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来梵教授按语】岁巡甲午，感慨万端！翻出二十年前在东瀛的一个不眠之夜慨然写下的这篇旧作，不禁仰天浩叹一声！少年文字，故作深沉，所抑制的一腔意气，以及胸中的万千沟壑，如今均成追忆。但“历史的因素，同样符合能量守恒转化的定律。”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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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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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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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1895年《马关条约》
第一百年的日历，终于沉重地叠压在甲午中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上了。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子孙的一员，作为置身于这个当年交战国的国度里的一介寄客，我身不由己地重读了这场战争所留下的《马关条约》的条文，内心仍然隐痛不已。这种隐痛，至今已经搓揉过几代中国人的心，而且只要这段历史不被忘却，它还将可能在下一代中国人的心上重复降临。
一百年过去了，仍然用祈使句单纯地强调人们不要忘却这一段不幸的历史，这可能有点流于老生常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当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但要记住历史，引以为鉴，还应该通过深刻地认识任何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的历史课题，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只有这种历史意义，才能真正起到借鉴历史的作用。
众所周知，被日本人称之为“日清战争”的这场战争，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和气息奄奄的大清王朝之间，最后以大清王朝非常不光彩的失败而告终。
从日本方面来看，挑起这场战争，其实是当时明治政府“脱亚入欧”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所谓“脱亚入欧”，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面对西欧列强势不可挡的入侵势力，一边学习西欧，一边转而掠夺亚洲近邻各国来壮大自己，最终跻身于西方强国之列。这种战略，很容易使人联起中国古代的两个战略名称：“远交近攻”和“避重就轻”，当然，也使人联想到“欺软怕硬”、“赴炎趋势”等一类的形容词。时至今日，亚洲近邻各国往往在许多场合仍然用这种带有“道德本体论”色彩的评价来“腹议”日本人，使之惶恐不安。当然，日本人之所以会惶恐不安，也是因为：与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日本本身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包括“道德本体论”精神在内的儒教文化的影响。这也说明：当今日本要想成为亚洲的领袖，除了经济实力以外，还不能缺少道义的力量。这也是历史给日本人留下的课题。
与明治政府相反，当时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欧列强入侵的命运，熟读经伦的朝野精英，却拘泥于“中体西用论”式的政治思维，战略上并没有雄才大略，不可不可谓“数典忘祖”。
最令人扼腕叹息是：尽管鸦片战争以后，满清王朝多次向西欧列强割地赔款，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时中国方面的经济力量，其实仍并不亚于这个东洋岛国，通过洋务运动，其军事上的实力也有所超过日本。笔者曾参观过去年夏季立命馆大学和平纪念馆举办的《日清战争》，从其具体资料中再次确认了以上的事实。为此，可以这样说：大清朝败于日本，不是没有一点偶然性的。但任何偶然性都蕴含着必然性。泱泱大国居然败于弹丸岛国，一言以蔽之，其必然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制度上有问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而满清王朝则墨守成规，昏庸无度，气数每况日下。战争爆发之前，西太后为筹款营建她的花园，不惜占用北洋水师的军费；交战之际，一部分重要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投入战役，导致敌众我寡……所有这些，不一而足，都说明了：制度上的腐败导致那场战争的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康梁推动的“戊戌变法”，正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而展开的一次制度上的改革运动。但因宫廷权力斗争，这场“改制”最终并没有成功。后来，尽管亲手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王朝推行“新政”，又进而实行“预备立宪”，先后恢复并强化了变法政策，但与日本相比，人家是“棋高一步”，我们却已是“棋输一步”了。
如果说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叹息的话，那么《马关条约》本身的条文，就更加令人击案长鸣了。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得到莫大的利益，而鸦片战争以后苦难深重的中国，则再次受到了重创。而且，这次重创，犹如一种严重的内伤，透过一百年漫长的历史，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听到自己的民族因为这次重创而发出的呻吟。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割走了台湾，使之在二战结束以前长期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给当今的台湾问题埋下一条历史的伏线。
