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外国王子

他是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国王之子——诺罗敦·纳拉迪波(Norodom Naladipou)。

西哈努克亲王，一九四一年被柬埔寨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为了进行政治活动的方便，一九五五年他将王位让与父亲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然后在国内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国外参与联合国活动，出席万隆会议等等。

西哈努克派儿子出国“和亲”

柬埔寨一九五三年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后，奉行中立政策。西哈努克游走于几个大国之间，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他派出几个儿子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也是为外交政策服务。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送公主出国和亲，西哈努克却派儿子出国“和亲”。一个儿子到法国，一个儿子到苏联，三个儿子到中国。

西哈努克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他还简要介绍了三位王子，并就培养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纳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

“纳拉迪波，老二，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凯玛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个小孩子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

西哈努克特别强调：“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夸为“好学而且勤奋”的纳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学生。西哈努克认为“他有前途”，但只说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外交部得知，实际上西哈努克对他寄予厚望，将来能成为人民社会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国人在纳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

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一九六〇七月，三个王子来到中国。 纳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纳拉迪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七年，汉语说得很好，常与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亲，西索瓦·莫尼盖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论辈分她们都是他的姨妈。在他们王室中，近亲结婚是常见的，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成亲。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时候没有人娇惯他，使他懂得奋斗。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团团长。他常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了女高音歌唱。

王子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

纳拉迪波对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心，常常到王府井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就向我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叫‘子教三娘’？” “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北京市是‘独立王国’？人民共和国里怎么还会有王国？”“为什么要火烧石油部？”等等，真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对他说：大字报揭发的事实没有经过核实，不要看了就信；大字报表达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注意辨别。他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在群众场合，大家喊“打倒刘少奇”，他就不举手。刘少奇到他们国家访问过，他对刘有好感。他对“打倒陈毅”特别反感。他同陈毅、张茜有所接触，对他们极为尊敬。他说：“对陈毅可以批评，不应该打倒。”一个外国的年轻人比中国的红卫兵同龄人冷静得多。

与毛主席见面  与掏粪工人同桌吃饭

一九六七年的五一节晚上，纳拉迪波也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坐的一桌离毛主席不远。毛主席走过来，可能看到一个年轻人觉得奇怪，问他：“你是谁呀？”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赶忙介绍：“他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王子。在北京大学学习。”

毛主席说：“向你父亲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问好。”

纳拉迪波说：“我除了说‘谢谢’，一时慌里慌张想不出别的话来了。”

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

留给他的印象：“毛主席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为了让他熟悉中国社会，与各方面的人士见面，我们每个星期都组织活动，去工厂、农村、部队参观访问。他的兴致很高，参观访问中常常发表感想、写下留言。他用中国的语言说：“我要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访问劳动模范时传祥，临走时，时传祥随便说了一句：“在这里吃饭吧。”他却接着说：“好吧，我们就到他们的食堂去吃饭吧。”食堂事先没有准备，只有炸酱面。他和掏粪工人同桌吃炸酱面，吃得很香，吃了五两，说：“我知道你们工人平时吃什么了。”他还要求参加劳动，外交部不同意。

参观访问中，他有时也会联想自己国内的事情。他说：“我们那里要修水库，农民和县长就闹对立。以前我以为是农民干劲不足，现在看来主要是县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造成的。”

有人知道他会唱女高音，叫喊：“王子，来一个！”他就大大方方地唱起来。他最爱唱的歌是《社员都是向阳花》。他每次都说：“我请求你们，不要叫我王子，就叫我的名字。干脆叫我小六子吧，我是老六。”

西哈努克不能接受“人民王子”

在中国学习期间，纳拉迪波每年要回柬埔寨过暑假。柬埔寨是一个封建王国，老百姓见了王室成员都要下跪。纳拉迪波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希望人民对他不要下跪。在一次体育运动会上，一个女孩突然昏倒。纳拉迪波从主席台上下来，把她送到急救站。此事引起轰动。他被称作在人民中国培养的“人民王子”。

