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由时间如此可怕？为什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都会被视为美德，无论这项工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么大，也无论它最终是多么没有意义？詹尼·迪斯基敦促你在可能的时候赶紧放下手中的工具。
停下你手头的工作。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停止阅读本文，也不是停止你看书时正在做的事（刷牙、吃东西、等水烧开）。我说的工作是你在对话刚开始时回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请你考虑一下将这项工作停下来的可能性。对此问题，请尝试用过去时来回答“我从前是做。。。的”。除非对方不再纠缠（正如在剑桥的一个学术聚餐会上出现的那样，一位女士在得知我是小说家后转向其他邻居，整场饭局中再没有与我说一句话），否则很可能出现下一个问题：“那么，你现在做什么？”你若想回避这个问题，不妨尝试下面的方式：如果看起来足够老，你可以说“我从前是做。。。的，现在退休了。”如果不够老，你可以说“我从前是做。。。的，现在我很有钱”。但接下来的问题有可能仍然属于“你现在做什么？”的范畴，如“你怎么打发时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有什么爱好？”如果你想回避这类闲聊（但在这种无聊的聚会上，你还能做些什么呢？），你可以说“多亏了政府的经济政策，我失业了。因为缺乏金融资源，只好用自己的爱好来消磨时间，混一天是一天。”或用既消极又有攻击性的说法，“啊，这些天我四处流浪，随便混混，饥一顿饱一顿。”
但是如果就在你说“我从前做。。。”的时候你的心突然一沉，或者在想到你可能并非你认为的那样，你的心中一阵恐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或者当你想到自己并不是正在从事的工作的身份，自己的形象已经被撕成无可名状的碎片，你会觉得可怕吗？聚会上的提问者只是另一天的你（或我），只是在纳闷我们作为有意识的人究竟要如何度过余生，而不是再次重申我们是作家、老师、出租车司机或孩子家长。托利党有关流浪乞讨的话语并不令人担忧，因为我们自己确实偶尔有这种想法，即要摆脱目的意识的束缚。我们对流浪汉的痛恨肯定是一种话语的结果，这种话语促成了我们自己对没有特定目的的生活的恐惧。
驱使我们行动的野心或许不过是填补空虚的方式，而不是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时候还渴望更多的贪得无厌的标志。对工作不可遏止的渴望或许是要掩盖我们对生活本身缺乏激情的恐惧的惊慌失措的方式。如果你是你做的事，当你不再做事而你还活着时，你是什么呢？有人并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没有完全甚至完全没有把生存等同于他们所做之事和谋生方式，但对那些觉得这是问题的多数人来说，无疑是重大问题。
如果面对“你每天都做什么？”的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也不做”会如何呢？似乎这不大可能是真的。即便你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或仰天看云彩，你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孩子们在读书或做白日梦的时候总是被警告不要无所事事。这是终生的训练，要想心理健康就必须活动，无论它有没有意义。在“什么也不做”的背后部分是人们对无聊的恐惧，就好像大部分人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做的大部分工作并不乏味一样。人们表达出来的对“创造性”工作的渴望说明他们认为做其他工作会比自己现在做的事更少些无聊。许多人说写作不是“适当的工作”。他们常常告诉我要在“退休”后写一本书。创造性工作紧张兮兮地坐在幻想生活中，一边是可怕的空闲，一边是高尚的、辛苦的生活。它被视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做些事的方法，可能防止你惊恐地逃走。
那是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从担任法国波尔多高等法院律师的岗位退休之后，在1571年选择的解决办法。他定居在自己城堡的圆形高塔的顶部，周围堆满了书。专心撰写古典修辞学的东西来消磨时间。他陷入一种忧郁，随后又陷入绝望中，于是开始写一种新奇的随笔，不是从高度抽象的角度看待俗套观点而是深入到自我的深井中探索世界的本质，而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分子。结果，这不再是退休而是重新创造的生活和形式。
