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多年前，常修泽教授发表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对这一新课题进行了早期探讨。2013年10月，在其凝结多年心血的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中，从全面改革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出发，把混合所有制经济定位为 “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在《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中，作者建议将“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决定》中。为什么作者如此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战略考虑？在实践中，又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此，作者于2014年3月提出了新作《混合所有制的价值再发现与实现路径》。此文内部刊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社所属《学术前沿》杂志2014年第3期(下) 作为重点文章全文发表。2014年4月1日下午，常修泽教授应邀在欧洲学院（布鲁日）的报告中，阐述了该文的主要观点，引起欧洲学者的重视。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论文摘要】

在中国全面改革的新阶段，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其新的价值追求。

作者以其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为依据，指出，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成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突破点。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应把握“产权开放”和“产业开放”两大系统。

推进产权开放，要注重“国、民、外、内，四线联动”，实现四种资本融合。其中，瞄准现有国企，通过吸引民、外、内三种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进而深化国企产权改革，是重中之重。

推进产业开放，重点是以攻坚“破垄”为主攻方向，促进民营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垄断性行业。按照作者此前提出的“结构性破垄”理论，文中提出四种方式，以供参考。

在改革中，要规范运作，严格把好“四关”。警惕有人“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责任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要防止出现“异化”，避免“双重侵吞”。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  包容性改革  价值再发现   资本融合  产权开放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的命题。 十一年前，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制定前夕，笔者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的论文 ，旨在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中国经济的“深度市场化”进程 。然而，此后的实践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深度市场化”，进展并不如人意，整个改革也处在一种“胶着”状态。基于此，笔者在2013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著作《包容性改革论》中 ，对新阶段全面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战略思考 ，其中在经济改革章的标题写道：“包容性体制的经济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新定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更为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为什么十余年后再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新的诉求？在实践中，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如何使民营资本进入“铜墙铁壁”般的垄断性行业和特许经营领域？本文拟对此进行再探讨。

一、“包容性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再发现

十多年前，笔者论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针对什么？主要是从微观经济的产权结构角度着眼的。在笔者看来，在传统的体制中，整个的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产权结构，都具有一种“反混合”特征，具体表现为“三性”：一是“单一性”，即把中国经济看成“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将非公有经济视为与公有制经济格格不入的“异已力量”；二是“封闭性”，即把社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产权结构看成是一种封闭的系统，排斥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相互渗透，更谈不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融合；三是“凝滞性”，单一性和封闭性的结果导致产权流动和交易的僵滞，这在国有产权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针对上述“三性”而言的。

上述文章发表10年来，笔者于2013年出版了《包容性改革论》 。其核心思想是“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而且试图把它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中去。具体来说：“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

如果说，十年前笔者主要是从微观产权结构视角来探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则从“包容性体制”这一更高的层面、更宏观的视野，来发掘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是公正的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产权基础。

当今世界两道“天光”十分明显：其一，“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比市场经济更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机制” ；其二，公平正义“_____民众这方面的诉求是极其强烈的。因此从制度设计来说，应建立一个带有包容性的 “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

中国现在有两个“苦于”：一苦于市场经济之不发达， 如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等；二苦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等。故此，必须作到两个“互不排斥”(市场化不能排斥公正化；公正化也不能排斥市场化)，而且还要“内在融合”。

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市场化与公正化“内在融合”的经济体制？各国都在探索。就中国来说， 既然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而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一种包容性经济体制，在财产关系上就需要一种带有包容性的经济形式与之适应。

那么，这种带有包容性的经济形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既不是单一国有制，也不是单一私有制，而是在“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兼容”的基础上，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就是一种新的有效的财产组织形式(其中，是否孕育着新的社会所有的组织形态，需观察)，从而有利于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的相互融合，这种“统一性”不是外在的统一，而是内在的统一。可以说，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基于此考虑，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专门设立了论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三节：《包容性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性破垄”：新阶段垄断行业改革新思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摆脱“斯大林模式”》（第195页-217页），以便为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的主要支撑。

第二，从社会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社会共生”体制的经济支撑

“社会共生”这一概念是笔者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提出并阐述的。书中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利益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不管你是否承认，中国社会已开始分层，甚至有逐步固化的趋势。分层与固化，已成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事件爆发的内在因素。在此情况下，为避免社会严重分裂状态，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就成为当务之急。对“社会共生”，笔者在书中表述为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是笔者基于《人本体制论》的思考。