一九六七年夏天，纳拉迪波又回柬埔寨过暑假。八月一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纳拉迪波即席发言，除了叙述他在中国亲身体验到的柬中友谊，还对文化大革命赞扬了一通。西哈努克听了十分紧张，就怕他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到柬埔寨，于是送他到法国去洗脑。西哈努克为了向中国示好，把儿子送去培养，但他又不能接受培养的结果。西哈努克不便说了，由哥沙曼王后（纳拉迪波的祖母）出面，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信，说是纳拉迪波身体不好，不能到中国去继续学习了。当然，也很礼貌地向北京大学和郭罗基教授（当时我们都是助教，一九五八年以后没有评过职称，报给柬埔寨政府的名单上却都是教授）等老师表示感谢。

一九六八年，巴黎也发生了红卫兵运动。西哈努克急召纳拉迪波回国。纳拉迪波回到柬埔寨，担任人民社会同盟机关报《柬埔寨日报》中文版主编。

金边发生政变  王子被判徒刑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从苏联到中国。在飞机场上，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告诉他：“昨天你们的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黜了你的国家元首身份。”实际上发生了一场政变。苏联显然不想留他。到了中国，西哈努克在飞机场上受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办事周到，还特地通知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的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欢迎仪式。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感激涕零，他就在中国扎下根来。政变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由首相朗诺（Lon Nol）和副首相施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领导的。西哈努克的立场由中立转向反美。他与国内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色高棉”（正式名称是“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联手，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毛泽东指示，为西哈努克提供一座新的王府。他就在中国“乐不思蜀”了。

朗诺—施里玛达政变集团将纳拉迪波和他的哥哥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就是西哈努克派到法国去学习的那位）抓了起来，扬言要处死他们，为西哈努克抵罪。后来正式进行审判，以“向敌人提供情报”的罪名判纳拉迪波五年徒刑。所谓“敌人”，就是“红色高棉”。

毛泽东支持布尔波特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红色高棉”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在丛林打游击时，重视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西哈努克从中国秘密进入根据地访问时，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取得全国政权后，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祸国殃民的结果。

在胜利前夕，柬埔寨共产党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来，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们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无效，他请出尊神毛泽东来做工作。乔·森潘、英·萨利与毛泽东谈话时，口口声声说布尔波特（Pol Pot）同志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明白了，原来潘总司令当不了家，上头还有政委。他问周恩来：“布尔波特系何方神圣？叫他来见我。”周说：“布尔波特同志不愿抛头露面。”毛说：“那就秘密访华。”

布尔波特秘密访华，由病重的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游泳池晋见毛泽东。布尔波特曾多次在中国南方的游击队训练基地学习，不但会说汉语，而且毛泽东著作读得烂熟。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篇精读过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高兴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的几本小册子对于你们确曾小有帮助。布尔波特描绘了“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复杂，我们不准备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经济国有化，教育军事化，取消薪金制，消灭三大差别，争取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更高兴了，视之为“知音”。他说，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实行了，大部分失败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泽东本来是要说服布尔波特，反被布尔波特说服了。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地干吧。”周恩来在一旁目瞪口呆。

布尔波特刚取得政权，就大胆地干起来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一天之内将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行动迟缓者，稍有不从者，往往遭到杀戮。“红色高棉”根据张春桥阐发的“全面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宪法。笼罩着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国更彻底的“全面专政”的样板。“红色高棉”掌权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方佛国”成了血腥的杀戮场。在中国尚未充分展现的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在柬埔寨走向了极致；也可以说，柬埔寨人民分担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王子在乱世中陨灭

起初听到传言，纳拉迪波失踪了。后来确知，一九七七年纳拉迪波被“红色高棉”残杀。此前，纳拉迪波还曾被指控为向“红色高棉”提供情报而受刑。“红色高棉”是一群滥杀无辜、六亲不认的恶魔。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有五人在红色恐怖中遇害。

二〇〇七年，“红色高棉”的屠夫们受到联合国在柬埔寨土地上设立的国际法庭的审判，灭绝人性、践踏文明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为柬埔寨人民也为纳拉迪波声张了正义。

纳拉迪波，如果你还在，今年应该是六十六岁了。可惜，你早在三十一岁时就离开了人间。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一个面带笑容、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怀念你！

