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万民景仰的柬埔寨国王，另一个是神秘冷酷的革命领袖，西哈努克与波尔布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屡次交错，为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命运沉浮提供了线索。
1941年，19岁的西哈努克成为柬埔寨新任君主，登上王座不久，他就用法国殖民者赠送的“加冕礼金”在金边修建了一所学校。首批进入这所以“西哈努克”命名的学校的新生中，有一名16岁的男孩沙洛特绍。这个农民的儿子6年前来到首都，和在王宫中供职的哥哥一同生活，刚加冕的国王在他心中像天神般神圣。
在西哈努克中学，沙洛特绍结识了许多好友：乔潘森、符宁、胡荣、郎农……这些在西哈努克的“恩泽”下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少年，此刻还无法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们会走进密林、拿起武器，挑战讨人喜欢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制度。
国王资助出革命者
8年时间转瞬即逝，天资聪颖的沙特洛绍获得了赴法留学的资格，漂洋过海前往那个大革命的发祥地。最初，这位懵懂青年对文学和哲学感兴趣，但前宗主国和柬埔寨巨大的差异，开始促使他寻找“救国之道”。很快，他和同去的英萨利、乔森潘一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把全部热情倾注到对革命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上。
据一位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人回忆，立志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沙洛特绍的想法简单而坚定：“要是没有一个组织巩固、方向坚定的党，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得到贯彻……我要挺身而出，领导一个革命组织；我要成为它的总书记，把一切掌握在手中，所有的部长都要服从我的命令，由我来监督他们是不是背离了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
从1963年秋天开始，沙洛特绍担任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将自己的梦想加速付诸实践。为了保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名换姓，以“波尔”自诩。“波尔布特”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回到柬埔寨，波尔布特曾短暂地在中学任教，授课间隙不忘传播宏伟的革命理想。不过，谈到西哈努克这样的“封建残余”时，他依然高度赞扬后者在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的贡献。而在学生眼中，他和善而博学，且非常朴素，“虽然从来不说，人人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彼时，“共产党”通常与“受过良好的教育、抵制腐败和关心穷人”划等号。
1967年，一场骚乱让柬共和西哈努克政府的矛盾表面化。波尔布特遁入丛林，从此在公众视野中失去了踪迹。
艰苦的逃亡生活令波尔布特相信，只有从事武装斗争，势单力薄的柬共才能“死中求活”。熬过了靠大刀长矛充场面的草创阶段，通过在游击战中缴获政府军的武器，波尔布特羽翼渐丰。1969年底，他手下的兵力壮大到3000多人。
此时，西哈努克的权力逐渐下降，不佳的健康状况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控制力。不过，率先出来发难的是柬埔寨国内的右翼力量——1970年3月，得到美国支持的军方强人朗诺命令驻扎在越柬边境的军队发起炮击，西哈努克苦心维持的“和平绿洲”成为海市蜃楼。紧接着，在朗诺军事政变的冲击下，柬埔寨民主政府原本奉行的中庸路线也瓦解殆尽。
有点奇怪的统一战线
1970年3月18日是西哈努克终身难忘的日子。落难的他开始接受中国的庇护，在北京建立起流亡政府。
而在波尔布特看来，国内形势的巨变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遂与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携手飞赴北京。此时的波尔布特依然隐身于幕后，在范文同和中国政府谈判时，他没有露面，却从此和昔日仰慕的国王搭上了线。
之后，柬埔寨王室和红色高棉结成了“不那么自然”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朗诺政权。波尔布特并未出现在西哈努克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名单中，却是实际上掌握武装斗争进程的柬埔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很快，他向从林中的战士们下达命令：停止攻击西哈努克，打出后者的旗帜与敌人作战。此举令这支曾经单薄的革命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同时，来自北越的援助也让红色高棉获得了新鲜血液。越共不仅提供武器，还将训练有素的士兵成建制地派到柬埔寨，与柬共并肩作战。然而，随着北越的代表越来越多地参与战略制订，波尔布特对“越南兄弟”的动机产生了疑心，因此愈发不信任他人。“不能等外国势力推动革命”，“柬埔寨的革命要靠柬埔寨人民完成”成为他教育党内同志的新内容。
眼见朗诺政权逐渐陷入革命力量的汪洋大海，西哈努克产生了激流勇退的想法，一度决定在革命胜利后向红色高棉移交全部权力，自己退休并在中国度过余生。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坦承，“红色势力和被我称为蓝色势力的保守分子之间，到处充满了根本性的矛盾。我知道，自己迟早不能同红色高棉共事，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面对政治风暴无能为力