那么，哪种财产组合形式更有利于“社会共生”呢？这就要研究利益关系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和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已经“多元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不同主体之间（此处指资本主体）利益关系的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新课题。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容纳公有资本，也可容纳非公资本；既容纳私人企业主和外资企业主的股本（这一般是富人），也可容纳企业一般员工的股本（这一般是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也可容纳各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股本（这一般是属于中产阶层，有一部分属于富人）。这些资本的相互融合、互利多赢，有利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以建立“社会共生”的新体制。

第三，从政治体制改革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新命题。

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机制有哪些？根据个人理解，应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国家权力的运行、配置、约束和监督机制；第二，独立的司法体系；第三，反腐败机制；第四，社会治理机制；第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及其有效运转，这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

这里有个“两层楼”的制度安排（即两个有联系但有区别的命题）需要点破：一层楼是国家基本制度，一层楼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属于国家基本制度层面）。正是基于此点分析，笔者认为，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费了心血，也有远见卓识的 。因为它越过了第一层面--国家基本制度的层面，而直接深入到第二层面--基本制度下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层面。从当代人类的政治文明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带有一定的普世性。提出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概念，无疑抓住了现代政治的命脉。它促使人们在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

同样，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也有个“两层楼”的制度安排问题：一层楼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一层楼是这种制度的实现形式。如同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一样，这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越过了第一层面--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而直接深入到第二层面--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属于治理层面）。而一到治理层面，基本上属于“用”的层面（不属于“体”的层面） 。这样，人类共同的文明都可以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所有制经济”同“国家治理体系”是相通的，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逻辑关系见表一）。

第四，从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部署分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寻求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破点。

当前中国的全面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艰巨的“攻坚”任务，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突破口。目前来看，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明显的突破口，同时，国企改革特别是央企改革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资料表明，现在的央企相当一部分依然是国有独资，这是下一步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能够把这些国有资本“一统天下”的企业改造为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则有利于打破“一股独占”或“一股独大”的僵持格局，真正建立产权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法人化的制度。这不仅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而且也可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整个改革棋局的关键一步。如能取得突破，则可取得“一招棋，满盘活”的显著效果。

二、产权开放：国、民、外、内，四线联动

以上探讨了新阶段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价值，下面研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问题。本节重点从“产权开放”角度探讨，下一节重点从“产业开放”角度探讨。

从产权开放角度研究，就要对中国现有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形态的市场主体，作一全面审视，然后确定若干基点和发展路径。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 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6062.38万户，实有资本总额101.2万亿元。这当中，非企业形态为4534.53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为4436.29 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98.24万户），占75%；企业形态为1527.84万户，占25%。

就企业形态的结构分析，在1527.84万户的企业中，大体分三类：企业数量最多的为私营企业1253.86万户，占82.1%；外商投资企业44.6万户，占2.9%；非私营也非外商投资的内资企业（大体为各类公有制企业和混合性企业）229.38万户，占15%。

资料来源：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 2013年12月数据）

目前，在阐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论著中，相当一部分论者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企业”之间的融合提法，笔者以为，这一提法是不太准确的。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指出，企业是资本的“载体”，企业是个“筐”，是一种财产的组织形式。 应着眼于“资本”。混合所有制，准确的说是资本的融合。此处不应用“企业”，而应用“资本”。

着眼于“资本”：在1527.84万户的企业中，除已经建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相关各种资本（如各种股份所有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各种资本）外，就独资企业的资本而言，主要为三类：即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本，民营独资企业--民营资本，外商独资企业--外商资本，另加上非企业形态的企业内部职工的股本，共四种资本力量，即国、民、外、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笔者的主张：“国、民、外、内，四线联动”。

第一条线，瞄准现有国有企业，吸引民、外、内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深化国企产权改革

当前，国有企业及其相关的国有资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本力量。根据财政部有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料，截至2013年12月末，国有企业资产累计91.1万亿元，负债累计59.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1.8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资产累计48.3万亿元，负债累计31.8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6.5万亿元。各级地方国有企业资产累计42.8万亿元，负债累计27.6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15.2万亿元。

上述“国有企业”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央企业包括：中央部门所属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113户中央管理企业，以上均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

经过35年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革，目前，混合所有制有一定进展。据了解， 截止到2012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共378家，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户。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大约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0%左右，地方国有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重稍高一些。

这里存在三个问题：(1)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尚未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的，仍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0%左右，“半壁江山”尚未混合；(2) 即使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绝大多数依然是国有控股(包括绝对控股\优势控股\有效控股)，一般参股的较少；(3)在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的，当前主要在“子企业”这一层，而中央企业母公司则寥寥无几。