由于纳拉迪波，我和柬埔寨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我在美国，柬埔寨凡有大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常常对我进行采访，广为传播我的言论。我的外国王子学生使我名扬海外。但我的中国“公主”学生却使我遭受厄运。

中国“公主”

她是现代秦始皇毛泽东和“红都女皇”江青之女——李讷。

李讷，一九五九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途因病休学，直至一九六五年才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是她的哲学老师。

“反革命”罪的新规定——“迫害李讷”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晚上，北大在东操场接连举行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那几天，江青、陈伯达、康生多次到北大活动，暗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授意先锋分子反工作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大会上，终于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陈伯达大讲对工作组的态度是阶级斗争问题。

江青也来强调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跑到我们家里来了！”大家都很吃惊，也很纳闷，阶级斗争怎么跑到毛主席的家里去了？全场屏息静气，听她讲下去。我站在操场的边缘，静到听得见草丛里夏虫的鸣声。她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毛岸青本来与一个护士关系很好，张少华（中文系学生，后以邵华名，称作家，又是少将，还是正军职。生子名毛新宇。）把她挤走了。江青婆婆妈妈讲了一堆家务事，然后说张少华是坏人，工作组重用坏人。还说张少华和她的妹妹张少林（也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她们的母亲张文秋，一家子都是骗子（江青没有说是否包括张少华的同母异父姐姐刘松林，刘是毛岸英的遗孀）。这些事怎么构成“阶级斗争”？她把阶级斗争的定义搞胡涂了。

第二件，她说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他们家的宝贝女儿李讷。老师怎么会迫害学生？她举出的例子是他们在北京郊区搞“四清”时，郝斌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

江青越说越激动，脸色发青，声音发抖。我远远地望见，有人扶她坐下，递上一杯水，好像还吃了一颗药。

这是江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讲话。人们颇为不解：毛主席的夫人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窃窃私语，觉得她神经不正常。北大很多人被打成“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根据就是这一天晚上的议论。

张少华、张少林姐妹俩连夜逃离北大，也不敢回家，在外流浪。

郝斌当时不在场。第二天一早，他被学生揪回北大，押上三十八楼前的“斗鬼台”，蓬头垢面，驾“喷气式”，进行批斗，从此列入“牛鬼蛇神”。

所谓“派人对李讷跟踪盯梢”是怎么回事呢？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历史系师生在顺义县天竺公社（今首都机场所在地区）搞“四清”。郝斌是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李讷是组员。李讷与郝斌在如何对待“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李讷大概听从江青的指使，主张对“四类分子”狠批狠斗。郝斌强调稳重。因为李讷身份特殊，再加上身体不好，郝斌关注她的安全和健康，明里暗里派人保护。结果，扯上争议，保护成了“迫害”。郝斌遭此飞来横祸，吃尽苦头。后来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戴稳，但他一直被排除在革命群众之外。

命运捉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方针是从“逍遥派”中提拔干部。北大的逍遥派真不多，挑出一个郝斌，不断提拔，后来当上了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恐怕他本人从未有过当党委副书记的抱负，历史系的同事也不会对他有当党委副书记的期望。郝斌因祸得福。

江青点了郝斌的名之后，确立了一条“反革命”的罪名——“迫害李讷”，北大独有，别处所无。历史系的教师，特别是教过李讷的，诚惶诚恐，都在回想与李讷的接触，有无不妥之处？

给李讷的考卷打四分也是“迫害”

第二天，聂元梓在哲学系说：“迫害李讷，昨天江青同志本来要点两个人的名，除了郝斌，另一个是谁？你们猜。”大家无从猜起，叫她“你说吧”。她转过头来对我说：“是你！”聂元梓向来说话带水份，我也并不特别在意。听她往下说：“李讷的哲学考试，你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成绩，江青同志很生气。江青同志还说：‘有人说郭罗基很有才气，我说他是修正主义苗子。’她认为你的问题比郝斌更严重。”当时流行的帽子，对掌权的是“走资派”，对知识分子中的老家伙是“反动学术权威”，对知识分子中的年轻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都是属于打倒的对象。聂元梓继续说：“我恳求江青同志，不能点郭罗基的名。他是老左派，斗争坚决。你一点他的名，陆平黑帮就高兴了。”</ div>