托利党（其他任何政党都模仿过）确实没有创造这个观点“体面的、辛苦工作的家庭”和“奋斗者”，虽然他们似乎令人信服地创造了这些术语，其陈词滥调的语言箱子现在已经装不下了。（如果辛苦工作的家庭的话语大山能够被用来支付国家的债务就好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英国经济学家托尼（R H Tawney）可能宣称高尚的劳动话语背后的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伦理是新教徒宗教改革的文化财富。笼统地说，它在南北宗教分裂中保留在新教主义一边。肯定不是缺乏阳光阻止了西半球北部享受和受益于那些文明的午睡和“明天”（ma?anas），据说经济学家把这些当作促成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的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要探索，还有亚当（我们所有人）因为不服从而受到惩罚，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谋生。还有在农民该隐（Cain）和猎人亚伯（Abel）之间的第一此致命竞争，人人都竭力要上帝更喜欢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兄弟的。这个最初的家庭并不很诚实和体面。辛苦工作谋生或许可以追溯到最初，但是它被称为理性的堕落（Fall for a reason），它发出了作为理想生活方式对立面的信号。在宗教或者弗洛伊德内疚无所不在的地方，作为美德的工作和作为惩罚的工作或许是一回事，但它们不是。
流浪乞讨者的标签也不是最新的发明，虽然“福利国家”相对来说比较新。它是最新复述的背景（不是关于流浪而是关于社会保障网的，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单靠自己谋生）。最熟悉的对流浪汉的担忧让我们想起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中的真假穷人。该法案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如果你让贫困变得令人讨厌（因为这还不够讨厌吗？），或许比赶快冻死或饿死更糟糕，那就由济贫院提供基本生活，所以只有在最绝望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这个选择。
圣经创世记中上帝给我们工作是对我们的惩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更进一步，还要惩罚那些不愿意工作或不能工作的人。我更愿意相信那些能够把自己从上帝的折磨中解放出来的人才配得到喝彩，但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评价把穷人分为好坏及高尚者和卑贱者，轻轻松松地转变为对在当今政府的公司就业的评价，如从事咨询和IT服务的国际公司阿托斯公司（Atos），它使用标准化的问卷来决定谁在真正寻找工作却没有能力找到，谁没有足够的能力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你可能认为渴望一辈子都努力工作是统治阶级和公司对好公民的定义。
我父亲常常告诉我爷爷退休后身体和精神马上就垮下来了，他是移民，在皮蒂考特巷（Petticoat Lane）从早到晚一直忙碌地在经营着一家咖啡馆，退休后前往树荫茂密的郊区。只是时间问题，父亲给我谈到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爷爷是因为停止工作而去世的。我认为这个故事等于是那个年代的都市神话。在上帝给予的所有时间里都一直工作的体面人尽力为家人提供所需的东西（他从来不贪婪），不停地劳作，为了确保儿子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一旦从繁重的劳作中停下来，身体就垮下来，很快就死掉了。
我从来不怀疑是退休害了我爷爷。我有时候确实纳闷为什么他一直工作到死被视为美德呢？从来没有人解释，似乎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虽然当我没有能完成某种任务或活动的时候，这个励志故事常常被重复讲述。完全不考虑父亲自己工作的缺乏效率，他是犯法的骗子，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应该不会把这种职业包括在体面的勤劳的行列中。
可以提出一种论证反驳辛苦工作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的原始观点。1974年，芝加哥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出版了《石器时代经济学》。他提出的观点是“原始”社会的很多个人实际上是“原始的富裕社会”的成员，他们远非工作到死，只是为了过上肮脏的、残酷的、短命的生活。他认为在世界那些合作和社会交际非常盛行的地区，人们辛苦干几天活，如伐木、制作独木舟，然后有大量自由时间躺下来做白日梦，探索或讲故事：做“文化”或逃避工作。你或许在自己制作的独木舟上钓鱼，保存或与他人共享钓到的鱼。他们也会与你分享劳动成果，这样你可以休息几天，然后再出去干活。这些社区成员做他们需要做的事，不需要做事时就停下来。