据了解，在113家中央企业中，只有中国联通、中国商飞、上海贝尔、南方电网、核电科技集团等8家母公司初步搞了产权多元化。105家中央企业母公司尚未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占中央企业母公司总数的93%。即使搞的8家母公司，恐怕也并非真正吸引民间资本，而是吸引其他的国有资本（如地方国有资本或社保资金等），严格说，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相去甚远。

尽管笔者并不赞成所有中央企业母公司100%地都改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中央企业母子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仍可以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但是，中央企业母公司基本上没有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格局的事实，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这应成为新阶段改革攻坚的“重点堡垒”。

基于以上分析，立足于现有国有企业，吸引民、外、内资本进入，与国有资本融合，建议采取下列六点方略：

第一，瞄准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中尚未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半壁江山”， 吸引民、外、内资本进入，形成混合。“不可沽名学霸王”，搞“划江而治”，以至形成“南北朝”分治局面。

第二，除少数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外，多数国有企业（包括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不宜采取“绝对控股”。如确实需要控股的，可以采优势控股（51%以上），或有效控股（51%以下）方式。

第三，对于大多数不需要国有资本控制而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即由民营资本控股，或者是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由民资经营。

第四，按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行企业员工对国有企业持股。

第五，针对国资委系统内的中央企业母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寥寥无几（只占7%）的局面，确定中央企业母公司应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重点环节。

第六，国资委所属系统之外，尚有大量国有资产，如铁路系统、金融系统、烟草系统、教育系统、文化产业系统等等，其隶属于国家有关部门。这些系统的国有企业（包括母公司）也应改造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第二条线，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让国、外、内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

民营资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崛起的一支资本力量。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截至2013 年底，全国私营企业1253.86 万户，注册资本（金）39.31 万亿元，私营企业占所有企业单位数的82%以上。在上述私营企业中，大型私营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拥有的企业资产和个人财富相当可观。从实际情况看，这支队伍（包括大中小私营主）的作用并未发挥出来。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让国、外、内资本进入民营，笔者称之为“民有吸纳式”。在过去十几年的研究中，学术界多聚焦于将国有企业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而对民营独资企业改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重视不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这当中自然包括发挥非公有经济的经济活力，为民间资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这里有新的追求。

第三条线，立足于现有外资企业，让国、民、内资本与外商资本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资本（包括外国和港澳台资本）来中国大陆投资经营，已成气候。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全国市场主体发展报告》，截至2013 年底，外商投资企业44.6 万户，注册资本12.36 万亿元。鉴于这些企业已经在中国大陆扎下“营盘”，对投资环境比较了解，随着其资本扩张的需要，相信会有一部分“捷足先登”，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民企发展，是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另一股力量。

在这方面，应关注国际上从事跨国并购的外商资本力量。新世纪以来，这股力量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近年来，随着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由传统的“新设投资”方式向“跨国并购”方式的转变，并购投资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仍不理想。这就意味着，利用跨国并购方式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条线，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

企业员工参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企业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在当时的企业改制中，不少企业曾实行“员工持股式”改革。但近十来这一改革方式被“淡化”，有的地方员工持股遭到批判，中国企业改革也遇到重大挫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可以看成是对曾遭到批判的“员工持股式”改革予以“平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持股式”改革，又回到原点。

现在各类独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根据各自情况，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虽然各类企业员工拥有的私人财产数目不大，而且其私人财产也不可能全部用来参与企业资本混合，但由于人数众多，“聚沙成塔”，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对于“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形成利益共同体”更具有社会意义。

以上四条线推进，重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前两条线是重点，而第一条线是重中之重。

两条重点线实际是两种思路：一种是瞄准现有国有企业的“国企改革式”；一种是立足于现有民营企业的“民企发展式”。这两种思路并不是矛盾的和排斥的。笔者在新著《包容性改革论》一书就此提出一个基本观点-- “产权体制创新：包容国有与民营”。 “民企发展式”、 “国企改革式”，都好，看谁的竞争力和适应力更强。

马克思说过：大自然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借用马克思这个话语，笔者说，如果把“国企改革式”比作“玫瑰花”，把“民企发展式”比作“紫罗兰”，这两种鲜花不都是颇为芳香的吗？两种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不是更“令人赏心悦目”吗？

从国企改革角度，笔者倾向于第一种做法。如何把目前部分国企国有资本“一统”的这个格局打破？现在很需要把国有企业改造为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做法应该是把“筐”里的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换成民营资本。这种模式是对传统企业的一种创新。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作出结论：第一条线是重中之重。