她似乎等着我感激一番。我说：“我给李讷的考试成绩打了四分，是‘良好’，不是‘不好’。老师给学生打分怎么叫做‘迫害’？……”孙蓬一在旁边扯扯我的衣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孙蓬一后来是聂元梓的副手，在北大号称“聂孙”。文革初期，他调到中央文革当了一阵子联络员。事后，他对我说：“从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心里的想法。这一次聂元梓的话没有水份，当时我也在场，江青同志确实是这样说的。不过，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是没有道理！反正没有点你的名，你就不要吭声了。搞不好，把你的言论反映上去，又会惹出麻烦。”

李讷“公主”，生错地方

李讷在校时，我对她的印象是不错的。当时北大的高干子弟众多，有人说，如果通知开一次家长会，可以把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请来。高干子弟中的两个学生，口碑最好，一个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李讷衣着朴素，有时穿的可能还是江青在延安时代的旧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女学生中是少有的。李讷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传说她爸对她要求极严。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的食堂没有油水，李讷想回家加点油。她爸对她说：“你不要来揩我的油，到大食堂吃饭去。”平时见到李讷，她脸上总是愁云密布。一次下课后，她和我同路，却是有说有笑，不失为真情少女，我见到了另一个李讷。公众场合的李讷和私下的李讷，好像不是同一个人。

有一天，一个同事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问起李讷。我说，她极力自我克制，个性是受压抑的。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在李自成即将破城之际，命皇后、贵妃自缢，还挥刀砍杀自己的亲生女儿——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口中念念有词：“可怜生在帝王家！”（长平公主没有被砍死。后李自成命人为她疗伤。农民起义领袖比皇帝富有人性。）我说：“你们听见没有，生在帝王之家是一种不幸。可怜的李讷公主也是生错了地方，没有正常人的喜怒哀乐。”高干子弟大部分骄横放肆，也有类似李讷这样的过于谨小慎微。这都是人性的扭曲。

那时候的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听到我这个党内的异端分子称李讷为“公主”，很刺耳。「哎，哎，不能这样说吧。」文革中，被人揭发，成了我的“反革命”罪状。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皇帝”。“伟大领袖”可以自称秦始皇，别人说了就是“反革命”。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喊出：“秦皇专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据此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这都是后话。

我看到郝斌被牵来牵去游斗，为他不平，也为自己庆幸，总算逃过一劫。谁知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得了。

批评聂元梓遭报复

赶走工作组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号称“红色政权”，聂元梓是主任。（除了中央文革，全国只有两个文化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是以阮铭为主任的中宣部文革。）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我贴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题目是《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批评聂元梓就是“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起初，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是少数，辩论了几个月，支持者越来越多，北大分裂成两大派：拥护校文革的叫做“新北大公社”，反对校文革的叫做“井冈山兵团”。这时，聂元梓就不客气了，她把当初江青要点我的名，称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等情，和盘托出。大字报越说越玄，有的说我给李讷打了三分，还有的说我给了她一个不及格。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对我说：“郭兄，你迂呀[1]，看到李讷的名字，考卷看都不用看，打个五分拉倒。反正打分又不下本钱，何必吝啬！”原来李讷的门门五分是这么来的。我教的这门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家有一座“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挨着“顶峰”，好像得五分是理所当然的，否则似有藐视“顶峰”之嫌。得了四分，怪不得“江青同志很生气”。也有“井冈山”人贴出支持我的大字报：“郭罗基一身正气，没有媚骨。他准备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诉诸公议，和你们辩论。”我并没有说要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2]。但这个大字报泄露了天机，大家知道我还保存着李讷的考卷。

勒令交出李讷考卷作罪证

军宣队进校后，一九六八年九月，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初期，造反派在历史系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李讷看到后，回去向毛汇报，毛改了一个字：“池深王八多”。以后，“池深王八多”就成了北大的标签。军宣队又加油添醋，说：“北大的王八多得腿碰腿。”地质地理系的一个学生名“王七一”，军宣队居然叫他“王八”。