只有当你推崇建立在所认识的赋予财富的财产基础之上的财富和地位积累观点后，你才会一直不断地工作。财富积累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当你从一个营地转向另一营地时，你不得不随身携带，或者在不迁徙的时候找到贮存和提取它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价值的观念，即超过使用价值的价值，需要时你就去搞到手，到手之后就享用它一直到需要获得更多东西时为止。
现代性没有能力抓住必要性、充分性和剩余等模式概念，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它对产生劳作意愿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缺乏了解。几年前，我参观了孤零零的圣赫勒纳岛，这是从东印度公司时期就被遗忘了的一个朴素的被人遗忘和忽略的英国海外领土。负责该岛的国际开发部（DfID）曾经有个大胆的计划，通过建设机场让这个岛能够经济独立，吸引南非有钱人乘飞机到这里“度过奢华的假期”。虽然多山的岛屿被亚麻植物所覆盖，它曾经作为可能的经济作物被引进，结果成了灾难。这里没有自然资源或工业，经常缺乏淡水，没有一个可停靠或使用的海滩和港口，岛上4000居民在不断衰老和减少。
一名从英国来旅游的国际开发部官员在2008年与我同乘一条船，（这艘专用的圣赫勒纳皇家邮船是从英国或者南非运送客人和最基本的货物如食盐、土豆到岛上的唯一手段，虽然英国行程现在已经停止）。国际开发部的官员解释说生活在岛上的人完全依靠英国一年一度的施舍（微不足道）。他说，这些圣人（他们自称）天生懒惰的例子是那些在岛上有渔船和渔网的人只是在需要时才去打渔，然后等着再需要更多鱼时才出去打渔。圣赫勒纳是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的更大规模上的效率低下家庭，他们陷入南大西洋中间，“天赐的福分生活就这样被睡过去了”。如果海岸悬崖周围有百叶窗，它会整天都放下来。
我采访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想要机场或相信它肯定成为代价高昂却没有多大价值的累赘，尤其是因为计划中的小型机场因为强旋风袭击可能导致至少在降落和起飞时异常危险。即便这个计划奏效也不怎么吸引人，全岛“效率低下的”穷人将被迫依靠为有钱人服务来谋生。只有老人会剩下，他们热爱这个岛，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退休后再返回该岛，这些人占圣赫勒纳皇家邮船返回岛屿的旅客座位的一半。
我感到纳闷的是：考虑到这些圣人占用英国纳税人的开支如此少，国际开发部官员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绞紧双手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不能继续支付应该的款项，让那些仍在那里生活的人继续生活，而无需要求整个岛屿的经济自给自足呢？圣赫勒纳的人口大概是北约克郡小镇马尔顿（Malton）的一半，我们绝不会要求该小镇自给自足的。
当然，圣赫勒纳岛有各种问题，在邮船供应到来之前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教育水平非常低，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和其余民众之间存在阶级鸿沟，缺乏自尊等。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加大支持力度和对该地历史责任的承诺而得到改善，无需把岛民眼中的天堂变成为有钱的游客服务的场所。为什么不能不打扰他们呢？有人坚定地告诉我：“因为他们有依赖性的文化。像其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一样，圣赫勒纳也必须自食其力。”我的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食其力”被留在空中，该问题显得如此荒谬和恼人，连国际开发部的人都懒得去回答。
即使那些拥有工作伦理的人也总是承认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理所应当地享受轻松随意的退休生活，在死亡之前好好享受几年安逸的日子。如果你不像我爷爷那样渴望工作，金表代表了在朝九晚五的那几十年你渴望的时间，在那个时间里你可以在花园里轻松地干些琐细的杂活，或读读书或悠闲地长途游船旅行或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这是一辈子辛苦工作所赢得的休闲时间奖励和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安慰。它相当于上帝安排的礼拜天，做事的生活模式中必然存在的值得渴望的休息天。上帝在七天中有一天从事创造世界的辛苦工作，他的高尚信徒在造船、做生意、教书或者制作瓦楞纸板盒/箱40年或者50年后获得了10年或15年的奖励。无论如何，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虽然还需要给自己好好安排一下。