三、产业开放： 民资入“垄”  四条途径

上一节讲“产权开放”的角度，本节换一角度，从产业开放角度，探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问题。这两个角度有联系，但有区别。而“产业开放”在中国，重点是垄断行业改革问题。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几乎每届大会都提及垄断行业改革，但看了十八大报告，发现并没有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提内容，这使笔者甚感不解和遗憾。

基于此，笔者在2013年6月完成并上报的 《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中，针对垄断行业改革的“缺位”问题，明确提出了“三不破、三破”的改革方略。

“三不破”是指：（1）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不破”，但要实行一定范围争夺市场的竞争方式；（2）真正的法令性垄断（比如 “烟草”）不破；（3）在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集中不破。

重点在“三破”： （1）过时的、假冒的，或本来就是垄断性行业中的“竞争环节”，要坚决“破垄”； （2）对不合理的行政垄断，要坚决“破垄”；（3）对阻碍和限制竞争的经济性垄断，如价格操纵、厂商串谋、垂直约束、纵向一体化、掠夺性定价和搭配销售等，要坚决“破垄”。《包容性改革论》有一节《结构性破垄：新阶段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新思维》，论述此问题。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垄断性行业问题。

论及此问题，从战略上说，首先需明确国有资本控制的几条“底线”： 第一，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第二，真正的自然垄断性环节，指具有网络系统性特征的，比如；电网、通讯网、民航网、铁路网、邮政网等（不是现在这种号称自然垄断性的行业）；第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行业；第四，承担政府特殊任务的企业。笔者将此称之为国有经济改革的“天花板”。

问题是在“天花板”底下，垄断性行业产业开放如何？从总体上判断，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现在尚未“破题”，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很不乐观。请看最新的2012年基础设施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注：城市公共交通业为2011年数据。

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要解决进入“路径”问题。这里提出以下“四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 开放“管理服务外包”。 这实际上是垄断性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经营管理权。由民营企业组建高质量的经营管理团队，去分包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就像现在酒店管理公司一样，虽不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关系，但通过“管理外包”渗透进去，推动垄断行业“经营管理权变革”。这是比较方便进入的一种方式。

第二条路径，开放“特许经营权” 。结合中国的实践，实施垄断行业特许权经营制。其实质，是由民营企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签订合同，在合同期限内，民营企业经营公共服务部门业务，获得收益，并承担商业风险以及相应的维护性投资之责任。

第三条路径，开放“新建项目产权”。这实际是在不触动原有产权格局情况下实行“增量变革”：（1）可以是部分注资，如电力、电讯、铁路、民航、邮政等领域，每年都要新上一批重大项目，过去多由国有去建，现在则鼓励民营资本往里面去注资；（2）也可以联合整体进入，如，国家将发放若干民营商业银行拍照，民营企业资本可以联合起来申请办民商银行（不是到原有国有银行去参股）。笔者获知现在多省都想申请民营的商业银行，这是一种民营资本的联合进入。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先从增量变革起步，由增量变革带存量变革，相对来说阻力和摩擦小一些，推进混合的步伐可以大一些。

第四条路径，开放“垄断企业存量格局”，让民营资本“参股”或“控股”。鉴于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传统的单一制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的产权结构”，这种方式更带有创新的意义。可以是由民营资本向现有的国有企业注资，使民营资本“参股经营”：也可以把国有企业向非公有企业整体或大部分出售，使民营资本“控股经营”。当前，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城市公共交通业等垄断性行业虽然有非公资本进入，但总的看，规模还是偏小，下一步应在增量资产和存量资产两个方面，加大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

上述四条路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地使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从国家未来的走势来看，不排除依然有国有独资的企业，也不排除有独资的私营企业，但是主流的企业应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是中国企业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后，要提出防止混合所有制的“异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于2013年12月22日， 在题为《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五大战略性问题》的报告中，就已提出 。2014年3月3日两会开始之际，笔者在发表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的理论文章，再次提出在“产权结构创新”过程中，“会不会有人借混合所有制，侵吞国资，或借混合所有制，侵吞民资？”的问题，同时，表达了笔者的忧虑和建议：“考虑到目前社会腐败情况，对此笔者有些忧虑。建议采取措施，提前预防和遏制。” 尤其要警惕党内腐败分子“假借改革以营私”，然后“倒打一耙”，把“异化”的责任扣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设计上。

为此，要严格把好四关：资产评估关、价格确定关、交易透明关、资金到位关。 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混合”变成个别人“浑水摸鱼”的机会，不仅国有资本不能被侵吞，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职工股本都不能被侵吞。对此，要规范运作、一视同仁。

来源：《学术前沿》2014年第3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