我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先是办“学习班”。所谓“学习班”，实际是连续的批斗会。接着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

第一条就是“迫害李讷”，并勒令我交出李讷的考卷。

那一年学期末，讲课结束，复习一周，然后考试。李讷要求提前考试，还有一个男生也要求提前考试，都说了一些理由。我为他们另外出了一套试题。阅卷时，我认为他们两人的水平差不多，都给了四分。我知道李讷平时学习很努力，理解能力也不错，可能她没有经过复习，发挥得不是很好。过了几天，我将试卷交历史系办公室保存。教务员是一位老太太，我的无锡老乡，名顾霭如。她对我说：“李讷门门功课是五分，你给了她一个四分，她很不高兴。”我说：“是吗？我来找她谈谈。”我自以为我同她是谈得来的。李讷的试卷暂时由我保存。学生的试卷无论是由系办公室保存，或由教师保存，都只保存三个月。我找李讷，她回家了。后来我又借调到教育部，离开了学校，一直没谈成。那份试 卷不经意间三个月后也没有销毁。

提出“迫害李讷”问题，我为自己辩护：“我对李讷的印象不错，不可能发生迫害。但她的考卷只值四分。老师给学生打分，即使打错了也不能叫‘迫害’。”

后面那句话是孙蓬一同情我的时候说的。这时，由于派性作怪，他也加入了整我“迫害李讷”的行列。

是不是“迫害李讷”，关键就在于要我交出考卷。不难想象，指着考卷，他们就可以坐实“迫害”的罪名了。哲学不像数学那样对错分明，他们一定胡搅蛮缠，说李讷的答案如何精彩，我的评判如何不公，可见是“迫害”。所以这份考卷决不能拿出来，但要销毁已经晚了。文革中，如果哪家烧纸冒烟，邻居就会检举：“销毁黑材料。”如果扔到马桶里，堵了，又成问题。我只能把它转移出去。

要我交出李讷的考卷，我说销毁了。他们不信，就到我家抄家。考卷没有抄到，但又多了一条新发现的“反革命”罪行。我的家里没有一张毛主席像。他们说，人民群众热爱毛主席，到处挂毛主席像；反革命分子仇恨毛主席，所以不挂毛主席像。从反革命分子不挂毛主席像，推出不挂毛主席像就是反革命分子，逻辑上不通。文革中，只要被定为批判对象，无论怎样批判，不顾事实，不讲逻辑，都无所谓。可悲的是，我的同事都是教哲学的，居然也置逻辑于脑后。但在这种场合同他们讲逻辑是没有力量的。我以攻为守，反咬一口，说：“你们家里随便挂毛主席像，让毛主席看你们吃饭、睡觉、拉屎，这叫热爱毛主席吗？”他们说，联系到你称李讷为“公主”，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皇帝”。我说：“照你们所说，我是仇恨皇帝呀。”他们无话可说就“打态度”。反正我在历次运动中总是“态度恶劣”，不在乎了。

反毛主席，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的第三条“反革命”罪状，确实是反毛主席，但不能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校文革的反对派即反聂派在五四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内容大多涉及校内的纠纷，我也力图进行一些思想启蒙。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人民的不觉悟。但这一切都不能明说。我已经想了很久，这次找到一个机会，以批评聂元梓为由借题发挥。我先抬出权威：“马克思很赞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说法：‘伟大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是因为你自己跪着。’”然后对保聂派的人们说：“你们把聂元梓看得很伟大，也是因为你们自己跪着。”我发出一个号召：“可怜的人们，站起来吧！”在北大，这句话被传为“郭罗基的名言”。我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是站着看人还是跪着看人？我们这个反对派，不仅反聂元梓，还有一股潜在的反文化大革命、反毛泽东思想的暗流。他们都是聪明人，听懂了我的意思，狂热鼓掌。那时，为了批判刘少奇，正在放电影《清宫秘史》。影片中，奴才们见了慈禧太后就下跪，口呼：“喳！喳！喳！”从此，我们这个反对派把跪在地上看人、拥护聂元梓的那一派，称作“喳派”，聂元梓得了一个外号“老佛爷”。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喳派”岂止北大拥护聂元梓的人们，真正的“老佛爷”也不是聂元梓。