毋庸赘言，台湾历来在亚洲地理位置上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向来困顿于幅员狭窄的日本人，对之也垂涎已久。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20年（1874）年，日本就曾借口琉球难民遇害，挑起牡丹社之战，进犯台湾，恨不得据之为己有。而当“脱压入欧”的战略既定之后，明治政府对台湾更是虎视眈眈。在当时日本帝国制定的“大陆政策”之中，征服台湾，早被列为5个具体步骤中的第一个步骤。
当时，清政府也深感台湾不可轻让。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为打消日本实施占台的意图，李鸿章曾玩弄弱者的小聪明，对伊藤博文说：“台湾为蛮烟瘴气之地，其民难治，加以有生番等凶猛化外之民”。而张之洞等人则向本岛运送兵草，以期阻挠交割。当然，这种动作和企图均完全未果。今晚，笔者在收看ABC朝日电视主办的通夜辩论节目时，听到一位台湾的来日女教师居然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台湾如弃弊履、云云。其持论充满了一种被遗弃的不满情绪。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笔者觉得：这些台湾人是先有不满情绪，然后才有那种被遗弃的错觉的。过度悲哀的历史，往往容易使人感情用事。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推进法治，发展实业，的确在这块殖民地土地上留下了一定的近代工业基础。这又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当时台湾假如留在中国版图中，只会一穷二白，而被割给日本，则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种假设，正是当前一部分日本人中出现的“侵略开发论”的潜台词，也是许多台湾人产生亲日倾向的心理基础之一。在上述的那场电视辩论会中，一位日本学者就大谈当年日本在韩国推进殖民地政策时的“业绩”。面对这种“侵略开发论”式的论调，在场的一位韩国血统的女士尚能冷静而又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而那位台湾出身的女教师却以“一个亲身体验过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台湾人”的名义，强调日本据台时期对台湾开发的贡献，并由此判断现在有80％左右的台湾人对日本抱有感恩之情。
笔者尽管不是专攻历史的，但也深知历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if（如果）”这一概念。若一定要在议论中国历史时使用这一概念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如果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台湾不被日本割据，或者干脆假设近代中国都不曾经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掠夺的话，今日的中国，也许不至于如此贫困、落后，而今日的台湾，还可能会更加富强、先进。这种假设尽管也构不成真的历史，但反正错了，也不至于要“赔款”。而作为包括台湾人在内的炎黄子孙，我们又何必去感激日本人的侵略呢？对日本采取“以恩报恩”的态度，的确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大度精神，但“大度”不可以“过度”。更何况混淆恩怨的界限，则也属于一种“偷渡”罢了！
反观《马关条约》的赔款条文，历史的事实同样令人震惊。当时的清政府对日赔偿军费高达两亿两银子（约当时的日元3亿元），又追加交付赎回辽东半岛的3千万两银子，合计两亿3千万两，大约相当于签订《马关条约》那一年（1895）年清朝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全年税收的4.8倍，是历次不平等条约中赔款最多的一次。按照《马关条约》的规定，这笔赔款在3年以内共分8次付清，但因国力不支，满清政府不得不向英德等国借贷外债，而西方列强又通过政治贷款，从中捞走了大量的好处。这次赔款，使此后的清朝政府连年赤字、元气大伤，同时也使当时的中国生灵涂炭、一蹶不振。而获得这笔巨款赔款之后，当时的日本才得以实施了金本位制，推动了产业革命。从这一点上说，当时大量的日本人都切实地得到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实惠。更有甚者，获得这笔横财之后，当时的日本又得以扩充军备，并通过发展与军需有关的工业，迅速挤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最终又反过来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
为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历史上，甲午中日战争与其后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战争是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而这两场战争，都影响着中国当今的命运。
历史的因素，同样符合能量守恒转化的定律。1989年1月3日，中国的《报刊文摘》上登出日本学者井植薰先生的一篇题为《如果日本支付战争赔偿款》一文，文中提到日清战争及这场战争的赔款问题，其中有一段话，就回荡起历史在人们的良心上所投下的回声：“假设在发表日中联合声明的1972年，日本要支付相当于当年税收的4.8倍的赔款，那么数额是50兆日元。如果真的支付赔款，现在的国民负担无疑是极沉重的，这笔账也许一直要留到孙子辈才能还清吧……”
人们之所以必须记住历史，也因为历史总是影响人们现在和未来的命运。这即使已成为老生常谈，也有“常谈”的必要。
来源：收录于林来梵教授《剩余的断想》（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