在1960年，战后一代中的有些人有时间去思考相对和平、安全和财富，他们表达了对辛苦工作之后是休息和死亡的模式的怀疑，但总体上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现在，新一代人口（那些6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资本主义的内在贪婪造成的结果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客的担忧，老龄人口“由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养活”的成本，过快荒废掉的人生，时间太长而难以维持诚实的辛苦工作的经济。如果越来越差的身体还能够勉强维持，老年人可能继续工作一些时间，成本就少些。但是，让这些人继续工作的代价很高，因为他们工作时间越长，留给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就越少。
当事情似乎在这个星球的小部分如此顺利地运行了不算很长的时间后，一切都令人困惑。尤其令人困惑的是经济实际上被赌博者而不是贪污者所控制，体面的辛苦工作的家庭却需要用神话般的恶棍来供养，逃避工作的人和流浪者利用了他们的努力，防止其质疑所有这些辛苦工作和奋斗到底是为了什么。国家为了生存有理由让每个人都忙碌起来，它必须维持现状，继续维持税收，首先要破坏那些邪恶的家伙的不良企图，即让工作或其他东西在游手好闲者看来变成更加危险的东西。
有钱人、有特权者和那些满足于人生中所做之事的人（如果真有人这样）将继续退休，给自己放松和彻底休息。最顽固的人和不大可能闲下来的人将享受最后的假期。阿列克斯·弗格森（Alex Ferguson）、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甚至教皇都要退休。只有英国女王仍然在坚持，成为挡住年轻人道路的老者，成为阻碍年轻人拥有体面的辛苦工作的生活的象征。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表达对查尔斯王子的担忧，他要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色，生活中缺乏目的或许对其性格产生了不良影响。人们的担忧是，如果他最终登上王位，将会让下一位王储变成烦躁不安的、管闲事的、搬弄是非者。他无所事事却相信怪异理论，最后连自己也成了怪异理论。现代时代体面的、辛苦的工作家庭的整个问题是被那个古怪的历史异常家族温莎家族表演给我们看。
菲利普·罗斯显然很高兴不用再写小说了，似乎坐在酒吧里学习怎么使用iPhone玩得很开心。弗格森很满足地看球赛，或者不看球赛，愿意的话自己参加比赛。但总体上说，没有很多证据显示精英人士会享受快乐的退休生活。《每日邮报》汇报说荣休教皇的身体越来越差，虽然他舒服地生活在梵蒂冈弗朗西斯教皇隔壁的公寓里，由“四个投身宗教事业的妇女”照顾。玛格丽特·撒切尔没有优雅地退休；实际上，她在退休后似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之后才走上我爷爷退休的生活道路。
在我看来，即使那些在工作生活中取得最世俗的、最值得渴望的、或最令人羡慕的成功的人最后也令人失望。不然，还能怎样呢？虽然人们幻想某些成功带来的巨大满足感，但我猜想如果那是你在生活中实际做的事（不管成就是什么），到了终结之时，就完全不够了或者变样了或与你实际渴望的情况格格不入。
人生重来一次已经太晚的必然结果肯定或应该给你已经在做的任何事情上都带来阴影。只有那些希望自己像菲利普·罗斯那样写了很多书，担任过最伟大足球队的教练，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接替圣保罗担任罗马主教或天主教会领袖，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成年人或者教育一代一代孩子学会自己思考的人才可能在游戏结束时觉得这些成就已经足够。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那些这样想的人肯定烦恼不已。如果连那些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都缺乏满足感，对于那些在倒下之前一直不停地伐树、制作独木舟、钓鱼的人来说会更好吗？因为他们被告知这是“应该做的正事”，他们就像远古祖先一样知道活着不仅仅是工作，要做某些事而不是成为什么人。
不做事的休闲在我们的文化中极其可怕，所以我们把休闲切分成工作年份中小的、可管理的片段，以防休闲过多会逼得我们发疯。从而把最多的时间留到最后，模模糊糊地希望我们可以靠更早一点儿到来的死亡把我们从恐怖中挽救出来。
作者简介：
詹尼·迪斯基（Jenny Diski），最新著作是《我不了解动物之处》。
译自：Learning how to live by Jenny Diski
http://www.newstatesman.com/2013/08/learning-how-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