文化大革命中，谁是“伟大人物”？说聂元梓是“伟大人物”，还不够格。起初，拥护“红色政权”的保聂派只是从派性的角度来反对我，说我“把革命群众当奴才”。过了几个月，他们才品出味道来，说：“郭罗基哪里是反聂元梓，他是反毛主席！”我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承认了，必将大祸临头，极不明智；否认，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为我鼓掌的人们。经过多年党内斗争的历练，我在紧要关头尚能保持方寸不乱，批斗会上急中生智。我说：“我当时说的明明是反聂元梓。但听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现在你们说是反毛主席，那就是你们的一种理解。”他们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好说。我把球踢了回去。一时冷场，他们无以应对，就空喊“顽抗到底决没有好下场 ”之类。

专案组为我送“鸡毛信”，销毁考卷

我被关在南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原是卫生间，后来撤去浴缸、马桶，成了储藏室。现在是我的囚室，只能放一张床，再也没有活动空间了。好在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欣赏来往行人。外间住着两个看守。专案组就在楼上。我的前妻刘渝宜给我送替换衣服和伙食费，都只能交给专案组。她不知道我被关在哪里，我倒是能从窗户里看到她走进南阁。私设公堂，非法关押，连中国的王朝政治都是不允许的，在人民共和国里却是司空见惯。

几个月之间，每次总是审问两个问题：“李讷的考卷到哪里去了？”“交代你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

我对抄家早有防备，作了一番处理。章太炎逃亡时，包袱里只有手稿，别无一物。世人咸笑其痴。轮到我搜索家室时，才觉得章太炎不痴，想来想去确实只有手稿是重要的。我把它放在一个旅行包里，还有来往书信（心想假如我当“反革命”，不要连累别人），再加李讷的考卷。这个旅行包寄存在西苑中直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一个朋友家。那里是所谓“保密单位”，本来比较平静，后来也闹起来，而且卷入北京的天派、地派。我担心，如果他们那里的天派搞到了李讷的考卷，就会送交北大。我想通知刘渝宜将考卷销毁。可是谁能为我通风报信？我处在禁锢的牢笼之中，唯一的通道是专案组，只能通过他们的手来传递信息。我使出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浑身解数，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我将一副棉手套故意弄破，交专案组，说：“让我爱人补一补，补好后送来。”棉手套的夹层里藏一纸条，她伸手进去就会感觉有异物。纸条上写：“到西苑取回旅行包。途中找出考卷，撕碎，扔在河沟里。”过了一个星期，渝宜将补好的棉手套送到专案组交给我，还有一瓶炒面。我知道炒面里一定有名堂。果然，掏出一小纸片，上面有三个字：“完成了”。

专案组为我送了“鸡毛信”，他们当了义务交通员还不知道。以后提到考卷，我意味深长地说：“销毁了，千真万确，肯定无疑！”

与专案组斗法

文化大革命中，追查“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整人的杀手锏。当时有一个《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是“现行反革命”。简称“恶攻罪”。执行起来，非但“恶攻”毛主席、林副主席有罪，而且扩大到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非但“攻击”有罪，连“议论”也有罪。凭日记、书信以及关起门来的议论，等等，就可以定为“反革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历次运动都是自证其罪。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

命”，大部分也是自己“交代”出来的。一方面是可恶的专案人员进行逼供、诱供、套供，另一方面是被审查人员的天真，轻信什么“坦白从宽”。结果正是根据“坦白”来定案。

专案人员对我说：“根据你的思想，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没有看法。”这些人都有阴暗心理。他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没有看法，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没有看法，千方百计让你讲出来，给你定罪。

我说：“即使我有思想，没有言论；是言论，也不是行动。你们总是凭言论定罪。你们要我交代思想，一讲就成为言论。是不是引诱我犯错误？” 我在文革中对思想、言论、行动的关系有切身体会，所以后来才能写成文章。

