚近，开始浮现从制度论角度，切入国民身分议题，探讨台湾人民进出中国或移居中国所衍生的国民身分认定，并置于两岸政治经济结构与全球化的脉络下考察。例如，台湾健保制度如何调适因应大量台湾人民居留中国所引发的问题，而这个群体如何“弹性”运用台湾的健保资源，就是分析跨国治理场域的切入点。台湾与中国各自“内政议题”的跨国化，是跨国治理场域的重要结构性特征；除非双方在政治歧异与主权争议上出现突破性的变化，否则，这样的结构框架将一直影响两岸间经济社会的治理机制。
相对于政治与经贸，家庭、亲密关系与性／欲是两岸研究的新兴议题。全球化导致“时空压缩”，并重塑各层次社会关系的空间组合。相应于“全球城市”之间的亲近性，“家”的定义变得流动而难以固定。二十几年来，大量台商与台籍劳动者长期派驻、或定居中国，影响了这个庞大人口群体的“家”及其亲密关系。过去研究台湾经济起飞的文献中，已经确认了“头家娘”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浪潮下，“台商头家娘”随着家族企业的跨国化趋势，因而迁移、重置于中国。“小型企业跨国化＋家庭重组＋女性角色”，构成了引人的研究题目。台湾女性的跨国移动，产生一组有趣的角色对比：“女人公司化”与“公司女人化”。前者是“被整并的太太们”──由于丈夫的迁徙而迁徙，非志愿地卷入了跨国移动，也在被动情况下被并入全球化家族企业的生产过程；后者是“被头家娘整并的家族企业”──女性台商接管夫家的企业，或是自己新创企业，因而在跨国情境中复制或者“重新发明”了兼顾家庭与事业的双重角色，成为女性企业家。因此，跨国化并不限于阳刚化的空间剧本。在男性优势的跨国企业与社会关系中，女性仍有挥洒的空间。
在一些发展情境中的国家，“色情产业”被想像为经济现代化的配套，有时更被建构为招商引资的先锋。1994年，笔者在河南西部一个亟欲发展的小型城市访问，当地政治领导直白地强调需要开发“红灯区”。在当时的内陆省份，红灯区的提法很前卫，但是在对外资开放的东部沿海，则早已灯红酒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沿，中国东部的经济开发区，很快成为“阳刚化、异性恋性化的玩乐场”。这个玩乐场，建构自商业取向的亲密关系，透过特殊的政经结构与制度支持给予运作上的便利，尤其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及其性别气质的消费，来形塑“跨国商业阶级”。对“入境随俗”的台商（与台干），酒色场所的中国女体，既满足其跨国的阳刚愉悦，也是其展演优势的跨国资产阶级身分的舞台；性化阳刚玩乐，化约为一种“跨国身分仪式”，台商通过这个仪式而展现其阶级认同。台商跨国商人阳刚气质的呈现，也是生产与再生产“两岸界线”的重要场域。
捕捉中国研究的当代感
两岸互动的变迁，处在后冷战、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等三股历史力量的汇合激流之中。两岸研究中，一块亟待探寻的矿藏是：跨国之间与跨社会之间的比较。两岸之间发展脉络的“可比较性”不低。以往已有学者注意到，两岸战后党国体制相似性所蕴含的理论意义。但双方各自的国家体制，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走向了分歧，中国的后极权政体面临1989年“革命危机”之后重新巩固了一党专政，而朝向“威权发展主义”；台湾的威权发展主义则在强人统治末期，在政治领域经历了民主化，在经济领域经历了“自由化”（去管制化、民营化）。
不同的政治体制塑造不同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政治体制如何回应自然灾难，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切入点。理论上，民主体制保障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公民社会得以约束国家分配救灾资源时所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反之，威权体制限缩了社会的自由空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干部拥有更多资源与权力，并且压制公众对制度重建的参与以及对政治责任的追究，因而扩大了原本存在的贫富差距。从中国512汶川地震（2008年）与台湾921集集地震（1999年）之灾后重建资源分配的比较，可以证实：与民主体制相比，威权体制所带来的资讯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确实较容易扩大灾后的社会不平等与群众抗争。
两岸之间的可比性，可涵盖跨社会层次的比较。这个层次的比较，可能帮助厘清华语社会的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将东亚社会与全球华语社会纳入比较架构之中。例如，一个可行的题目是：台商在中国与越南（或东南亚）的比较研究。越南与中国一样，正在经历全球化潮流下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针对台商之组织行为在两地表现的异同分析，将拓展丰富的理论意涵。
本文从“权力资本双螺旋”入手，剖析中国／两岸研究的进程。台湾的中国研究社群，在民主化之后，经历了“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双重转型，也见证了研究者的世代交替。过去二十几年，各个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努力，提升了台湾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能见度。国立清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合作创设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CfCC）与“中国研究学程”，是整体学界致力于研究典范转型的一环。当然，CfCC的合作夥伴，不仅限于清大与中研院，还有多位来自其他大学的研究者。
本书所呈现的是“清大中国研究学圈”十年努力的一个缩影。本书之可能的理论贡献是，对所谓“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的辩论，提供一个来自台湾的视角，一个结合了“台湾因素”的分析框架。“权力资本双螺旋”是一条导引的线索，尝试简洁地切入“中国崛起”的各种复杂、交缠的机制，也藉之探寻两岸互动与比较研究的方向。
然而，本书所揭橥的，不止是成果，而是许多仍待补强的研究领域与理论创新，等待着更多年轻而优异心灵的投入。
要捕捉中国之如泥鳅般滑溜的“当代感”，需要涉身与执着，而非追求速效的迎合。对台湾而言，最终，中国不只是研究对象，而是公共写作的主题；中国不只是一门区域研究，也是历史实作的场域。
（本文为《权力资本双螺旋》一书导论，刊发时有删节）
吴介民，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