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提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一重要命题的初衷，是想给走入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开出一剂良方，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却向世人昭示基于“经济冲动”的享乐主义，必将让美国资本主义失去传统合法性。其实，早在贝尔之前，马克思就对包括文化矛盾在内的资本主义矛盾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比照两者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们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有更为客观的认识。
新教伦理是促使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
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并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内实现了变革，而是整个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形成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资本主义的发展实则是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那么，何为资本主义精神呢？按照贝尔的理解，只有倡导“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核之一。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如此，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尽管“只是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因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乃是促使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关键，或者说，它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保证。就像吉登斯所言，“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两者独特地结合在了一起，这便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使得人们相信，“在一个选定的职业中有效地工作是一种义务和美德”。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于享乐主义的盛行
毫无疑问，韦伯的思想被贝尔完全地接受并不断深化，成为他论证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前提。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新教”的“宗教冲动力”，还在于一种“经济冲动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发展时期进入到了巩固时期，但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呈现出了文化领域上的困境，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以及相互敌视。这种敌视，按照贝尔的看法，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冲动力”被“经济冲动力”所遏制、统治以及掌控，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从韦伯所指认的“新教伦理”中“解放”出来，成为迎合“经济冲动力”的“邪恶”精神。这种“邪恶”精神将资本主义文化以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形式不断地在人的生活中蔓延，以至于最后不仅形诸为虚无主义，而且还导致了享乐主义。
这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包括宗教、艺术、文学等都被切割为碎片，成为了“经济冲动力”的附属工具，并显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上的衰落征兆。基于这一分析，贝尔认为，破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关键在于回归宗教，在“公共家庭”这个载体上修复已经碎片化的现代社会。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重新建立起一种宗教，即把信仰拉回到人们生活中，唤醒人们生活的意义。贝尔认为，“公共家庭”能够解决“经济冲动力”和“宗教冲动力”这两者之间的敌视，并消除它们之间的分裂，达到彼此融合的地步。
应该说，贝尔客观认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享乐主义的盛行，但是他所谓回归宗教，无非是古代“城邦意识”的回归。因而，当贝尔把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看作是重新唤起人的信仰时，他已经越来越远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越来越不懂得资本社会的现实，最终导致其“公共家庭”只能作为一个“想象中的幻象世界”罢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根源的揭示
同样是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人类的发展，马克思走出的却是与贝尔不同的道路。马克思曾指出，“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显然，贝尔走的是“观念的历史叙述”的道路，马克思走的是“现实的历史叙述”的道路，两者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考察，是以揭示资本本身的邪恶为前提的，并由此开掘出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途径，即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有两个坚实的基础，一是资本逻辑，二是现代形而上学。资本逻辑说明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离与对立；而形而上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纲领，充当着它的观念表达，并辅佐资本不断地巩固自身。不同于贝尔的是，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从资本逻辑中揭示出人的异化，包括精神的异化、文化的异化等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产生的真正根源。正是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本质的把握，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以及破解矛盾的钥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并未超出资本，资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导原则，亦即构成现代社会最为基础的原则。由此，马克思分析指出，对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任务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本身”来完成，真正要破解资本主义的全部矛盾（包括文化矛盾），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对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批判，并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与贝尔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前者是从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内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而后者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现实所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性，才是理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享乐主义）最为根本的前提。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