我不否认我有“思想”，就是不讲，尔奈我何？

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你的材料了，就看你交代不交代。”然后就来“讲政策”：不交代，对自己、对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交代了，可以“给出路”等等。我知道，这是一种诈唬的手段。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就照你们掌握的材料处理好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对我说，你的同伙化学系某某人交代了，也揭发你了，你不交代问题就严重了。这也是专案人员常用的诈唬手段。如果从我这里挤出三言两语，又可以去诈唬某某人：“郭罗基揭发你了。”来回诈唬，诱发不实之词，成了假交代、假揭发。我回答他们：某某人交代是他的事情。是否符合事实？我不知道。尽管他揭发我，我没有什么可以揭发他。

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

掩饰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是很痛苦的。有时，我也有像张志新那样的正义冲动：“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好，我就来交代。我愿意和你们辩论，到底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渝宜了解我的心情，常劝诫我：“你要沉住气，将来有你讲话的时候，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不顾后果。”就是为了将来有讲话的时候，我才忍受暂时的屈辱。张志新光明磊落讲出自己思想，结果在“反革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直到死刑。我对张志新的心情太能理解了。一九七九年发表《谁之罪？》之后，常有人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这是我酝酿了十年才写出来的。”

专案人员不仅要我交代自己的“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还说我是井冈山兵团“议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后台。

最早进驻北大的军宣队是六十三军（四五八七部队）派出的，负责人刘信是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带来的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杨顺德，是他抓“反革命”的得力助手。这位杨处长是个獐头鼠目的“武大郎”。他找我谈话，说：“你们井冈山兵团有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每条线都通到你这里。你们的大印，我们都拿到了。……”要我交代与“四十多个反革命小集团”的“联络图”。我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这是“土八路”办案，以为“反革命小集”必有“大印”。拿到“大印”，显然是谎言。

井冈山兵团中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共产主义学会”、“马列著作学习小组”等的小团体。后来弄清楚，凡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都是拥护毛、坚持文革的正统派；凡是“马列著作学习小组”都是“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异端分子。这些“马列著作学习小组”常常向我请教理论问题，还到我家借阅书刊。在军宣队的高压之下，不少人把我牵扯出来，所以我成了“总后台”。事后，井冈山兵团的人们笑称我是“总后”。

我被关了四个多月之后，忽一日，南阁人来人往，步履匆匆，好像出了什么事。专案组对我说：“回家吧。”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问：“回哪个家？”

“回你自己的家。”

“隔离审查不是还没有做结论吗？我怎么能回家？”

“军宣队犯错误了，谁给你做结论？”

回家后才知道，在这四个多月里，北大出了大问题。住“牛棚”的和像我这样单独关禁闭的达九百多人，超过当时在校人数的百分之十。自杀的接二连三，每有自杀，就刷一条大标语：“XXX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人死了也不放过。这样的大标语，人们数了四十多条。直到翦伯赞夫妇自杀，惊动了上面，派人到北大调查，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进校，取代四五八七部队。从此，北大号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

我确实是他们要抓的“反革命”，这一次混在九百多人的“扩大化”队伍里溜号了。但第二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揪“五一六”，我又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在北大是老“运动员”。一九八二年离开北大的时候，得了一个群众评语：“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注：

[1]我的朋友李洪林和于浩成，一个自号“痴翁”，一个自号“呆公”。我提到有人说我“迂呀”，朋友们就称我为“迂夫”，与他们二位并列为三。

[2]胡平在一篇文章中说：“郭先生的个性十分刚强，有位老北大的同学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文革时期，有人贴出大字报，厉声责问郭罗基为什么在一次哲学考试中只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评了三分。这一攻击在当时真是非同小可。换上别人，不是连忙认错，就是默然忍受。但郭先生却与众不同，他找出李讷的那份考卷贴在墙上，让大家来评是否能值更高的分数。这件事我没有向郭先生求证过，但那倒是很像郭先生做事的风格。”（《于无声处听惊雷——读郭罗基先生的两篇起诉书》，《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三月号。收入胡平著《从自由出发》，第二○八——二○九页，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说我给李讷评了三分，又说我把李讷的考卷贴在墙上，等等，都是“老北大的同学 ”误传，当然并非出于恶意。

（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