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阵儿官场整风，空气紧张，公务员昔日的灰色收入加上好些的福利都没了。虽然说，那些有实权的人，实际收入未必真的减少了，但一般公务员，的确感到了某种窘迫。这种窘迫未必影响到了生计，但短时间的落差，也委实令人难受。于是乎，公务员高薪养廉的说法，借着普通公务员的叫苦声，再次浮出水面。严格地说，是某些根本没有什么困窘的大人物，对官场整肃发起的一次反击。
中国社会，资源由权力配置，已非一日，可以说，从来如此。只是说，在王朝时代，由于政府的力量有限，无法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所以，有些资源是由地方势力，或者说士绅和绅商支配的。但官府权力配置资源，依旧是主流。
按道理说，王朝时代，官员也是一种职业，做这种职业，贪腐弄钱，本身就具有风险，而且是杀头籍没的风险。如果官员能安稳地获得丰厚的报酬，过上优裕的生活，安享尊荣，似乎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但是，在一个官府权力配置资源的社会里，对官员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有限的常数，而官员权力的扩张，却是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变数。随着王朝的延续，官员的权力会扩张得越来越厉害。没有多少官员有这样的定力，可以面对大量的钱财过手而不动心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一种没法彻底根除的弱点，官员也是人，不会具有超人的道德，但朝廷遏制贪腐，除了微弱的监察制度之外，主要就是靠提倡道德。
所以，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王朝延续越久，官员的贪腐就越是厉害。对于像明清这样，实行低俸制的朝代，官员的贪腐，混杂在大量的灰色收入之中，到了王朝末年，局面就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历史上，不是没有朝代实行过高薪养廉，唐代和宋代，就都曾经尝试过。北宋之初，官俸延续五代，比较低，但很快就涨了上来。官员的收入，有正俸、衣赐钱、禄粟、茶酒厨料钱、薪炭钱、盐钱、随从衣粮钱、马匹刍粟钱、添支钱、职钱、公使钱还要加上不时赐予的恩赏等等。而且，宋代的官职，叠床架屋，互相重叠，好些人身兼数职，但并不干数职的活，不干活，兼职的俸银也给。所以，在宋代，但凡是个官儿，就吃穿不愁。但是，宋代的官员，照样贪腐，腐败程度不让别朝，不贪不占的，只是极少数特别有操守之辈。
高薪优待官员，在一个权力配置资源的结构中，只是多给了官员一些合法收入，至于别的什么，一点都看不到。
衙门的开支，不受限制，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找各种借口从民众和市场哪里攫取，官员的职务行为中，也存在着辽阔的灰色地带，可以从中攫取各种灰色收入。在这种制度前提下，无论高薪养廉还是严刑峻法，都无济于事。像朱元璋那样，抓住贪腐的官员，剥皮萱草，也一样遏制不了贪腐。
高薪养廉和严刑峻法是古代治贪的两极，这两极措施，被证明都没有用。若要遏制贪腐，除了建构制度制约之外，最重要的是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的结构。新加坡和香港，之所以可以高薪养廉，除了惩罚措施严厉而不徇私之外，还是因为人家那里资源是由市场配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