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博鳌论坛被提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经济转型问题。尽管有改革红利释放、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等利好因素，但受利率高、汇率高、负债率高“三高”问题的负面冲击，中国阶段性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加。在这样的阶段，从上到下都在思考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问题。

时代周报记者日前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探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经济增长不能以产能过剩为代价

时代周报：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5%左右”。您怎么看待这一目标？

张曙光：今年经济能有7%的增长就不错了，不一定要达到7.5%。目前我国经济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不能再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目前保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之一是增加铁路投资，但东部高铁投资明显已经过剩。我前几天坐高铁从郑州到北京，发现16节车厢只有3个车厢满座，四五个车厢上座率只有30%左右，剩下的车厢都是空的。在这个状态下，投资如何收回和盈利呢？要知道，短期内可以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就会加剧产能过剩。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能实现7%的增长就已经不错了。发达国家只有2%-3%，新兴经济体只有5%。只要7%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没有造假，想办法落在实处。要看增长的质量而不能只看增长的数字。

时代周报：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上半年的形势并不乐观，用电量、铁路运输量等数据也全面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您认为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下行的压力有哪些？

张曙光：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多，包括产能过剩、政府的债务、企业债务、房地产发展等。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增长加速，欧债危机也有转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利好因素。今年一季度贸易出口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货物旅行和虚假增长所致。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和风险不在速度上，而在结构性问题上。但媒体的报道不能只关注到7.5%这个数字和出口下降，而应该多关注经济转型和增长质量。钢铁产能已经严重过剩，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广东湛江的钢厂又开工建设？如果时私人投资和市场决策，没人会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蠢事。现在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不但要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还要想办法开拓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强大的产业基础，并且已经积累了3.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把改革开放初期的很多做法反过来操作，比如用外汇储备给国外设备贷款，让他们用贷款的钱买中国的设备，这样既可以消化一部分外汇储备，又可以增加出口，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得到缓解，同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国际化经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目前不仅钢铁、铁路等投资和产能是过剩的，而且一些新兴产业如风电、光伏太阳能也是过剩的。同时环境污染又相当严重，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这样得到的增长时有效的。例如，太阳能是清洁能源，但仅靠政府分布式的建站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如果让城市和农村的屋顶和墙壁都装上太阳能电池板，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国外的经验是，如果个人投资30%，政府补贴70%，大部分都愿意安装。如果太阳能发展起来，就可以淘汰一部分火电厂，环境就能好转。老百姓都去装太阳能电池板，比政府搞几个电站的效果要大得多了。

所以说对于过剩行业和继续发展的行业，政府应该出台不同的举措进行调整，提升经济的质量。

打破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垄断

时代周报：今年房地产业情况更加微妙，经济学家对此作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一方面，有人说10年内房地产泡沫99%可能会破灭；另一方面，有人说未来20年还会呈现发展态势，有能力买房的赶紧下手。您对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形势有何判断？您认为政府进行房地产调控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手段？

张曙光：这些年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很快，但确实有点非理性繁荣。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学生仍然没房住，也买不起房，所以需求还是很大的。但是预言房地产10年内破灭，或者可以维持20年，我认为证据都不足。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地区性市场，中国会怎样发展，需要继续观察。

现在政府确实也担心房地产行业出现问题，稳增长的投资一部分用于廉租房和棚户区改造。但仅此能否解决房地产问题呢？目前房价仍然在涨，政府越调控越涨，根本问题在体制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就不一样：老百姓叫，中央政府有压力，要调控；地方政府要政绩，要GDP，靠土地财政，所以要涨。不改变这样的治理架构和治理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我觉得问题在机制上，不在政策上。关键现在这套体制，导致政府企业化，而又一身二任，既掌握行政权力，又追逐经济利益，其行为无法约束和抑制。不改变体制和机制，政府的调控政策解决不了房地产的问题，只会让这个行业朝着更扭曲的方向走。

现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如果不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让政府从一些经济领域退出，市场就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金融行业隐藏着哪些风险？金融政策如何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够保证实现7.5%的经济增长目标？

张曙光：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也很大，问题也是出在体制和机制上，主要是政府管制过多和国有金融垄断。目前银行的利差那么大，银行只要不断扩大规模就可以赚钱，没有竞争压力，大而不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不同，国有金融不给中小企业贷款，而互联网金融专做小额融资，覆盖了传统金融没有覆盖的群体和领域，实现了老百姓的金融权力，打破了国有金融的垄断，推进了利率市场化。但现在我们又要限制互联网金融发展。无非是因为二维码、虚拟信用卡绕过了银联的支付系统，银联的支付系统不可能再从中拿利润。有人说互联网金融吸银行的血，可是银行吸老百姓的血。互联网金融把一部分血还给老百姓，这是好事。但现在限制互联网发展，叫停二维码支付。为什么要叫停？现在出台的内部文件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限定网络支付金额。实际上，这没有限制互联网公司也没有限制银行，而是限制和剥夺了老百姓的金融权利。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并非对立冲突的，而是竞争的、互补的和融合的，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也纷纷触网、融合和同化。互联网金融是金融领域的鲶鱼，加剧了金融竞争。打破金融垄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喊了多年，互联网金融一来就实现了，应该支持、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而不是限制。

改革应落实到行动上

时代周报：今年李克强总理的主旨演讲再次释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号。您怎样看待新一轮的改革？阻力和动力在哪里？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

张曙光：对于新一轮改革和十八大报告，我更看好那些具体可行的改革办法。比如说“开放二胎政策”、“取消劳教制度”、“到2020年国有企业上缴利润要增加到20%”，这些都是明确的可以实施的。

报告中也有很多亮点，但缺乏可行性。比如“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虽然这样写了，但是如何落实没有解决。如果要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转向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就要梳理一下政府要在哪些领域、哪些方面起决定作用，政府怎么退出来让市场起作用，有那些具体的办法可以落到实处。

比如，政府放掉数百项行政审批，这是政府退出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中央政府削减行政审批权，有些放给了地方，但仍在政府手中；有些放掉以后，要有人来接替、有人去实施，这就需要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如果把政府过多的职能交给社会组织，行政审批自然就消减了，但是我们又不让社会组织发展，那放给谁呢？如果放来放去又放不下，最后仍然会再管起来。所以改革不能只提出一个观点，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落实中要配套，要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悬在半空中。如果在改革上能够取得突破，今年经济增长不会低于7%，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张曙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董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