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七月解除戒严令，台湾跨过开放政治的门槛。时光流逝，人们似乎淡忘，解严前几年，这岛屿仍威权笼罩，是民间力量拨开乌云，撑持美丽岛事件受挫的民主运动，终而推倒专政的墙围。1980年代“自力救济抗争”逐日升高，挑战日益老迈的“国王”和他统辖下松脱败坏的党国机器，“警总”等军情系统失去控制。几年间一系列案件（林宅血案、陈文成陈尸台大、王迎先坠河死亡、江南被暗杀于洛杉矶）提醒人们，这还是一个让人寒颤的国家。
解严前政治氛围是“危险勿近”。政治高压使人避谈政治，但远离政治的计程车司机王迎先却死于警察刑求逼供之后“跳河自杀”。白色恐怖底下，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是无意义的。白色恐怖在民间产生一种处事文化。陈映真的小说〈夜行货车〉和〈山路〉，精确描写这种文化：因国民党移入台湾而受害的一代，满腹怨怒，但无法公开表露，只能苟且委屈求生存。热情化为“冷藏的火把”。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但这种寄托，并非鼓舞他们改革社会，而是一种结合哀怨、虚与委蛇、与认真上进的“生存之道”。
1980年代，自力救济运动中受委屈与受侮辱的人们被迫走上街头。之后，才有街头政治抗争、民进党与解严。恐惧摆脱了，这个年代成长的“野百合世代”，是被寄托希望的“下一代”。1990年三月，当万年国代要挟总统选举，学生们群聚中正纪念堂，野百合运动的意义是新的青年文化，突破了威权安定心态。
野百合受自力救济启蒙。他们唱国际歌、Blowing in the Wind、亚细亚的孤儿，也唱一只鸟仔吼啾啾。他们读马克思、列宁、韦伯、欧威尔，也读杨逵、七等生、矢内原忠雄、史明。他们在影卢、太阳系看教父、感官世界、单车失窃记、革命前夕。他们拒审稿、发行地下刊物、搞校园串联、下乡支援社区运动。有人被民进党吸引，有人参加统左读书会，有人摸黑到彭孟缉住宅围墙上喷漆。那个年代，每天都是美好的当下。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创作出引领时代前进的思想，也没有走出自己的政治道路。
二十五年后的“野草莓世代”呢？野草莓诞生于中国使者访台引发的抗争。1980年代，传统型公共知识分子展露身手，野百合继承了这个传统。如今，公共领域已经部分转化为分散、去中心的云端沟通模式。野百合成长于威权末期，对专制统治如何箝制社会与个体，记忆清晰。而野草莓成长于族群政治遗绪、金权弊案猖獗的氛围，如何形塑他们的身分认同？如何获得他们的“政治教育”？
最近和一位编辑通信，她说：陈映真笔下的“生存之道”影响真的很深，至少1980年代出生的人，家庭教育中还是有蛮大一部份“别碰政治”的概念。但原因并不是像更早之前长辈曾经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很危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逃避政治，因为它很肮脏。更晚一点， 到了也许2000年左右，我们说“关心政治的人都很狂热、很偏激”。带着这份对政治的冷感和嫌恶，我们慢慢变成“大人”。
两个世代同样与政治疏离，但野百合穿透了“政治危险”，野草莓则感觉“政治肮脏”。尽管对政治冷感，野草莓成长于安适的自由空气中。世代对照，寻觅每个人的启蒙原点，戒严时期曾提笔悼念陈文成与王迎先的商禽写下：
“在地上/找不到头/我们用脚思想/垃圾/是纷乱的命题/陷阱/是预设的结论”
“左脚/右脚/右手/左手/在茫茫的空中茫然的探索”
在禁锢的王国，头脚颠倒，是非暧昧，而陷阱竟是预设的结论，只能左右寻索，这是那个年代领悟政治教育的起点。有人说，台湾民主化后陷入锁国，何等谬论。他们老是遗忘锁国原始。一九八七渺远了，但它的时代意义刚才浮现。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