随着朗诺兵败如山倒，作为红色高棉“外衣”的民主柬埔寨政权，顺理成章地走进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同意出任新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却让关注柬埔寨局势的观察家们犯了难——这家伙究竟是谁？有人知道沙洛特绍，却无法把那个青年学生与面前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有人只听过他的化名“波尔”，更多人对波尔布特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波尔布特还是从幕后逐渐走到台前。在从林中，人们叫他“波尔兄”，“大哥大”，进入金边后，他的绰号是“党心”、“组织”；到1978年前后，他的巨幅照片出现在柬埔寨城市乡村公共空间的墙壁上。不知是柬共的隐秘作风使然，还是波尔布特本人授意，这样一场官方推动的“造神”运动，虽然看上去起了势头，却始终不温不火。
和丛林游击时代不同，夺取政权后的红色高棉毕竟需要争取国际认同，应当由一个名气足够大的人充当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显然，这个人只能是西哈努克。
1975年底，西哈努克关闭在北京的“政府总部”，回到祖国。很多随员对前国王的选择感到意外——他们对柬埔寨国内的政治风暴有所耳闻：遣散城市人口，取缔工商业，知识分子遭受严酷审查……此时的西哈努克仍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战线的主席，波尔布特为他的归国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本人却不肯现身。
红色高棉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令柬埔寨物是人非。西哈努克很快发现，新体制并没有为君主制和他本人留出位置。1976年，他想去北京吊唁周恩来，孰料被干脆地拒绝。思量再三，西哈努克“识趣地”递交了辞呈，令柬共陷入两难。最后，还是波尔布特发话同意前国王辞职，“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了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随后3年间，西哈努克被软禁在空城金边的皇宫中，每天自己打扫房间，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每当有友人甚至王室亲属来访，红色高棉一概宣称西哈努克“谢绝会客”。
与此同时，在外面的世界，夺去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政治风暴愈演愈烈。红色高棉声称，大批“外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朗诺余党”潜伏在人民中间，在保卫革命果实的名义下废除货币、捣毁寺院、强迫城市居民迁至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进而展开大清洗……尽管波尔布特等人坚称对这些行为问心无愧，后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约有40万至170万柬埔寨各族人非正常死亡。
用民主终结杀戮
有些讽刺的是，红色高棉发动政治运动的理由之一是“肃清外国影响”，其残酷统治还是被外来势力终结。1979年1月7日，越南军队攻入金边，波尔布特只得重新躲进丛林。
眼见局势不利，红色高棉又想起了幽居数年的西哈努克，授意他前往美国出席当年的联合国大会，“控诉越南的侵略”。然而，他们这回失算了——在纽约的讲坛上，西哈努克公开抨击红色高棉将他与外界隔离，指责前者“侵犯人权”。紧接着，这位有名无实的元首便策划了生平最大胆的一次逃亡（见本报10月18日A20版），摆脱了提线木偶的角色。
时光荏苒，1989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接近尾声。此时，无论柬埔寨民众、东南亚诸国和西哈努克，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对秩序充满敌意的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实际上，波尔布特从来没有放弃过夺回政权的念头。1991年，乔森潘作为红色高棉的代表之一赴法国参加谈判，并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波尔布特拿到四方签字的《巴黎协定》后，曾兴奋地对乔森潘说，“距我们夺回政权又进了一步。”
由于不满曾将红色高棉赶出金边的洪森上台，红色高棉拒绝参加1993年的全国大选，更不肯被政府军收编，双方很快又爆出武装冲突的火花。这回，希望奇迹重演的波尔布特失望了——红色高棉的血腥过去，割断了这个组织与民众的联系；多年的游击生活也激发了厌战情绪，士兵大量叛逃。这位一贯信心十足的革命者不得不承认，自由选举的成功给他带来的打击极其沉重。
在逐步落实的民主制度面前，红色高棉丧失了武装斗争的合理性。1994年，柬埔寨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那些曾和波尔布特兄弟相称的人们，纷纷抛弃领袖各奔东西。最终，波尔布特的连襟和密友英萨利率部反叛，年逾花甲的他亦身陷囹圄。
战乱、屠杀、饥饿……笼罩在柬埔寨上空的阴云渐渐消散了。1998年暮春时节，曾令整整一代人闻风丧胆的波尔布特，在一处简陋的茅草屋中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此时此刻，已经重归王位的西哈努克，正如同半个多世纪前那样，面带微笑地接受百姓的欢呼和祝福；只不过，在涌动着憧憬和崇敬的人群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少年沙特洛绍”了。
来源: 青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